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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辞》赵孟頫的书法艺术与矛盾人格 摘要:亦是数百年来人们争议的焦点.今天,我们试图透过漫长时空的重重烟雾,给赵孟頫出仕找到一个合乎历史真实的答案,透视其出仕后的特殊心态,以洗去其清白纯正人格上的尘垢,从而客观公正地评价其人格.关键词:赵孟頫 仕元 人格在元代文人群体中,赵…… 《归去来辞》原文 ［内容摘自:http://baike.baidu.com/view/158224.htm］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舟遥遥以轻颺,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长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 试论赵孟俯的书法艺术与矛盾人格表现? ［文章摘自: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0926767.html?fr=qrl&fr2=query］ 赵孟頫,中国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之间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其诗书画皆冠绝有元一代.然而,人们对赵孟頫却有着太多的争议,只是因为他以赵宋王孙的身份出而仕元,而这一事实给他的人格涂上了永远洗刷不净的“污点”,其书法亦因此而成“奴书”、“俗书”、“软媚无骨”.这一“污点”给赵孟頫这位落魄王孙的人生蒙上了一层永恒的悲剧色彩,成为他永生解不开的愁结,亦是数百年来人们争议的焦点.今天,我们试图透过漫长时空的重重烟雾,给赵孟頫出仕找到一个合乎历史真实的答案,透视其出仕后的特殊心态,以洗去其清白纯正人格上的尘垢,从而客观公正地评价其人格. 关键词:赵孟頫 仕元 人格 在元代文人群体中,赵孟頫是人们公认的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他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书画大师,柯思九曾语:“国朝名画谁第一,只数吴兴赵翰林.”同时,他也是元初诗坛一大泰斗,集诗、词、乐、律、书、画、考古于一身的“一代宗师”.80年代,世界天文组织以赵孟頫之名字为水星上的环形山命名,更令他成为一位世界知晓的文化名人.关于他的诗文,元《赵孟頫集》就收录了474首,还不包括他散见在地方史志、书画著录和文集笔记中的那些诗词文斌,他的诗历来有“清新俊丽,奔放自由”、“流转圆润,直抒胸臆”、“珊瑚玉树,自足照映清时”之誉.在当时南方的文人士大夫中,他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即使与北方文人士大夫相比,也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因其以宋室之亲仕元之举,许多人对他的人格颇多微词.“出仕胡元”、“不隐江南,念恋大都的繁荣和名位”等许多帽子扣到了赵孟頫的头上,甚至“薄其书画”,认为其书法为“奴书”、“俗书”、“软媚无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书说家傅山贬斥赵无骨气无品行的一段议论,则使人们对赵人格印象愈加牢固.傅说:“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欲乱真.此无它,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孤棱难近,降而匪人游,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此后,书论家为论证人格即书格,不加分析,不厌其烦地屡屡以赵为例,从而使一代大家赵孟頫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扭曲.更有甚者,今存明初瞿佑《归田诗话》里之无名和尚题赵孟頫所书《归去来辞》更为快捷,诗云:“典午山河半已墟,蹇裳宵逝望归庐.翰林学士赵公子,好事多应醉里书.”又元人虞堪《题赵子昂苕溪图》亦批评道:“吴兴公子玉堂仙,写出苕溪似辋川.回首青山红树下,那无十亩种瓜田.”显然也是说赵孟頫未能像东陵候召平那样宁愿种瓜为生也不愿意出仕新朝的气节. 但当我们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赵孟頫仕元并非是“失节”这样一个词语的含义就能够解释得清楚的,多种纷繁复杂的原因造成了赵孟頫仕元这一行为. 其一是谋求起码的生存条件.赵孟頫仕元之前,蒙古族骠悍的铁蹄如汹涌的钱塘江水闯进了南宋都城杭州.于1279年恭帝降元结束了中国数百年的分裂局面,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了.吴兴的赵也从贵族论为平民,他幼年丧父,由其母邱氏拉扯长大.邱氏系偏房,母子在赵家的地位可想而知.作为一名家境并不富裕的封建知识分子,其生活来源除官俸外,难以有足以支撑家庭开支的其它经济收入.因而家境日益败落,生活举步维艰.“何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我相信,这是赵氏当时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仕元经济上的客观原因. 