 数字出版的版权纠纷，几乎在产业大发展的同时进入爆发状态，这严重阻碍了数字出版产业进一步壮大。
“我不看纸质报刊却热衷于用手机浏览新闻，我不上图书馆但喜欢在网上看电子书，即使我出
差也会把书刊读物或影音文件放入iPad随身携带”“小妖”是一名“80后”女白领，她这样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以产品形态和传播渠道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数字出版产业，正改变着很多人的生活习惯。
但本刊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数字出版产业从立法环节到作者及出版商的数字传播权，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无序现象，身处产业链各方的利益博弈更是令人眼花缭乱，数字版权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由传统出版模式向数字化模式转型，已是中国出版业大势所趋。那么，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如何更有效地实施数字版权保护呢？
数字出版冲击传统产业
目前，以手机出版、电子书、数字图书馆、卫星传输以及其他多媒体业态为主的数字出版产业异军突起，重写着“出版”、“文化消费”等一批概念，而许多产业传播流程也告别了传统重新组合。
与此同时，电子阅读器、移动多媒体，iPad、汉王电纸书等新终端不断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消费体验。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0年，在我国18至70周岁成年人中，数字阅读人群达到2.525亿，数字阅读主体主要集中在40周岁以下青年人群体，18至29周岁则是数字阅读的绝对主体。
从本刊记者调查看，数字出版产业规模的快速壮大，使其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日趋明显。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以来，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增速均超过50%，2010年产值突破千亿元。
大众数字化内容消费兴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美国书业巨头亚马逊2010年二季度的电子书销量首次超过精装纸质图书。不久前，国内一批传统书店倒闭，也被视为传统出版业受到冲击的一个信号。
在不少传统出版社、音像公司等传统出版业被迫纷纷转型的同时，以互联网企业、运营商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却凭借雄厚的资金、领先的技术和得天独厚的传播渠道占尽先机。比如，搜索巨头百度推出阅读平台；国内电子商务公司当当网、京东网在2011年底相继建立了电子书平台；三大电信运营商则抢夺手机阅读市场。
“由于国内传统出版业在技术和资金实力方面落后于技术商和运营商，以致平台运营商成为目前数字出版产业中获益最多、活力最强的群体，而出版社和作者缺乏谈判话语权和定价权，往往沦为任凭渠道和平台商宰割的对象，获利甚微。”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认为，很多平台运营商凭借寡头垄断优势，没有合理考虑内容提供商的利益，前几年在数字出版产业链中，从获利占比看，都是平台商拿走了80%，出版单位拿20%，内容提供企业自然没有积极性来做。
在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一些传统出版企业负责人也坦言，目前在数字出版企业产业链中，自己已经丧失主导地位，正变成弱势的内容提供商。无论什么传播，根本的东西是内容，如果内容创造者、提供者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势必会形成对内容创造和生产者的打击，最终会伤及传播本身的价值。
“国内的数字出版由网络服务商先做出来，他们把平台做大后，传统出版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去依附他们，网络服务赚个盆盈钵满，而传统出版业却处境十分尴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出版社负责人这样说。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数字化背景下的传统出版业，必将会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有关预测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网络出版的销售额将占到出版产业的50%，而到2030年，90%的图书都将是网络版本。
版权归属模糊引发纠纷
2011年6月，有国内“数字版权第一案”之称的中华书局诉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最终以汉王科技胜诉而尘埃落定。
事件源于2009年10月底，中华书局起诉汉王科技未经许可，在其制作发行的4款汉王电纸书（国学版）产品中收录中华书局享有著作权的点校史籍，构成侵权，并向北京海淀法院起诉并索赔400余万元。
法院终审判决认为，中华书局从一开始就知道国学网的《二十四史》在市场上销售，但并未追究。在汉王科技将国学网的版本预装入电纸书后，中华书局才对汉王科技提出起诉。汉王科技主观上没有过错，也起到了其应尽的审查义务，因此，汉王科技对中华书局不造成侵权。
2011年7月初，由韩寒、李承鹏、路金波和沈浩波等作家和出版商联合发起的“作家维权联盟”公司宣告成立。同年7月20日，成立尚不足一月的联盟向百度和苹果分别发出了律师函。
据报道，在向百度发出的律师函中，作家维权联盟指控其侵犯了联盟代理的9位作家41部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至于苹果公司，作家维权联盟指控其侵犯了联盟方面代理的6位作家23部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事实上，这样的数字版权纠纷，几乎在数字出版产业大发展的同时就进入了爆发状态。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0年全国地方法院共新收著作权案件24719件，比2009年增长61.54%，而多数是数字版权纠纷。
比较典型的案件，还有“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向谷歌数字图书馆维权”、“400位学者状告超星盗版”、“盛大文学诉百度侵权”、“音著协诉百度歌词侵权”等等。
2011年8月26日上午，作家张者发出了这样一条微博：“长篇小说《老风口》数字阅读版税5万多元，刚刚到账，这使我非常意外。我被告知这仅仅是去年的，希望各位同行重视数字阅读。”
