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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于经营，善于搜刮 治前半期，国力强盛，国库充裕，可谓“盛世”时期；但抵不住他中晚年以后毫无节制地挥霍和穷兵黩武，眼看着国库日见支绌，入不敷出。为了满足他好大喜功和粉饰太平的欲望，他非常需要一个善于理财，又能广开财路的人，而此时和坤正是适应其需要应运而生的。 和坤生性贪婪，擅于敛财。为了扩大财源，他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地进行盘剥与搜刮。他除了经营好皇室正常的收入项目（如，皇庄、内务府所开当铺和发放的高利贷等），对内务府的一些成规旧例，进行变革，减少开支，扩大内帑生息银两的数额外，就是想方设法增加皇室的额外收入。首先他把眼睛盯在了各级官吏和富商的腰包，让他们多为皇帝作些贡献。例如，（1）鼓励、奖掖百官、臣民多多“进贡”、“报效”，特别是每年皇太后、皇上和皇后过生日的时候，借着为其作寿的机会，和坤便乘机或明说，或暗示让各级官吏、富商大贾们多作“贡献”，以博得皇上欢心；（2）借着“惩贪”的名义（所谓“宰肥鸭”），扩大抄家面，尤其是对那些经管钱物的大户（如，盐政、盐商、皇商、“织造”和海关监督，以及地方握有实权的“封疆大吏”等），动不动就找茬进行“抄家”，轻而易举地把这些贪官污吏和奸商们多年搜刮的民脂民膏没收、“充公”；（3）实行“议罪银”（亦称“罚项”、“自行议罪银”和“认罪银”等）制度。这是一种非公开秘密进行的罚银制度，是皇上让臣子自行认罪，自动拿出银子，“破财免灾”的措施。在这期间，当然和坤在极力聚财、敛财的过程中，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从中捞到好处，于是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户部银库和内务府广储司，同时也有一部分装进了和坤的私囊。 当时，上至清政府中央各部、各衙门的官员，下至地方的封疆大吏（总督、巡抚）、知府、知县和盐政，以至皇商、盐商、行商和票号商们，每年都纷纷把他们搜刮来的大量钱财与稀世珍宝自觉或不自觉地拿出来一些献给乾隆皇帝，以讨其欢心和青睐。于是和坤在不大动用国库库存的情况下，满足了乾隆帝奢华享乐的需要，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使其十分自得、高兴。并且不出几年的工夫，和坤就扭转了内务府的亏空，而且还有多余的银两补充户部银库。因此乾隆帝越发觉得和坤聪颖、能干，是他得力的助手，更是值得他信赖的人。因为乾隆帝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只会吹拍，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而是要那种“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的干练之才。总之，乾隆帝把和坤看成是招财进宝的财神爷，缺钱用钱就向他要；和坤则打着乾隆帝的旗号，发号施令，改革成法，尽量捞钱取物，不但满足了皇上的欲望，也肥了自家。 和坤不但善于为乾隆皇帝广为招财进宝，而且同时他也是一个善于理家、善于经营、发财致富的能手。他敛财的方法和途径主要有三种： （1）窃取。和坤不但是个“贪官”，而且还是个“盗官”。他利用主管政府和皇家财政、物资的大权；利用乾隆帝的信任和重用，大肆向各级官吏、富商要钱、要物，确实增加了皇帝的个人收入，而且也更方便了他从中渔利和窃取。例如，每年全国有大量“贡品”进入宫禁，可是皇帝只收取其中一部分，其余部分或退回，或由和坤处理。于是他便上下动其手脚，从中渔利，进行窃取。只要他看上眼的、喜欢的物件，哪怕是已进入了皇宫，他也能千方百计把它弄出来，盗为己有。因此，在查抄和坤家的物品中，有许多东西（如，宝珠、念珠和珍稀器物）甚至比皇宫中的还要好。 （2）纳贿。和坤经常利用职权任用私人，把一些有实权、好捞钱的差事分配给他的党羽和亲信，然后再让他们以各种名义，采用不同形式向自己报效，有时一次就纳贿几万两、十几万两，甚至几十万两白银。 （3）营私。和坤在给乾隆帝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对自己个人的财富积累更加用心，千方百计到处捞钱。平日他十分注意“开源节流”，即广开财源，减少开支。除了他的妻妾儿女直系亲属等少数人，过着锦衣玉食，豪华奢侈的生活外，他对家中的佣人、使女和奴仆却十分苛刻，平日全无赏给，且经常是以稀饭充饥，还不容吃饱。他家进出的银两，除了委派亲信管家经管外，有时他还要“持筹握算”，亲自称量、过目。他家的账本由四个不识字的使女保管，而现金另设专人保存，钱账分开，不时核对。他家的许多开支花费，也“皆由下官承办，不发私财。”其次，他家兴建土木以及许多劳务工作，也尽量找不用花钱的人来承担。例如，他家修新宅第时，仅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兵，就有一千多人在他家无偿服役。和坤敛财的方法很多，路子更广。