其二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赵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年十四,因父荫补官”.[3]应该说在初涉人生的赵孟頫面前铺展着一条风正帆悬般的坦途.然而好景不长,蒙古铁蹄终于踏碎了大宋的山河,随即亦轰毁了赵一切美好的理想.自幼从名儒学习中国典籍的赵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侵染,不难想象,儒家积极入世企图兴邦治国以建功立业的思想是赵孟頫思想的主流.宋亡时,他年仅二十五岁,“家居,益自力于学”.闲居吴兴以读书画乐自娱毕竟是暂时的、无可奈何的退路,赵孟頫并不欣赏这种闲适的生活方式,时时萦绕在年轻赵孟頫心中的仍然是寻找人生的出路. 作为元一代“经济文章冠一时”的赵孟頫,不仅仅是穿衣吃饭的常人,而且更是一个胸怀大志,且又有济苍生权天下的大本领的国家栋梁.可是出路在哪里呢？方舟不可渡,使我空展转；“念此每不乐,天路何由寻”,方舟难渡,天路无寻,前途如渺渺烟波,在这种进退维古的境地中赵内心的苦闷惆怅在其诗作中一再流露出来:“顾瞻靡所骋,忧心如捣”；“如何当秋夕,怆令人悲；”“他年风雨夜,来听龙吟愁”,秋思悲心,化不开,驱不散,这是当时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通情绪.“美人在何许,忽若阻山啊.攀条弄白日,常恐岁蹉跎”,《春思》这正是赵孟頫的愁结所在——赵不是浑浑噩噩之徒,他欲有所作为,唯恐蹉跎岁月,空掷光阴.只有珍惜青春,热爱生命,积极进取的年轻士夫才有如此强烈的使命感,如此真切的忧患意识！ 机会终于来了,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待御史程钜夫奉诏受访遗逸于江南,赵孟頫成了受圣宠眷顾的二十四名士人之第一人.应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这机遇面前,我相信,很少人会无动于衷.对于赵,或继续赋闲,或接受召唤,这当然是两难选择.然而,他还是选择了出仕.之所以作如此选择,赵氏在《送吴幼清南还序》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甘心草菜岩穴之间,老死而不悔,岂不畏天命而悲人穷哉！诚退而省吾之所学于时有用耶？无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则吾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矣,非苟为是栖栖也”；既然“造物者不吾舍也,而吾岂有用者,”那么赵的出仕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此时科举考试已废数十年,而汉人尤其是南方人的地位极端低下,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凡欲施展抱负者,出仕便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我们实在没有太多的理由对赵孟頫这位“贰臣”求全责备.当然,他可以仿效那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中国四世纪的田元诗人陶潜,也可象当时的郑思肖、龚开、钱选等画家隐而不仕.然而,一个在闲居的苦闷与忧愁中挣扎了多年、心怀鸿鹄之志,欲有作为的青年,难道应该抱残守缺,为那个悲剧的时代殉葬吗？正如黄时鉴先生在其《元朝史话》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青年赵孟頫另有想法.”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赵孟頫认为,求志与达道相比,达道才是读书人的目的.’因此,在精明强干、知人善任、礼贤下土可以有一代英王之称的元世祖忽必烈再三派人到江南求贤之时,他才决心出任.在《赠别夹谷公》一诗中,他按照传统文人借物喻怀的做法,十分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志向:“青春蕙兰花,含英在中林.春风不披拂,胡能见幽心.”对此,黄时鉴先生曾很中肯地评价道:“这似乎符合了程颐的一个思想:'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观其乱而不救？！’ 其三是对南宋政权的彻底绝望和对新政权思想上的认可.对于南宋的灭亡,赵孟頫内心是悲伤的.他有一首《岳鄂王墓》诗,其中有“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莫向西湖歌比曲,水先山色不胜”胜等句.在这首诗里赵孟頫对“南渡君臣轻社稷”的谴责,对“中原父老望旌旗”的同情,对“英雄已死”的嗟叹,最后归结为“莫向西湖比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的确,当时的南宋王朝是一个彻尾的卖国政府.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即与权相秦桧奉行投降主义路线,向金人称臣纳贡,打击主战派.并居然应金要求,杀害抗金岳飞等爱国将领.