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由苏州迁到兴化？

施耐庵由苏州迁到兴化？

——莫其康访谈录

　　图/文宋人莫其康小传
　　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理事、中国商业史学会盐业史专委会研究员、泰州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泰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兴化市历史学会会长，有多部著作出版。

　　兴化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在地域文化中无疑是一朵瑰丽的奇葩

　　晚报会客厅：莫先生好！你这次来苏州参加苏州职大吴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吴文化论坛上，所做的《“自古昭阳多俊杰”成因探微》演讲，谈到许多苏北兴化与苏南苏州的渊源，感觉很有意思。因为苏州也是完全可以套上你所引用的那句“自古……多俊杰”。这种古今对照的研究方法，比较让读者喜闻乐见。
　　莫其康：谢谢！能应邀来苏州与朋友们交谈地方文化是一件非常让人快慰的事情。特别是在苏州职大吴文化研究所扛起的吴文化研究大旗感召下，我们能够就各自的积累和发现，互相交流，互为启发，是很有益的学术活动，对地方文化的发展繁荣有很大的推进作用。我们兴化古称昭阳，是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小说之乡、国际象棋之乡，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自五代设县一直到清末，计有300多人中举，考取进士100多名，其中文武状元各一名。当然，这个是比不上你们苏州的状元之乡的。我们古代文化名人，有施耐庵、郑板桥、刘熙载，当代的王振义、毕飞宇等，探析“自古昭阳多俊杰”的成因，我以为主要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还有一代先哲范文正公“流风余韵”的浸润，明初移民整合生成的优化效应，世家大族、社团组织的引领和推动，以及因运河文化而兴起的维扬文化的滋养和辐射。这之中，就有很多与苏州有渊源。我很愿意与苏州的文化人交流，也愿意与媒体朋友们交流。
　　晚报会客厅：的确，兴化与苏州有诸多的渊源。就说先生研究颇深的施耐庵，他的不朽巨著《水浒传》，被苏州批评家金圣叹誉为才子书，他的研究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请主要给我们读者说说施耐庵吧？
　　莫其康：施耐庵是中国文学史上长篇现实主义小说开山鼻祖，跻身世界大文学家之林。我们兴化是小说之乡。兴化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在地域文化中无疑是一朵瑰丽的奇葩。明清时期兴化籍作者所创作或校定的小说，名著之多，无疑在全国县级地域独占鳌头，如《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梼杌闲评》（又名《明珠缘》）等。江苏省明清小
　　说研究会原会长陈美林教授曾对我说：
　　“研究明清小说不能不研究兴化，兴化
　　是明清小说的重要基地。”中科院图书馆原馆员沈承庆先生著《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中认为：兴化于明季生有作《水浒》之施耐庵、《西游》之李春芳、《封神》之陆西星及《梼杌闲评》之李清，一地拥有四大文豪，四大名著光焰灿烂，古今中外少有，堪称“话本文学之乡”。由中宣部批准，文化部、中国文联、财政部主办，中国美协承办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2年5月25日公布的第131项选题关于“四大名著”的简介中，将“钱塘施耐庵”与“兴化施彦端”认定为同一个人：施耐庵，名耳，又名肇瑞，彦端，字子安，号耐庵。这是权威部门对主流学术成果的认可。也是我们兴化人的骄傲。

