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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贞观之治”可谓封建治世的经典标本。贞观朝名臣济济,仅唐太宗在凌烟阁挂像旌表的功勋卓著者就有24位,而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稽之史籍,长孙无忌是毫无异议的智臣、功臣和忠臣,也是宠臣和权臣,唐太宗的厚爱、唐高宗的倚重,无人与之比肩。与其他功臣相比,长孙无忌既是一个忠心谋国者,也是一个潜心谋身者,唐太宗曾评价他“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但恰恰是这样一个以韬晦见长的人,既尽忠于君又有功于国,且深明全身之道,最后竟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而被流放和赐死。
长孙无忌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是在“玄武门政变”中。他披肝沥胆、奔走筹划、临危不惧,帮李世民最终赢得了一场政治豪赌。当时,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已势同水火,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步步进逼,设计调开尉迟敬德等李世民部下骁将,并向李渊谗毁房玄龄、杜如晦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的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因不显山、不露水而得以留在府中。当李世民得知李建成和李元吉又定下诛杀自己的图谋时,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对策,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政变”。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政变中,长孙无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称得上是首功之人。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拥立之功,临终前仍对同受遗令辅政的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尔辅政后,勿令谗毁之徒损害无忌。若如此者,尔非复人臣。”
长孙无忌参与和主导的另一重大机隐之事是拥立唐太宗的第九子晋王李治为皇太子。晚年,唐太宗最感头痛的是太子问题,以至于痛苦得“自投于床”、“又抽佩刀欲自刺”。贞观十七年四月,太子李承乾被废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且富有才华,在朝臣中声望颇著,唐太宗曾“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第三子,唐太宗的第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从才具看,均处于劣势,但长孙无忌却“固请立晋王治”。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李泰而主张立李治呢?这里既有个人私意,同时也有出于政治考虑的公心。 从私意来讲,整个太宗朝,长孙无忌在朝臣中都荣宠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应该由一个非常倚重自己的外甥来当,而只有让离太子之位较远者得到太子之位,自己才会得到更多的尊重乃至感恩,自己的尊崇地位才会有保障。晋王李治生性仁弱,自然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他聪明绝伦,善于以才学取悦太宗,并招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纷投其门下。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心腹,绝不是他这个元勋舅父,所以不愿将李泰立为太子。从公心来讲,长孙无忌熟读经史,经历隋亡的乱世,深知守成之君若多智多欲、崇尚浮华、好大喜功,不仅群臣难以辅佐,也 容易成为国家民生之蠹害,隋炀帝就是一例。若李泰得立,他很可能会改弦更张,但其才器和君德又远不如太宗,结局极有可能危及“贞观之治”的成果。另外,唐太宗后来也感到,李泰为人凶险,若立李泰,则废太子李承乾和李治都将难以活命,而李治则较仁弱,立李治,则李承乾和李泰就容易保全。因此,在舍李泰而立李治为太子这件事上,唐太宗与长孙无忌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
由于李治仁弱,恐不能执掌社稷,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据《资治通鉴》载:“上谓群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闻之乎?’司徒无忌曰:‘太子虽不出宫门,天下无不钦仰圣德。’上曰:‘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宽厚,谚曰:‘生子如狼,犹恐如羊。’冀其稍壮,自不同耳。’无忌对曰:‘陛下神武,乃拨乱之才,太子仁恕,实守文之德;趣尚虽异,各当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苍生者也。’”后来,唐太宗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三子吴王李恪为太子,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愿陛下熟思之。”唐太宗只好作罢。后来高阳公主和房遗爱谋反案事发,其为希图减轻罪责,蓄意攀扯吴王李恪,长孙无忌将错就错除掉了李恪。