南宋灭亡后,亡国皇帝赵显和状元宰相留梦炎居然奉元朝统治者之命,先后去劝降身陷囹圄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便从儒家正统观念来看,南宋王朝这样一个根本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卖国政府,其灭亡是注定的,同时,也是理应为人民所抛弃的. 与此相反,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个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在他执政期间,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开展文化交流,曾接待和结交意大利使者马可·波罗.马可·波罗侨居中国十六年,数度奉世社祖之命巡视各地,还在扬州做过官.他聘请西藏宗教领袖八思巴为国师,创建了元朝大帝国,把中国建成一个民族大家庭,实现了包括西藏、云南在内的中国的空前统一. 就在此时此刻,一批汉族知识分子顺应历史潮流以减轻常年的战争破坏,延续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为己任,他们以儒家“用夏变夷”的理论为指导,毅然跨越民族轸域而为新兴的蒙古王朝服务.正是在这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元世祖忽必烈改革旧俗,推行汉制.儒家典章制度的各种细目,如帝号、官制、经理、农桑、赋税、钞法、课程、舆服、经筵进讲、郊祀太庙、社稷、谥法、旌表学校、贡举、五刑、王服、祭令等,几乎被元朝统治者陆续作为一代国制继承下来.宋儒构建的理学也在元代得以继承发展. 孔子曾经指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赵孟頫仁元时间为1286年,距南宋灭亡为七载春秋.这段时间,由宋朝到元朝的改朝换代早已完成.在蒙古王朝灭亡南宋王朝的最后阶段,赵孟頫年方二十五岁,一直居住吴兴老家刻苦攻读.以赵孟頫的眼力,不难看出,蒙古入主中原一统江山已大局既定,欲实现自己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大志,也只有通过仕元这个渠道了.南宋的灭亡,作为一介书生的赵孟頫不可能负任何责任,赵孟頫不可能去为其殉葬和守节.对于南宋政权的彻底绝望和对于新政权思想上的认同是赵孟頫出仕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其四是元朝统治者对赵的极度重视,三请赵孟頫.随着元朝的统一,国势稳定,忽必烈在治理国家中,渐渐认识到团结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雇佣江南士人的重要性.赵孟頫在吴兴“自力于学,时从老儒敖继公质问疑义,经明行修,声闻涌溢,达于朝廷.”逐渐成为学问才气出类拔萃的“吴兴八俊”之一.因其声誉,便为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夹谷之奇所激赏.他出任吏部尚书后,力荐赵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宫,被赵拒绝,这是一请；至元十九年,程钜夫初下江南时,便遇到被蒙古人抓住而送交到他面前的赵孟頫,迫其入仕,赵表明稳居之意,程在感动之下释放了赵,这是二请；直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即恭帝降元已经10年,元帝在全国的有效统治已是个事实,江南遗民的抵抗早已被镇压下去,时局相对稳定.行台治书待御史程钜夫,受元世祖忽必烈的派遗,赴江南“搜放遗逸”,得二十四人,赵居首选.此次江南之行,《元史·程钜夫传》有载:初,书诏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汉字书之.帝素闻赵孟頫,叶李名,钜夫临当行,帝密谕必致此二人.钜夫又荐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从这段记载可见,忽必烈对这次行动十分重视,不光用汉字书写诏书,而且对被诏征人员皆许以官职. 后来元朝招聘隐居福建的谢枋得,谢再三不从而置强行押送大都,后终于被害便是例子.如果赵也再三拒绝,其结果会如何呢？元朝如此尊重他,他没法不从也没有再拒绝这次出任机会.次年春,入大都（现北京）,忽必烈一见喜之,“以为神仙中人”,不顾下属反对,使赵坐于右丞叶公之上. 其五是当时的大气候影响了赵孟頫.与赵孟頫仕元同时或较之稍早或更早的一批儒生,如叶李、许衡、姚枢、窦默等许多人,都慨然以道首任.叶李在南宋有大节,其率领八十三人伏阙上书力攻奸臣贾似道之事,曾震动天下.然在忽必烈的再三征招之下,亦把向拜日:“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诏.”而在许衡等一派儒生看来,只有积极地出来影响统治者,才可以使儒家的道继续流行,否则,在蒙古游牧贵族旧俗支配下,中原封建文明将会面临断绝的危机. 出仕,是赵孟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唯一选择.或许,人们更多地看到了赵享尽“被遇王朝,官登一品,名满天下”之殊荣,而忽略了这殊荣背后赵氏内心的隐痛与苦衷.这一方面来自当时的压力,其侄与之绝交,其长辈友人著名画家钱选也对他深为不满；另一方面赵亦有感于自己背弃了家世之重托,因而在其诗作中屡屡流露出懊悔、愧疚和由此而引发的更为深沉浓烈的悲伤,最明显的莫过于其《罪出》.美国学者李铸晋先生指出:“在他（赵孟頫）著作中,有不少的诗都表现出他既感懊悔,亦觉良心有愧.最明显的一首诗,题为《罪出》”.中国文学史家指出:“由于他（赵孟頫）以宋王孙仕元为显官,颇为当时遗民所轻,他侄子也因这件事和他断绝了来往,蒙古贵族中也经常有一些人反对,因而心情比较矛盾,诗中常有自我谴责之意.如《罪出》” 赵孟頫所作《罪出》一诗全文如下:
不言而喻,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浸透了作者自悔和悲伤的泪.过去没有出仕时,他被视作“远志”,是“飞来飞去有自由”的“水上鸥”；出仕新朝后被目为卑贱的“小草”,成为身心俱遭束缚的“笼中鸟”.这些简单的道理古已有之,可为什么自己见识不早呢？面对苍天,赵孟頫不禁痛笑失声. 其晚年所作的《自警》一诗说得更加沉重:“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行事总堪惭.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此诗作于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正是大受优遇之时.《元史》本传称:“三年,拜翰林学士水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官居从一品,且帝眷之甚厚”,诗人此际非但没有感激之情,反而对一生行事作了深沉的忏悔.赵的一生委实活得不轻松,平步青云、高官厚禄,这只是赵的生命形式的愉悦,而其生命内涵又是何等艰难,何等苦涩！ 在这里,我们实在有理由为赵孟頫感到困惑与不平——出仕,平是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激励年轻的赵孟頫所作的选择,而恰恰他的这一行为与正统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屡屡被人指责.出仕是赵孟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寻求到的唯一的出路.出仕后赵的所作所为也是一个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一切.但一旦出仕,在长期的官场体验中,赵孟頫发现了事实的真切,烦恼随之再生.无论怎样,我们完全可以说赵氏的人格是清白的,以“操履纯正”来评价其人格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赵孟頫行书《归去来辞》（三种）书法珍品欣赏 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水晶宫道人,宋太祖十世孙.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元代著名书画大家.精通文学,通晓音律,熟谙道释.是他,最先将“诗、书、画”三绝合为一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书画作品,不仅开元代中国文人画之先河,而且对后世影响极深.
赵孟頫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作为赵宋王室后裔,故国失却,江山易主,有志难抒,又遭降志辱节之责,其心中的复杂情绪可想而知.于是乎,唯有寄情于书画,来抒发难以言表的思隐之情.是时,他曾多次书写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以露其心迹,抒其心志.
在历经世事变迁,留存至今已所剩不多的赵孟頫作品中,《归去来辞》倍受注目.因为,同一内容的书法作品,均出自一人之手、并保存有多种卷本,实属有趣,弥足珍贵.  段俊平:书法不能脱离抒情表意的基本功能 摘要:就算书法成为艺术,书法抒情表意的基本功能仍然存在.笔者以为,书法的发展,万变不离其宗,一副作品,总是有其内涵存在.本文将通过书法蕴含的喜怒哀乐、品学德性、庄道禅儒三个方面,论述书法在各种形式的表象下,依然脱离不了它表意传情的基本功能…… 在各式各样的书法展中,我们经常看到一种有悖于传统书法创作的所谓现代化书法,"它故作晦涩,采用陌生的形式,自觉地开展试验, 并存心使观众不安"[1],也听到一些标榜现代派的理论家到处宣言,反叛传统,标新立异,试图把书法变成一个纯粹的技法,让人不可捉摸.对于书法初学者来说,难免茫然.艺术叙述形式的演变是由文化环境驱动的,并与历史现实相适应,书法现代派的产生,自然跟当前时代的表述困境密切相关,也是我们在书法理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但笔者以为,虽然现代派的呼声很高、很热闹,但并不是书法的本来样子,也不代表书法的未来发展. 书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庄子与惠施在讨论"鱼之乐"时,各执其词,最后,庄子说:"请循其本".意即不要争了,我们回到事务的本原上去吧.面对现代书法派别林立,各自宣扬自己的主义,我们也可以说"请循其本",回到书法的本质上来看一看.书法的本原是什么?书法首先是汉字,是语言的载体,这是书法的基本功能.现在,用毛笔写信记事,已经很少见了,但是,当我们要写一个书法作品时,还是要琢磨写什么好,不同的主题,我们选择不同的文字、不同的内容.可以看得出来,就算书法成为艺术,书法抒情表意的基本功能仍然存在.笔者以为,书法的发展,万变不离其宗,一副作品,总是有其内涵存在.本文将通过书法蕴含的喜怒哀乐、品学德性、庄道禅儒三个方面,论述书法在各种形式的表象下,依然脱离不了它表意传情的基本功能. 