　　郑板桥也是苏州移民的后代

　　晚报会客厅：你认为兴化的明清历史，与苏州的移民有着太深的关系？
　　莫其康：对，是有着太深太深的关系。咸丰《施氏族谱·卷首·序》中说：“吾兴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大学士高榖的祖父高椿，“元末避地苏州，张士诚遣使聘之，椿度其无成也，不往。天下甫定，自苏徙兴化家焉”。李春芳，“先世句容人，迁兴化”。顾氏家族，也是宋元之际从苏州迁入，其始祖是六三公，后来家族中出现的人才，熟知的有施耐庵的好友顾逖、郑板桥的终生挚友顾于观和国学大师顾九苞、书画名家顾符稹、诗歌名家顾大信等。据《兴化成氏家谱》记载，兴化成氏也是从苏州迁徙过来。郑板桥也是苏州移民的后代，据《书带草堂郑氏族谱》记载，清时郑氏子孙在东城外万寿宫西侧筹建“郑氏宗祠”，始祖郑重一，于明洪武年间自苏州迁居兴化北城内之汪头，并供有历代牌位，郑氏至郑板桥已是第十四代。刘熙载玄孙刘年庆撰《刘熙载墓及其祖茔归葬永丰沙仁村始末》载述：“元末以前，刘熙载先祖世居苏州。张士诚兵败后，苏州阊门一带的百姓被迫举家北迁。兴化是水网地区，河道纵横，交通闭塞，自古就有‘楚水昭阳好避兵’的说法。本族先人云区公、杜孺人就是在这战乱的形势下被迫迁兴的。”对兴化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的几大家族，多有移民背景。他们多数起于陇亩，经过好多代人的努力，逐步发展起来。可以说，兴化俊彦，至少十之七八出自移民家族。明初实行的移民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兴化的经济开发和社会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发挥了脱胎换骨的优化效应。由此，明清两代兴化人才脱颖而出，当属情理之必然。兴化民间至今仍称睡觉为“上苏州”、打呼噜”为“上虎丘”的说法，反映了移民后裔睡梦中仍不忘思乡念土之情结。
　　晚报会客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实在是说得有些过于滥了，但确也是实情。你对兴化出人才的原因分析，也是不排除地理因素的。
　　莫其康：我是赞同的。兴化位于江苏中部、长江三角洲北翼，地处江、淮、湖、海之间，里下河地区腹部，东临黄海，西依运河和高邮湖，北枕淮水，南濒长江，可谓是“枕吴楚之交，襟江淮之风”，这里土壤肥沃，河网纵横，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光照适宜，被誉为“鱼米之乡”，可谓享天地之灵气，得文化之精华，是一块令人称羡的风水宝地。在这样奇特而又灵气四溢的地方，人才辈出当是自然的事。清乾隆四年进士、经学家任陈晋当年宦游他乡，每每想起家乡风景，总是油然心生“不如归去”的情结。《偶怀家乡风景》诗云：“三十六垛菜花圃，六十四荡荷花田。虽无险峻奇风景，恰得平流自在天。”“三十六垛”、“六十四荡”准确而形象地描绘了兴化的地貌特征，菜花与荷花生长其间，渐次开放，将这方水土打扮得绚丽多彩。兴化虽没有崇山峻岭，但划一叶扁舟悠然荡漾在水乡的溪流之中，这份安闲自在岂能于他乡觅得？任陈晋的这首诗真切地反映了故土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他对家乡的眷眷思念。这些富有魅力的田园、湖荡、垛湾，为养育水乡儿女提供了灌溉之便、舟楫之利、生活之需，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水土必定养一方人，自然地理环境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来说，有着无法摆脱的影响。施耐庵创作《水浒传》常以水为背景，有“锅底洼”、“荷叶地”之称的古代兴化四面环水，“五湖、七溪、五十三河、六十四荡”星罗棋布，广袤无垠、纵横交错的田园水系和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犹如《水浒传》描写梁山水泊的“周围港汊数千条，
　　四方环绕八百里”的地域气势，这里多有叫“浒”的地名，如“水浒港”、“东浒垛”、“西浒垛”、“东浒头”、“西浒头”等。从作者将《江湖豪客传》易名为《水浒传》的变化历程来看，可以看出故里地名“水浒港”对《水浒传》成名的直接影响。在明代命名的“昭阳十二景”中，东皋雨霁、胜湖秋月、沧浪亭馆、南津烟树、龙舌春云、十里莲塘、两厢瓜圃等都与水有关，充分显示了兴化水乡独特的地貌特征和水文化的无限魅力。正是家乡的水土滋育了这部作品，为作者创作这部鸿篇巨制提供了养分和素材。

　　范仲淹创建了兴化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孔庙，在庙内设立第一所“官学”

　　晚报会客厅：所以，你也认为兴化的毕飞宇，与施耐庵同样受益于这片水土，成为当代大家。
　　莫其康：毕飞宇的《平原》充满着衣胞之地水乡平原兴化的乡土气息，这是故土哺育作家的乳汁。当一缕缕情感被家乡的田田水水滋养成一种寄托时，将蕴蓄于心的情愫诉诸笔端，便是作家对家园最好的报答，同时也是自然的反馈。毕飞宇之外，还有费振钟、王干，毕飞宇无疑是领军人物。兴化籍作家众多优秀作品先后荣获全国重要文学奖项，特别是毕飞宇，中篇短篇小说作品连续问鼎“鲁奖”，长篇获得“茅奖”，之外还有中国作家大红鹰奖、英仕曼亚洲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大奖。王干的《王干随笔选》，也获“鲁奖”。这些，当然与施耐庵的文脉影响有关系，与兴化的水土有关系。
　　古代社会，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十分强烈，远胜于后代。自然条件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文化品性。兴化历史上水患不断，东有海水倒灌，西有运河与高邮湖、西北有洪泽湖水压境，境内河汊纵横，素有“洪水走廊”之称。对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的“兴化文学现象”，赵本夫认为：“多水的兴化养育了兴化才子们出色的领悟力。他们在兴化这块土地上生活和写作，兴化人的生活，其实也是中国人的生活。他们为我们再造了一个文学的兴化，其实也是为我们再造了一个文学的中国。”
　　晚报会客厅：再有一个与兴化和苏州文化教育都有大作用的人——范仲淹，也是进入了先生的视野的。请谈谈。
　　莫其康：兴化教育源远流长，办学最早、影响深远的官学当数文正公范仲淹创办的学宫。宋天圣元年至四年（1023-1026）范仲淹在西溪盐仓和兴化知县任上，政绩卓著，尤以倡建捍海堤和首建学宫闻名。他认为“国家之忧患，莫大于缺乏人才”，遂于天圣四年（1026）在兴化沧浪河畔南城外亲自创建了兴化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孔庙，在庙内设立第一所“官学”——兴化学宫,这比他在家乡苏州创办的“苏学天下第一”的苏州州学还早10多年，这也是另一种“先忧后乐”吧。兴化历史上若干个社学、书院、学堂、学校都起源于此。他倡修的“捍海堰”，使里下河地区的几百万亩良田不受海水侵蚀，百姓感其恩泽，世称“范公堤”；后人在他当年的旧丞署中建“景范堂”，以表景仰之情。“景范堂”前抱柱联曰：“是前贤听政之堂，尚有流风余韵；为后学会文之地，定多益友良师。”这位“先忧后乐”的文正公，对宋代以来兴化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在一代先哲范文正公“流风余韵”的影响下，自宋至清，历代县官传承不息，多重教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