据了解，在这条微博发布的前一天，作家出版社宣布，向天下霸唱、张者、尹建莉、王晓方等80余位作家支付2010年度的数字出版稿费，共计100多万元，这也是传统出版社首次大规模向作家支付数字出版“稿费”。
在中国，像上述这些作家一样幸运的人还不多，尽管数字出版迅猛发展，而许多作家几乎无缘数字版税。即使一些国内最知名的作家，有些纸质书籍版权收入高达数百万元，而数字版权收入极少，乃至根本就没有。
“过去作家觉得网上传播自己的作品，可以提高知名度。但由于网络收费阅读、数字出版的发展，传统出版业与作者之间对数字版权归属约定不明，网络侵权盗版更为猖獗，近两年作家的维权意识已有很大提高。”张洪波认为，“在未来几年，数字版权纠纷案件数量将会处于快速上升阶段。”
产业链环节尚处分割状态
从本刊记者调查情况分析，数字版权纠纷不断，除法律法规不健全外，还与数字出版产业链各环节处于割裂状态有关。
“目前传统出版社、广播影视、互联网等产业的管理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这些传统产业内容和传播方式数字化之后，需要形成突破行业限制的新型管理和服务体系，对数字版权进行集中管理，应重点发展版权集体管理制度，支持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尽快发展起来，为权利人和产业服务。这是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张洪波认为。
“数字出版商获取数字版权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同作者、出版社一对一签约、同文著协这样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一揽子’签约、与版权代理机构购买版权。由于产业链环节处于割裂状态，‘一对一’授权难度大、代理机构欠发达等原因导致授权环节存在很多纠纷隐患，而新兴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被重视。数字版权授权体系的构建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数字出版企业的支持和权利人的积极参与。”张洪波说。
“出版社在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时，一般会要求拥有数字版权。”张洪波举例说，但现实中，出版社和作者签订的合同里，对数字版权的约定往往都不明确。要么约定不清晰，要么不公平或不合法。
张洪波解释道，合同中经常使用“数字版权”、“电子版权”、“数字化制品权”、“网络版权”、“多媒体版权”等非法律语言，而且大都没有明确具体的权利种类、作品的使用方式、传播载体、传播媒介、使用条件与结算条件、预付版权使用费、分成比例、销售数据的提供与核查、结算方式、授权期限以及日后收益的保障等，这样极易导致双方对数字版权的约定理解出现偏差，从而引发数字版权纠纷。
“最常见的现象是，作者在合同里没有把数字版权给出版社，但出版社却越权授权给数字出版企业，造成事实侵权，还有双重授权问题。手机出版、资源分享平台、数字图书馆等业态仍然存在大量侵权问题。”张洪波说。
“我国在整个数字版权保护上，还没有形成独立而严密的法律架构。”张洪波认为，数字版权保护主要还是依据《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著作权进行保护。
“目前很多法律法规的条款落后于产业发展，亟待修订完善，对于数字版权和数字出版相关条例的解释仍有待完善。”张洪波说，“在产业政策和版权行政管理方面，我国存在重产业发展、轻版权保护的现象。”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数字出版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一方面数字出版需要大量作品；另一方面使用者不知道到哪里去获得授权。而更多的作者在“不明状况”的情况下，宁可把数字版权握在手里。
在文著协和作家声讨百度文库侵权事件中，作家贾平凹作为最早联名的作家之一，他向媒体表示，“我的作品在网上很多，从没人给过我稿费，也从未打招呼。如果有网站与我联系作品的数字版权，我会考虑授权的。”
学者易中天也曾表示：“我不知道啥叫数字版权，是不是在一些合同中我就已经授权给出版社了？不知道。反正我还没拿到数字版权的一分钱，可能又失去了一栋别墅！”
“很多作家对数字版权概念不清，维权往往举步维艰。比如，在签订出版合同时，有些出版社也注明拥有数字版权。等书出版后，出版社又将数字版权有偿转让数字出版企业，而作家仅能拿到纸版书的稿费，数字版权授权后的收益对作者而言，可能仅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张洪波说。
张洪波说，即使作家发现数字版权被侵犯也很无奈。“作家个人维权不但需要面临寻找证据、公证、起诉等法律问题，还需时间、精力以及专业知识，维权成本较高。对于强势的数字出版企业来说，作家个人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人微言轻、各自为战、忍气吞声是普遍现象。”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数字出版产业链中，传统出版社地位微妙。“我们和作者签订出版合同时，一般会请作者同时授予出版社数字网络传播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总编辑助理甄强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外研社2008年就正式开展数字出版方面的业务，还专门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此项工作。“我们关注电子书、平板电脑以及手机阅读等多种形态的数字出版，并探索其与外研社自身数字化资源的结合模式。”
目前，外研社已在学校英语教学、外语学术研究以及图书馆数字资源库建设方面颇有建树。“外研社数字出版的收益与纸质出版相比，还显得微不足道。但数字出版具有很大市场前景，我们十分重视这方面的业务。”
对于与数字出版企业合作，外研社显得尤其慎重。“在未来很长时期内，传统纸质图书出版仍将是外研社的根本。”甄强说，“如今数字出版的赢利模式尚处于探索之中，而且某些电子出版产品赢利规模并不乐观。”
“因此，之前有多家数字出版企业找到外研社，商谈合作数字出版事宜，我们挑了几家实力强的合作外，其他就不了了之了。”甄强说，“在与一些数字出版企业合作的过程中，我们显得比较被动，因为对方过于强势。数字出版如何快速发展？有强大的平台和使我们产生效益，这才是吸引我们的关键因素。但是，与越强势的数字出版企业合作，我们得到的效益分成越低。”
“在数字出版纠纷中，传统出版社也处于弱势地位。”甄强举例说，“外研社曾经有一套小学教材被数字出版企业侵权，最后我们官司赢了，才获得几千元赔偿，还没有我们打官司投入的费用多，感觉维权比较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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