欲书先散怀抱 书法的表意抒情功能,首先表现在书法作品中蕴含着创作者的情感思想,一副能打动人心、有收藏价值的书法作品,是因为字里行间蕴含着充沛的感情,或喜、或悲、或怒、或哀,纵使相隔千年、万水千山,我们依然能隔着时空的距离,遥想创作者挥笔时的情景,产生心灵共鸣. 对书法创作状态的论述,最早也最为大家熟知的当属西汉文学家杨雄的"书为心画"说,但更直接、更深入的却是蔡邕.蔡邕是东汉后期著名的学者、文学家、音乐家与书法家,他创作的《篆势》《隶势》《笔论》《九势》四篇书论,文短意长,涉及了中国书法的本体论与创作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对中国传统书学影响至大.在其《笔论》中,蔡邕这样论述了书家的状态:"书家,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 "书家,散也."这里的"散"应当读作sàn,是动词,为散发、排遣之意,"欲书先散怀抱"意即书法是抒发思想感情的艺术. 蔡邕认为,书法的追求是放飞心灵、抒发情感,书写时则要舒散怀抱,放任情感,纵恣性灵,如被他事纠缠而不能做到,书作便不会佳美.在蔡氏看来,书法创作的过程,就是书家性灵情感借笔墨抒发的过程,只有书写中有饱满而强烈的创作欲望以及充沛而自由的情感与性灵,达到"纵情恣性",才能写出展现书家真情至性的上佳之作.天下三大行书都是"草稿",之所以流传后世,奉为圭臬,无法复制,就是因为不仅书家是当时最上乘的书法大师,更因为在创作的时候情感饱满,最不修饰,运笔随心.天下第一大行书《兰亭序》饱含了王羲之人格的洒脱自由以及对人生宇宙的感叹情感;第二大行书《祭侄文稿》是颜真卿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顾不得笔墨的工拙,字随情绪起伏,纯是精神和平时工力的自然流露.第三大行书《黄州寒食帖》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 作书,需要情境,需要心境,古时的书法家如此,现代亦如此,几千年下来,书法创作形态经历了无数变化、派别,但书法"散怀抱"的创作心态却依然传承.书作之时,有秋风渐起时月明风清之感,有狂风扫落叶时的澎湃,有秋意浓雨打落叶的怅惘……心境不同,书的情致也各有区别.夜阑无声,惟有众星映照一线光明时,书法家挥毫散墨,完成生命玄妙的精神创造与渲染,也给后人留下浮想翩翩的空间.相反,一件作品如果失去情感,与作者的情感世界抽离,变成完全陌生化、神秘化,成为一个没有生命内涵的样式,那它就丧失了欣赏、传世的价值. 书艺一道 尤重人品 汉字书法不仅是表意的字,传达出某一种思想,同时,也是表情的物,蕴含着书家的品学德性.它通过极简略的笔墨、精粹的线条,表现了对万物的情思,又用用线条的起伏、粗细、曲直、干湿、轻柔、光润的不同变化,表现出书家的思想情趣,胸襟人品,传达出书法家的品学德性.关于书法作品是作者德行、品性、品藻反映的论述,古已有之,"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汉代杨雄对书法精神简短的论述,成为论述书法与人品关系的经典之谈.清代书论家朱和羹所言:"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东汉辞赋家、书法家赵壹有"书之好丑,在心与手"的议论等.清代文论家刘熙载也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写一手好字容易,要达到书法的高境界却很难.真正上乘的书家必须达到书品与人品统一,无人品即无书家之冠,无书品亦不能称之为书家."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诸朴."颜真卿的书法之所以成为唐代的典范,就是他在书法中融入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乱世之时,他固守城池,为唐朝尽职,最后被叛将杀害.他一生忠烈悲壮,以生命捍卫了唐王朝的尊严,他的人格是中国人的楷模.宋欧阳修评论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 反面人物的书法作品,即使从书写美的角度来说很好,但如果和人品结合起来的话,人们是不会接受他们的艺术作品的,因为他们的为人和做事方法与态度不被世人接受,北宋宰相蔡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蔡京艺术天赋极高,有才子之称,连狂傲怪才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蔡京跻身于北宋 "米、蔡、苏、黄"四大家中,当时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经常用"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来形容.但因为他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虽然书法一流,但他的作品同样被人们拒绝在了书法艺术殿堂之外.再看看南宋秦桧的结局,"宋体"字传说为秦秦桧所创,秦桧本应成为一代书家,却因为他残害忠良、卖国求荣,被世人唾骂,连他所创的字体一直被说成"宋体",而不称"秦体",更无人称他为书法家,是被人品所误的典型. 古人云"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书法艺术要达到高层次阶段,不是比功力的深厚,比点画、章法的精巧,而是比作者的精神、胸襟、气质的修养及体现在书法作品中的思想内涵、人文精神.