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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焚书的秦始皇爱读什么书？
人们都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但其实，秦始皇还有认真读书的另一面。《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是韩国的诸公子，不能见用于韩，乃著《孤愤》、《五蠹》等十余万言。这些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赢政（即后来的秦始皇）读了之后，叹息说：”嗟乎！寡人如能得见此人与之交游，死而无恨了。” 可见秦始皇对韩非著作的佩服、欣赏程度。毋庸置疑，在当时的著述者中，秦始皇最喜欢韩非，而韩非的《孤愤》、《五蠹》又是秦始皇爱读的书。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大悲剧。 原来，韩非的同学李斯，此时已仕秦为客卿，正在受到重用。韩非、李斯同受业于大儒荀子，李斯自以为学问不如韩非，心里颇妒忌这位老同学的才能。李斯见秦王赢政欣赏韩非著作，为了讨秦王的好，便出主意把韩非从韩国弄来秦国；但又怕秦王重用韩非，影响自己前途，便找了个机会联合另一臣子向秦王进谗言说：”韩非乃是韩国的公子，现在大王要并吞诸侯，韩非终于要为韩国打算，不肯真心为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如今大王不用韩非，久留秦国后又让他返回韩国，这会为秦国留下隐患。不如找个借口将他杀了。”秦王赢政听信了李斯的话，将韩非下狱。李斯又怕秦王有一天改变主意，重新起用韩非，于是赶快使人送了毒药给狱中的韩非，要他自杀。不久，秦王果然后悔了，派人去狱中赦免韩非，而韩非却早已仰药自尽。 秦始皇的听信谗言，终于送了自己所十分佩服的思想家的命，也预示了未来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下面，思想家处境的悲剧前景。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特别引录了韩非的《说难》，这在惜墨如金的《史记》体例中，是不多见的。我们今天来看《说难》，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它把士人说动人主重用自己时，所可能碰到的各种难题，一一作了解剖，提出种种奴颜卑膝、鉴貌辨色的说客方案。战国时期，法家、纵横家流，常以布衣身分片言而取卿相，关键就在于说话要搔着国君的痒处，但是弄得不好，也有可能丢官掉脑袋，所以又得避开国君不爱听的话题。这种说话方式，正应着孔子所斥责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老实说，是相当柔靡而无节操的。《说难》所总结的，正是如何”巧言令色”的经验。它同儒学的骨鲠传统，特别是孟子学派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行道为出仕前提的大丈夫品格的传统，是正相反对的。不过，韩非的研究说话术，也有相当深刻独到之处，我们看《说难》中的这一段话： “从前郑武公打算并吞胡国，反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国君。郑武公问于群臣：‘我打算用兵，先讨伐哪个国家为好？’大夫关其思说：‘可以先伐胡国。’郑武公说：‘胡国与我国是兄弟之国，你何故劝我伐胡国？’于是杀关其思。胡国国君听到这个消息后，果然觉得郑国同自己是真友好，因此对郑国毫无防备。于是郑武公偷袭胡国而灭之。 “这两个人，一个邻家老者，一个关其思，所说的话，都是对的，但是轻则被怀疑，重则被杀。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 我们将这段精彩的文字，同韩非在秦国因主张”存韩”而被谗至死的经历对照一下，真是感慨系之。这段话的结论是：”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处在可能被怀疑或是不该发表意见的处境中，即使正确的话也不能说。韩非在下这个结论之前举了两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前者《宋人疑邻》已成为寓言而流传千古。但是，韩非写了，秦王也读了，而君臣之间却依旧演出了这场”处知则难”的悲剧。所以，司马迁的结论说：”余独悲韩子之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用世心切则易入罗网，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仗义直言而触怒汉武帝，被处宫刑，不也是同样的命运吗？由此，这个冷峻的结语，才使我们领会到，司马迁花如许篇幅引录《说难》一文的历史深度！ 不过，秦代之所以二世而亡，却并不是因为杀韩非而任李斯。韩非和李斯，才学虽有高下，但基本学术主张，却是相当一致的。我们今天，若将《韩非子·五蠹》和《史记·李斯列传》中李斯对秦始皇的禁除儒学百家的上书，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秦王赢政并吞六国成为秦始皇以后，所实行的焚书坑儒的极端专制的方针，并非仅是出于李斯的建议，而是《韩非子·五蠹》等篇中早已作了系统论述的法家治国原则。例如，”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那句法家名言，就出于《五蠹》篇中，文中还十分雄辩地否定了儒家的仁义，旗帜鲜明地提出”诛严不为戾”、”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极端专制的主张。说白了，李斯的上书，只不过是抄了《五蠹》而已。而这一切，也正是后人所总结的秦代二世而亡的教训所在。韩非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集法家思想大成的思想家，而秦始皇则是于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实施法家思想的大政治家。