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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先生 曾楚楠向记者展示收藏的饶宗颐教授记事手稿复印件，这是饶教授青年时期在潮州修志馆工作时留下的。他心系家乡，为潮州地方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更是我们潮州人的骄傲，是“潮人之光”。
曾楚楠向记者展示饶宗颐青年时期在潮州修志馆工作时的手稿。 原标题：曾楚楠谈饶宗颐——华学翘楚 潮人之光 口述：曾楚楠 时间：2015年10月20日 作为潮州本土文史专家，古稀之年的曾楚楠，谈起汉学泰斗饶宗颐先生，仍然流露出虔诚的崇敬之情。对于多年来与饶公在各种场合的面对面接触，曾楚楠均记忆犹新，向记者讲述时娓娓道来，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言以蔽之，曾楚楠说：“饶公是华学翘楚，潮人之光。” 饶公：“你们对，我父亲错了” 我第一次与饶教授见面，是1985年在从化温泉，当年我46岁，以潮州韩愈研究会副秘书长的身份，参加由吴南生同志主持召开的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备会。那场筹备会集中了广州地区各大院校的名教授，并特地邀请了饶宗颐教授。 闻名已久，真正面对面接触就是那一年。 1984年潮州韩文公祠开始修复，一度办过简报，每一期都寄给饶教授过目。当时马来西亚逍遥天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认为，韩愈刺潮，州治在潮阳。我牛仔唔（讠别）虎，便写了一篇反驳其观点的文章，认为韩愈刺潮，州治是在潮州。 在从化温泉与饶教授见面，我自报家门，“我是潮州来的曾楚楠。”饶教授称赞说，这么年轻，文章写得好。此前他给我回过一封信，肯定了我的观点，表示逍遥天教授未细读《三阳志》，因而造成误会。 吴南生同志见我们聊得欢，便交给我一个任务，每天为饶教授准备温泉水。饶教授泡温泉喜欢不冷不热的水，所以吴南生同志让我每次先放好水，等到水温适中再请教授泡洗。我求之不得，在放水的过程，我就有机会跟他聊天，向他请教一些问题。 饶教授的父亲饶锷先生，在其撰写的《潮州西湖山志》中，对一块摩崖石刻的记载为“甲兼第”，而我们的文物普查结果则是“申兼甫”。我借着放温泉水的机会问饶教授，究竟谁准确？饶教授断言，“你们对，我父亲错了。”他觉得做学问不能为尊者讳，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让我十分敬佩。当然，饶锷先生考察西湖山摩崖石刻时，整座山没有清理，到处杂草丛生，石刻上长满青苔。他独自一人逐块石刻摸索，字形又极为相近，偶尔摸错也在情理之中。 我接着问饶教授，“申兼甫”如何能跟下一句“公与侯”对仗？饶教授不假思索，拿过一张纸，边写边说，“申兼甫”，原文出自《诗经·大雅》，“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原来，“申”和“甫”，是诗经里描写的两位大人物。困扰我多年的问题，饶教授不费吹灰之力，就为我完满解答。 我感叹说:“教授，我再学三世人都及不上你。”他非常幽默地回答:“我今天能记得一些东西，都是小时候老师的藤条搫（抽）出来的。”
每天至少要读4本新刊发的杂志 季羡林教授说，一个人的成功，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天赋，勤奋，机缘。天赋是先天决定的，有天赋而不勤奋，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有天赋又勤奋，一定能取得成就，但前提条件还要有机缘。在饶教授身上，这三方面都是具备的，可以说是时代造就这样一个超天才。特别在与饶教授的聊天中，我了解到他的生活作息、做学问的态度等。我觉得，除了拥有家学渊源和过人的天赋外，勤奋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必然要素之一。 饶教授每天晚上10点前睡觉，大概凌晨4点起床看书、写文章，这是香港一天之中最安静的时段。他至少要读4本新刊发的杂志，因此国内外文史界发生什么事，他都了如指掌。吃过早餐，他利用写字、画画作为休息，然后继续做各种学术研究。正是如此的勤奋精神，他能够掌握学术方面第一手材料，促使他的学术研究总是处于时代前沿。季羡林在一本史学论著的序言中评价饶教授：他对国内外考古界新发现的熟悉程度超过任何人。 饶教授60多岁的时候到法国讲学，得知法国的雷德侯教授精通楔形文字，他以退休的年龄仍然甘愿去当学生。掌握了相关知识后，他把《近东开辟史诗》翻译成汉语，且与苗族文化相比较，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又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当然，除了天赋和勤奋，还要有一定的机缘。饶教授担任《潮州志》总纂的时候，得到商人方纪仁老先生赞助。到了香港，方老先生问他想做什么研究，他表示当前的显学就是敦煌学。而想要深入地研究敦煌学，需要英国人斯坦因用微缩胶卷拍摄、珍藏在牛津大学博物馆的大量实录资料，当时亚洲只有日本人重金购买了一套。方老先生听后，一口答应为他购买。于是，饶教授在敦煌学的研究，又趋于学术界前沿。 找到《潮州志》分稿，饶公说：“真是天顶有星！” 饶教授对家乡历来感情极为深厚。他学术的基点就是地方文化，通过地方文化的局部，扩大到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探索，再到中西文化的比较交流。正是潮州文化沃土的熏陶，培育出这样一位超天才学者。而且，对家乡文化的感情，在饶教授心中与日俱增。 当年饶教授担任《潮州志》总纂，但只完成了一部分，就离乡别井、前往香港。他离开时，其他书都可以不带，只《潮州志》5个分志的手稿紧紧揣在身上。时隔多年，在潮州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潮州志》终得重刊，但饶教授当年带走的5个分志手稿却不论如何也找不到了，这一度成为饶教授心中憾事。几年后，终于有一天，他在香港发现遗失的手稿。他兴奋地说：“真是天上有星，找到了，找到了！”时隔整整一甲子，饶教授的心愿才得以“完璧”。 饶教授30多岁离开家乡，阔别数十年才重踏故土。当时他作为韩学会发起人之一，此后便孜孜不倦为建立潮州学而呼吁。在各种各样的场合，用他崇高的威望产生影响。建立潮州学，看似学术问题，实际上却是乡情的羁绊。地方文化研究只不过是他浩瀚学术领域中的一小角而已，如果不是怀着对家乡极其深厚的感情，谁会这般尽心尽力？ 饶教授从16岁受父亲饶锷先生影响，开始从事《潮州艺文志》编撰，到如今已是百岁高龄，80多年在学术和艺术两大领域不懈追求，并且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说他是“华学翘楚”，一点也不为过。他心系家乡，为潮州地方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更是我们潮州人的骄傲，是“潮人之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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