经典的艺术作品,从外部形式到内容、思想、精神等都是有价值的,都表现出人们对善与恶、正与邪这些原则性问题的态度,使欣赏者受到作品内容和作者高尚道德的鼓舞和感化而引起共鸣,在得到美的感受的同时心灵得到净化,境界得到升华. 书法非小技 有文化大道存焉 书法作品中不仅饱含书家的喜怒哀乐、品学德性,书法更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自有它的庄道禅儒.书法一下笔,字里行间的哲学思想比比皆是.书法有了文化赋予的属性,让我们有了共同欣赏书法的基础,这是书法写意抒情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王岳川所言:"书法非小技,而有文化大道存焉"[2]. 中国文化追求和谐,太和之道是我们的理想境界,书法的境界也是如此.当然,书法的和谐不是简单的线条平均排练,而是通过错落有致、浓墨相间等艺术手段,达到一种艺术的平衡.如《兰亭序》的章法整体雅致匀衡,黄庭坚的《黄州寒食诗卷跋》一点一画,互相牵制,一字一行,小大参错.苏轼《寒食帖》牝牡相衔,彼此渲染.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观,在书法艺术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道家思想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辩证法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这种辩证思想在书法艺术中也尽情体现.书法艺术中对空白的经营,强调在无墨处施展才华,就是具体体现.如在颜真卿《刘中使帖》、宋克草书《杜甫壮游诗》、董其昌草书《白居易琵琶行》、怀素《自叙帖》中,虚实相间的例子更为比比皆是.在书法艺术中,一纸之上,着墨处为黑,无墨处为白;有墨处为实,无墨处为虚;有墨处为字,无墨处亦为字;有字处固要,无字处尤要.白为黑之凭,黑为白之藉,黑白之间,相辅相成;虚为实所参,实为虚所映,虚实之际,互为所系.老子的对立统一思想,被书家演绎得漓淋尽致. 儒道互补、刚柔相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内容.儒家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老子》主张无为而治,成为儒家思想的补充.中国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追求,正是儒道互补精神的体现.当然,书法艺术中对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由于晋代士人崇尚高迈俊逸的精神风格,洒脱清远的精神气度,其书法艺术总体上以阴柔为基调,含蓄蕴藉,柔中带刚;反之,清代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结,特别是金石之学昌盛,使书家从中获取一种强劲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康有为、梁启超的书法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既有雄强浑穆之气象,又有意态潇洒之奇逸,刚中带柔. 除了书法精神体现出的中国文化精神,书法作品本身的内容,也是中国文化的具体传承.书家的作品,不乏王羲之、苏轼这些文化大家,所写为自己的文学作品.但很多书法家,尤其是当代书法家的作品,都喜欢用古代的文化经典作为书写内容, "厚德载物""上善若水""无为而治"这些文化名言,可能就在居室中变成我们今天生活的元素.如果不懂儒家,不懂"知其不可而为之",也不懂道家"道不远人",那么,有人就会写一些"财源滚滚""升官发财"之类的话,俗不可耐,完全丧失了文化品位.由此可见,书法和文化紧密相关,在对文化的传承中,完成书法的抒情写意功能. 从小的方面来讲,书法作为字,是人们交流思想情感的工具,作为工具,它有社会认同性.书法作品的被认同,往往是书法里蕴含的喜怒哀乐、品学德行,让人有所感有所思,引起共鸣.从大的方面来讲,书法非小技,有文化大道存焉.书法融会了历代贤哲们高度的文化内涵,吸纳了他们的广博智慧而不断精进,自古至今的书法珍品,凭借着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共同聚集着对中国文化的陈述,对民族精神的彰显.我们从对中国书法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富有生机的精华,更看到了书法艺术中所蕴涵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综上所述,书法的抒情表意功能,是书法的一个基本功能,也是书法欣赏、书法历代相传的基础.如果我们今天仅仅将书法看作是美术,看作是一种陌生的形式,那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书法的传承与创新,有一个度,如果为了标新立异,而舍弃书法的内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注定是不能长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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