他不但大量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租；而且还在京城内外广置房产（特别是铺面房），用于出租收取房租；此外，他还利用发放高利贷，进行盘剥，收取高额利息。同时他还深知要想发大财、快发财，“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道理，从事工商业活动。他家经营的商铺、厂矿范围颇广，只要能赚钱几乎什么都干。一般是或以他本人，或利用管家、仆人的名义开当铺、钱铺（银号）、印局、账局、药铺、古玩字画铺、瓷器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店、酒店、客栈、杠房、灰瓦店，并在京西一带开办煤窑、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栓养着80辆大马车，常年从事运输业。 扶植亲信，排斥异己 和坤一人当道，全家沾光，亲朋好友乃至个别家人、奴仆也都鸡犬升天。其子丰绅殷德与乾隆帝爱女和孝十公主结为连理，此外，他家还有多人与皇室联姻；其弟和琳曾为驻藏大臣、四川总督，晋封公爵；他家的亲属，有的做了总督，有的当了巡抚，甚至连他的管家们也成了拥有10万、20万两银子的富户。与此同时，和坤深知要想地位巩固、长久，必须具有社会基础，也就是说要得到当朝有势力集团的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拉帮结伙，网罗死党；因此，他一朝权在手，便把帮来拉。他四处拉拢亲信，组织私人班底，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在这个关系网中，他培植了一批亲信，其主要骨干人物有以下几人： （1）和琳，字致斋，也是官学生出身。他最初以满洲文生员补为吏部笔帖式，后又升迁为郎中、巡漕御史、杭州织造、湖广道御史、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镶白旗汉军都统、工部尚书、驻藏大臣、光禄大夫、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察史、四川总督等，并赏用黄带、紫缰和三眼花翎，封一等宣勇公，授予云骑尉世职。嘉庆元年（1796）八月，在镇压湘黔苗民起义过程中死于湖南平陇。死后乾隆帝亲自到其家灵堂吊唁，并赐白银5000两和陀罗经被祭葬，命配飨太庙，祀昭忠祠与贤良祠，并特准其家建专祠祭奠。和琳是和坤最亲信的人之一，他是和坤一手培植和提拔起来的。兄弟配合，沆瀣一气，特别是在清军中掌握一定权力。 （2）福长安，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帝孝贤皇后的亲侄儿，大学士、军机大臣傅恒的第四子。乾隆帝对他比较喜欢，曾任正红旗副都统、武备院卿、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被封为侯爵。在与和坤共事中，福长安深受其扶植和关照，彼此结为知己。福长安甘愿做和坤的附庸和走狗，亦步亦趋的跟随和坤。他们二人在朝中拉拢帮派，结成死党，排斥、打击以阿桂为首的朝臣。 （3）伊江阿，拜都氏，满洲正白旗人。大学士永贵之子，曾在军机处行走，是和坤的亲信之一。他平时与和坤关系密切，往来频繁，彼此经常以诗唱和，沟通情感。伊江阿巴结和坤，和坤也极力培植伊江阿，推举他做了山东巡抚。 （4）苏凌阿，他塔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举人出身，曾任户部尚书、两江总督、刑部尚书和东阁大学士等职。因为他与和琳是儿女亲家，又巴结、顺从和坤，故受到和坤特别关照。他虽然年迈体弱，两耳重听，且昏庸无能，只知爱财，营私舞弊、贪污受贿、诬良为盗，无所不为，声名狼藉（他曾大言不惭地说：“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但和坤还是千方百计推举他，使其官位步步高升。 （5）景安，钮祜禄氏，官学生出身，曾任内阁中书、户部郎中、山西河东道台、甘肃按察使、河南按察使和山西、甘肃布政使、河南巡抚等职。他一向依附和坤，办事无能，只知欺压百姓，贪污中饱。 （6）明保，和坤的舅父。由于和坤的保荐，曾任湖北汉阳知府。此人一生庸庸碌碌，花天酒地，依附和坤作威作福。他的儿女亲家倭什布同在湖北作官，与和坤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在和坤的庇护下，胡作非为，鱼肉百姓。 （7）吴省兰、吴省钦，两人为同胞兄弟，吴省钦为兄，吴省兰为弟，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兄弟皆进士出身，他们曾在翰林院任职，是和坤的老师；又“系和坤私人”，彼此之间关系密切，他们情愿作和坤的党羽，为其奔走效劳，通风报信。因此，由于和坤的推荐、保举官位步步上升，曾多次任乡试主考官。嘉庆初年，吴省兰还被和坤安排在嘉庆帝身边，名为帮助皇上整理诗文，实则监视皇上的一举一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文武大员投靠和坤，向其献媚取宠，卑躬屈膝，送钱送物；有的人还恬不知耻地称和坤为“老师”。