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该怎样做女权主义者

        本来，女权主义者就是女权主义者，不应该在这个称呼之前加上性别以示区别。但是，在男性的女权主义者还属凤毛麟角的情况下，在女权主义者前面给他们加上男性两个字也未尝不可。就像科学家，当男性占据了整个科技界的江山时，如果有女性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把她称作女科学家并无不妥。

有女权小伙伴说这是性别歧视，就像新闻报道中的女司机一样。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要辩证地看，报道交通事故如果强调女司机的性别，会给公众带来错觉，所有女司机都不靠谱，而这与事实并不相符。强调女科学家的性别，至少不会让人觉得男性不适合搞科研。相反，还会给女性传递信心，只要你努力，在科研领域同样能做出出色的成绩来。

然而，在性别方面，女权主义者与科学家还是有所差异。科学领域一般不涉及性别问题，例如研究新材料新技术，谁都可以攻克这些难关，是男性是女性没有关系。而女权主义不同，它的核心是为了女性本身争取权利，虽然它斗争的对象是男权制度，但势必要触及某个具体的男性的利益。

因此，女权运动的主角永远都是女性，而男性女权主义者，虽然是女权运动的同盟者，但毫无疑问只能占据配角的地位。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之所以饱受诟病，在我看来，主要的问题就是，女性本身参与程度不高。没有女性大规模主动参与的变革，是不是真正的女权运动是值得怀疑的。

即使是女性，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比例并不多，而男性更是屈指可数。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与他本人就是女权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女权主义者必须具备敏感的性别视角，具有发现性别歧视的能力。那些说中国女性地位高到天上去的人，就是把习以为常的性别压迫当成了天然的合理。就像生育孩子，作为女权主义者就应该有自己的判断，生育不是女性的天职。

如果给自己贴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标签，然后再发表反女权的言论，这是要让人笑掉门牙的。像作家陆琪，自称女权主义者，而他的文章却是教女性挖空心思琢磨男人，以便掌握快速嫁出去的不二法门。这是典型的男权思维，与女权主义根本不搭调。女权主义是妇女本位的思想，即使谈论女性的婚配问题，打死都不会用嫁出去这个没有独立人格的词语。

男权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原本的性别压迫，早就被制度固定下来了。男权制度之所以千百年来屹立不倒，自有它奇妙的地方，那就是给被压迫的女性一定的回报，让女性心甘情愿地做男权制度的俘虏与奴隶。因此，不具备一定慧眼是察觉不到这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就像孩子的姓氏一样，本来孩子是母亲十月怀胎所生，却要随父亲的姓氏。但是，压迫毕竟是压迫，只要稍微一启蒙，女性就会恍然大悟，觉醒更是水到渠成的事。

而男性，作为男权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由于没有女性独有的切身体验，反应自然要迟钝一些。就像所谓的知名文化学者杨早，尽管标榜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尽管他听了戴锦华老师的性别课，但整整十六年，他想不明白，女性如果自愿裹脚怎么办？他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好几千字的长文，从东扯到西，从古谈到今，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那就是恢复太监制度，让他体验一下阉割的滋味。

我接触女权主义思想较晚，并且由于自身是男性的原因，深怕在这个领域的发言出现差错而贻笑大方。因此，在思考任何一个与性别有关的问题时，我都会转换一下思维，如果把我的性别做一个颠倒会怎样，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女性而言意味着什么。在同一个问题上，女性与男性相比，两者有什么不同。

杨早的《如果女性自愿裹小脚怎么办？》发表后，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驳斥与批评，当然还包括一些博友的攻击。在开放的舆论场所，这本是正常的事情。然而，杨早并没有对自己的思想做太多反省，而是迅速炮制出了一篇《女权主义者需不需要讲礼貌》的文章来进行反击。

把攻击他的博友当成女权主义者是在偷换概念，而讨论一个群体需不需要讲礼貌，本身就极不礼貌。这个论点有一个假设，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不讲礼貌，而这不是客观事实。至少，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我，并没有对他有任何不礼貌的行为。

中国的女权刚刚起步，无论是理论还是行动，自有许多不足之处。给女权运动与女权主义脸上抹黑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不怕抹黑，我相信总有正本清源的那一天。但请拜托，在抹黑女权的时候不要装着自己很懂女权的样子，否则只会徒增笑料罢了。

杨早在文章中表达，自己有推进女性权益的愿望，并且自称女性主义者（虽然他避开了女权主义者这一称呼，但两者其实就是一回事），但从他的言论以及他对女权者的态度来看，显然，他没有克服作为男性女权主义者的性别障碍。

女权主义者不是一个时髦的标签，心血来潮给自己脑门子上一贴，待到心浮气躁时再揭下来随意丢弃。女权主义者更多的是一种时代赋予的责任，要站在女性的角度思考，要争取女性群体的根本利益，要把性别最终是否平等作为衡量一个规则是否合理的天然标尺。

这些，对于自称女权主义者的男性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