也可以说，秦始皇虽送了韩非的命，却又成为韩非遗嘱的执行人，并且因此付出了亡国灭宗的代价。历史在这些地方，真是十分有趣而又使人叹息的。 其实，在快要一统天下成为秦始皇之前，秦王赢政在治国方针上，确有可能面临过不同的选择。固然，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一直是因实践法家一套而不断强大；秦王赢政登王位后，相国吕不韦辅政，他向赢政推荐的也是法家李斯，并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并吞了六国，法家思想对秦皇朝是有特殊贡献的。 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到，秦王赢政登王位时年仅十三岁，毕竟还是个小孩子，在将近十年之中，相国吕不韦用事，而吕不韦此人，虽系商人出身，学力不足，但毕竟是一位见多识广、有丰富从政经验的大政治家。他已经预见到一统天下之后，单靠法家思想治国是不够的，所以他一方面将法家李斯推荐给秦王，以法家思想并吞六国，另一方面却集中各学派宾客之力，完成了一部《吕氏春秋》，为将要到来的封建中央集权制提供吸收各学派的长处以治国的理论基础。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均养有食客三千，但是谁能和吕不韦相比，留下了这样一部认真探讨治国理论的《吕氏春秋》。 我们若将它与汉初政治生活对比一番，就可以有趣地发现，汉初为政治、经济稳定所实施的那一套行之有效的各家学说，如法家的中央集权，儒家的礼乐仁义，道家的无为，墨家的尚俭，以至阴阳家的历法等，《吕氏春秋》当中也差不多全讲到了。如果秦始皇采用《吕氏春秋》的理论以治国的话，恐怕那结果，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历史局面，或会大不一样吧！至于秦始皇与吕不韦的权力之争，其实是根本无碍于取其理论以治国的。李斯谗杀韩非，他的政治主张岂不是与韩非十分一致吗？ 或者，从秦始皇的欣赏韩非的《孤愤》，可以看出一些秦皇不用《吕氏春秋》而取法家思想的消息。 《孤愤》一文，集中说了一个问题：“智术能法之士”，也即是法家知识分子，同“当涂之人”，也即是权臣的矛盾。照韩非的分析，“法术之士”，有治国的才能，有忠于国君之心，但是由于权臣蔽主当路，“法术之士”不能见用于国君，因此，二者不可并存。韩非写此文时，并不是专门谈论秦国，说的其实是当时战国的普遍情况，或者更多是韩国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在秦王赢政的父亲秦庄襄王时，即已拜为丞相，封文信侯，秦王赢政即位后，又“尊为相国”，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秦王赢政初即位时只有十三岁，吕不韦又和太后有特殊的暧昧关系。那么，吕不韦的身份，正是相当于韩非所说的“当涂之人”，即权臣了。现在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孤愤》中的以下句子：“权臣执国政，则百官与国君左右之人，都为权臣所用。诸侯不经过权臣就办不成事，所以各国诸侯都说权臣的好话；群臣不通过权臣就不得提拔，所以群臣都为权臣所用；国君左右的郎中也是权臣推荐的，所以国君左右没有人报告权臣做的坏事；学士如果得不到权臣赏识俸禄就薄，所以学士也要吹捧权臣。国君不可能越过这四类人而洞察权臣的真实面目。结果是国君权力缩小而权臣权力增大。一如今大臣专权独断，而国君不知道收回权力，这样的国君未免太不明智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十三岁登上王位的秦王赢政一天一天地长大时，相国吕不韦的专权，对于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并且，秦王赢政又发现了缪毒与他的生母皇太后私通、生子之事，而这一切又都是相国吕不韦一手导演的，秦王自己则不但被蒙在鼓里许多年，甚至还差一点死在缪毒手上，那么，韩非《孤愤》中所说的权臣蔽主的问题，岂不是正好浇了秦王赢政胸中的块垒吗？ 在这一背景下，秦王赢政完全接受法家的君主要拥有全部权力的理论，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看出儒家的一个派别荀子儒学的特色了。荀子在齐，三为祭酒，祭酒估计是稷下学宫的主持人，大致可算是半个在朝派，齐国是早期法家管子及其后学的发源地，稷下学宫又是自由讲学之处，这样，作为儒学大师的荀子，吸收法家及其他思想改造儒学以适应时代需要，正是题中应有之义，亦为形势及其个人经历的特殊性所规定。而他的学生李斯、韩非既要用世，则在战国后期的战时体制下，又必须扬弃荀子儒学中的长远利益部分，才能为注重眼前实效的国君们所欢迎，他们的买椟还珠，出自儒门而成为法家，也就是带规律性的现象了。我们看《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初入秦时，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秦孝公打瞌睡，最后说以霸道，秦孝公大悦。帝王之道商鞅自己说出于三代，当近于儒学，或者可以说就是儒学。商鞅初仕于魏，而魏国的开国国君魏文侯正是儒、法兼用的大政治家。魏国曾集中了当时儒、法两家的最大思想家如儒家子夏、法家李悝等人，霸道自是法家。可见一些用世的法家们，其实也和纵横家差不多，并无特操，兜子里什么货色都有，看国君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这不正是《韩非子·说难》中所论及的情况吗？《史记》之描摹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学派人物的惊人的历史具体性，实在是令人佩服之至了。然而这一切实用主义的历史过程的总和，也就愈益规定了法家学说的不断向片面、绝对方向发展，直至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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