长孙无忌除以忠诚和功勋立身外,还有别人无以企及的亲。他既是唐太宗的心腹至交和股肱之臣,又是长孙皇后的亲哥哥、高宗的亲舅舅。《旧唐书》载:“太宗以无忌佐命元勋,地兼外戚,礼遇尤重,常令出入卧内。”同时,长孙无忌对太子李治也是百般呵护,在太宗面前曲意为其延誉固宠。《贞观政要》载,一次,管理皇家园林的官员惹恼了唐太宗,太宗盛怒之下就命侍卫在朝堂上当即杀掉他。当时太子李治在侧,觉得这不合法度,就急不择言地犯颜直谏。那时李治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长孙无忌担心李治的冒失会引起太宗的不快,就委婉地给他打圆场:“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斯诚古今未有。”唐太宗听后很受用,就接着话头说:“……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见朕心悦谏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谏。”长孙无忌这几句看似顺口而出的话,其实深藏玄机,既给唐太宗戴了“高帽子”,又掩饰了太子处事鲁直的不足,彰显了太子弘道循法的优良品质
古谚曰:“士无贤不肖,入仕见嫉;女无美丑,入宫遭妒。”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对此是有切身感受的。《资治通鉴》载:“无忌与上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礼遇群臣莫及,欲用为宰相者数矣。文德皇后固请曰:‘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外戚专权的“彻骨之戒”,但太宗不听。《旧唐书》载,长孙无忌也有水满则溢之戒,多次向太宗辞官、辞禄、辞爵。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其舅高士廉也“敢以死请”,太宗不准,曰:“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朕若以无忌居后兄之爱,当多遗子女金帛,何须委以重官,盖是取其才行耳。”后来太宗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宽慰他忧谗畏讥的心理。
长孙无忌对唐太宗顺情者多,逆旨者少,每次唐太宗向他征求自己的过失,他或者说“陛下无失”,或者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这一点,后世和史家多有诟病。不过,从其一身行为来看,长孙无忌是智谋忠正之臣,而非阿谀取宠之徒。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坚拒唐高宗立武昭仪为皇后这件事上,这一态度也使他一生的荣辱福祸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起初,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但是,这种君臣相得、君礼臣忠的蜜月期不可能持续很久,因为权力具有拒绝和逃避制约的本能,皇权又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的意志如果与臣下的意志不一致,只要他还能够操控实质性权力,就不可能容忍自己真正受到臣下的约束,无论这种臣下是以忠还是以亲的形式出现。当高宗的皇位逐步稳固以后,他与辅政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心理与权力冲突便开始潜滋暗长起来,最终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争议中爆发出来。武昭仪(武则天)本是太宗的才人,太宗去世后,她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后高宗将其纳入后宫,封为昭仪。她为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来的女儿嫁祸于王皇后。因王皇后无子,高宗也想废王皇后而立武氏为后。开始,高宗和武昭仪都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企图落空。《资治通鉴》载:“(上)又畏大臣不从,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珍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昭仪又令母杨氏诣无忌第,屡有所祈请,无忌终不许。礼部尚书许敬宗亦数劝无忌,无忌厉声折之。”可想而知,高宗对他是多么气恼,武昭仪在心里更是何等地痛恨他。
长孙无忌一生都长于机隐之事,历经宦海风云,老于世故,对于自己不合作态度的严重后果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他之所以义无反顾,于今推之,可能有三种考虑:一是不合礼法。高宗立武昭仪为后,无异于乱伦,有悖礼教,长孙无忌作为受唐太宗遗命的辅政大臣,不能见义不为。再者,加之他与唐太宗的特殊感情,心理上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二是有害国政。他深知唐高宗生性懦弱,而武昭仪智虑百端、性行险恶,一旦为后,必将临朝干政、牝鸡司晨,出现褒姒亡周、吕稚篡汉的局面,而他作为开国元勋,不能临难退缩,坐视不顾。三是朝中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令他不能超脱事外。王皇后和长孙无忌家族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因而王皇后的废立涉及朝局政治力量的主导地位问题,长孙无忌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最终的结果是,武昭仪的枕头风吹散了元老重臣的舍命极谏,至高无上的皇权战胜了强势的朝臣的重权,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诏废王皇后,册立武昭仪为皇后。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就授意许敬宗等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诬其伺机谋反。唐高宗竟然没参与复核(或者他根本就不打算辨明真伪),听任长孙无忌被流徙黔州,后被逼自杀。
长孙无忌的人生遭际令人慨叹:权力没有良心,没有正道可以制约的权力是人类的公害,覆巢之下无完卵,无论忠奸贤愚、亲疏贵贱、功过是非都不过是它的祭品和牺牲,凡不合权力意志者,终将难逃被强权所戕害的宿命;阴谋和权术是政治的毒药,既能用来毒杀政治对手以取得成功和荣宠,往往也会被政治对手如法炮制。披览史书,以古鉴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既是国家人民之幸,也是领导者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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