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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和祠堂，当然是任何对中国乡村有兴趣的人所绕不开的。比较起来，一个祠堂和一个宗族密切相关，而家庭则更似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单元。“村落组织是由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集团和经济上互相协作的家庭集团组织”，宗族作为高于家庭的组织，而家庭视为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组织的一个分支，更容易理解中国家庭的特点。
粉墙黛瓦的建筑，斑驳的墙面，搭配著青山绿水，碧天白云，剎那间如置身山水书中；向里走去，木制的长廊，精美的木雕，古老的窗栏又仿佛回到了那些舊舊的年代，让人沈浸不知自拔。
古老的祠堂处处散发著岁月的味道，残留着年代的印记。中国的民间祠堂，在20世纪饱经战火和各种意识形态的打压后，多已分崩离析，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那些供桌上的牌位和他们背后的农村宗法结构和家庭伦理，已经坍塌，风光不再。
当然，祠堂并不是一个温馨的场所，这里不仅有血淋淋的家族故事，也有冷冰冰的中国式伦理和血缘尊卑。一方面，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将名字刻在木质牌位上，只有维系宗族男性的名字被记录，享受清明节、春节等的祭拜。所谓男系相传的团体才是“宗”。在这一点上，女人们的不平等地位被坦率地嵌入祠堂空间，并通过隆重的仪式而将“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合法化。 祠堂就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因为古代中国，作为人的纲常与作为臣子的义务脉络相通，正如《孝经》等儒家典籍一再暗示的那样，所谓“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君”，亲孝可以移植到忠君上去，或就是一体的两面。孝顺听话的孩子，将来无疑是逆来顺受臣民的好坯子，想来也是符合心理学或人性的道理。家族国家化，国家家族化，正是中国几千年统治的秘钥之一。 祠堂在乡村的作用是不可替代性，作为商讨和教育的“公共场所”。传统的中国乡村，家庭之外的集体空间主要包括祭拜的宗祠和交易的集市等，这种交流也既是一种共同生活的维系。人们也在与先人互动之中，保持着自己的敬畏和乡村的“大义”。不同家庭、宗族分支的不睦、矛盾乃至仇恨，有了一个缓冲和化解的场所，很多时候，这也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种“表演”，而是一种可替代法律诉讼的实质仲裁。其存在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据说，现在中国的村庄以每天七八十个的速度消失，或者说突变为面貌奇怪的城市。而与此同时，究竟何为城市？城市应该如何建设？人们却并没有搞清楚。历史就这样，在几笔糊涂账和机器轰鸣声中走向双重破坏。 现在为中国的乡村发展指出一条令人信服的道路，可能尚为困难。不过可能首先要做的是心存敬畏，平静反思。否则那些奔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们，迟早将会疲惫地发现，自己成了飘荡在大地之上的浮游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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