例如，征瑞、孙士毅、秦承恩、孙绶、湛露、李潢、李光云、胡长龄和蒋赐等，其中不乏总督、巡抚、盐政和知府等高官。 和坤满以为有这么多人向其靠拢，他的关系网从中央到地方，遍布全国各地，构成了“和家铺子”的班底，一旦有风吹草动，总可抵挡一阵子。可是他这个如意算盘打错了，其实这些人聚集在他周围，并不都出于真心，而他们与和坤是彼此相互利用的关系。因为当时和坤身处高位，不少人为了向上爬，屈服于和坤的淫威，心甘情愿者寥寥无几。一旦和坤垮台，这些人便树倒猢狲散了。 与此同时，凡是不依附和坤，不愿意做他的党羽，进而反对他的人，他便想尽办法进行排斥、打击、陷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现举几例：（1）阿桂，章佳氏，字广庭，原为满洲正蓝旗人，后抬旗为满洲正白旗。其父阿克敦曾为大学士。阿桂于乾隆三年（1738）考中举人，并以“父荫”授大理寺丞，官至内阁大臣、工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正红旗满洲都统、军机大臣、伊犁将军、四川总督、太子太保、翰林院掌院学士，封一等诚谋英勇公，并授予骑都尉世职。阿桂以“首辅”身份，多年来其官位都排在和坤前面，虽然实际上构不成对和坤的威胁，但和坤心里委实不舒服，可又无可奈何。因为阿桂出身显贵，办事认真，政绩、战绩均很卓著，颇得人心，可以说“德高望重”，连乾隆帝也不得不尊重他。于是多派阿桂出差在外，让其出征、治河、办案……，而把和坤留在自己身边。和坤与阿桂之间矛盾重重，阿桂瞧不起和坤，对和坤贪婪和骄横非常痛恨、鄙视，故不屑与其为伍；他们俩人虽同为军机大臣，却很少在一处办公，就是每次上朝，阿桂也要离和坤数步之远，平时很少理他。和坤时时不忘排斥、打击阿桂，一找到机会就要搞小动作。阿桂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于是在嘉庆元年（1796），以养病为由，请求“致仕”，后在家休养，第二年去逝，享年81岁，谥文成，祀贤良祠。（2）福康安，字瑶林，号敬斋，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福康安的姑母是乾隆帝的孝贤皇后。曾任云贵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成都将军、御前大臣、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和协办大学士等，并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等嘉勇忠锐公和郡王贝子。嘉庆元年（1796）夏，在镇压湖南、贵州苗民起义中，身染瘴疾而亡，死后谥文襄。福康安虽然一生高傲跋扈，生活奢靡，但颇擅长领兵作战。因此乾隆帝对他的“军功”是十分欣赏的，对他非常钟爱（传闻福康安是乾隆帝的私生子，从小养育宫中)可是他与和坤长期不和，矛盾重重，史载两人“宠权相埒，势不两立”。乾隆帝只好也采取对付阿桂的办法，于是经常派福康安出差在外，或领兵征战，或处理其他事务；把和坤留在自己身边。（3）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历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东阁大学士等官，并加封为太子太保。王杰在军机处前后十几年，此时正是和坤把持军机处，声势显赫之时，每当他看到和坤办事擅自独断，飞扬跋扈之时，除了忍让之外，有时也与和坤争一争；或者向乾隆帝“委屈陈奏”。因此和坤非常讨厌他，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找茬把他从军机处排挤出去，造谣诽谤无所不用其极；无奈乾隆帝喜欢王杰学识渊博，长相俊秀，为人正派，始终不肯让王杰离开军机处。嘉庆元年（1796），王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以足疾为借口，自己请求退出军机处，并辞去了上书房和礼部的事务。直到嘉庆四年（1799），和坤事败，他才重新出山，担任首辅。（4）董诰，字蔗林，浙江富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著名书画家。历任庶吉士、内阁学士，以及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四库全书》副总裁、上书房总师傅，并加封太子太保和太子太师。他在军机处先后四十余年，办事勤勉、认真，熟于朝章故事，深得乾隆帝赏识。他同情王杰在军机处的处境，与和坤之间也不时发生矛盾。和坤为此非常嫉恨他，曾多次找机会陷害他。 除以上数人外，受和坤排挤、打击和陷害的朝臣还有许多，如大学士、嘉庆帝的老师朱和协办大学士彭元瑞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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