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望以一本书安身立命，改变人生，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却不妨说说闲话，于他人有用固然不错，实在无用也乐得自适其适。
慧 远
李长声先生喜欢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闲话”，像《四帖半闲话》、《居酒屋闲话》、《四方山闲话》、《风来坊闲话》等等。李先生自陈:“闲话，无济于‘世’，于事无补。即便自己很当回事的话，别人听来也像是扯淡。”如同日本人所说的“昼行灯”，原本是夜行人照明的工具，却被放置在室内，成为摆设——正所谓“大白天的灯笼，没用处，可笑的不是灯笼，而是打灯笼的人”。文人作文也大致仿佛，指望以一本书安身立命，改变人生，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却不妨说说闲话，于他人有用固然不错，实在无用也乐得自适其适。于是，李先生干脆将自己最新结集的文字，命名为《昼行灯闲话》。
李先生一向以“知日”而广为人知，所写文字也大都与日本的风物文化相关。这部《昼行灯闲话》也并不例外，文笔所及，依然是将日本的人情世故、文人趣事、风物逸闻……信手拈来，娓娓而谈，话题涉及茶道、武士道、榻榻米、枯山水、浮世绘、二手书店……举凡日本古今文化的细微之处，无不在李先生笔下摇曳生姿，举一反三，从而衍生出更多饶有趣味的清谈话题——却也并非一味地清谈，其中自有真意所在，一方面自然是为了引导读者细细解读日本这梨子的滋味，另一方面，也多有弦外之音与言外之意。李先生认为，日本文化常常被人解说得玄而又玄，其中不乏强作解人，也不免会有解说过度之嫌。而中国人之所以不解或误解日本，往往就由于望文生义，“江户时代也好，明治维新也好，我们中国人常跟着瞎说，起哄，或许有一点打鬼借助钟馗的意思”。这就需要以平常心看待日本文化，溯本求源，在了解其传承与嬗变的基础上，还原其日常化与世俗化的本来面目。
在读书界，李先生有周作人之后“文化知日”第一人之称，而他的文笔也果然深得知堂遗韵，写来总是显得从容淡定、心无旁骛，不仅文字耐读，而且信息量丰富，将趣味性与知识性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既可作饭后谈资，又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比如，李先生讲述桃太郎的故事，揭示出的却是一个民间故事被逐渐改造为军国主义宣传或教化工具的历史；李先生谈浮世绘，讨论艺术家探究人性，也探究人的性，说“被道德化的大众看他们很下流，但时代有变，大众露了本性，往往更下流”；李先生由一个“粹”字延伸开来，谈当红艺人的服饰，烟花巷的习俗，庶民游乐的趣味，历数古今事物的雅与俗；李先生谈论旧书的标价与书腰的关系，有书腰与无书腰的旧书，其间价格居然相差那么多，让人咋舌之余，亦觉兴味盎然。这些话题看似轻巧，却蕴涵着许多人情世故和民俗学的知识，而李先生也总是耐心地告诉你这些细微之物的来历和演变，将实用之物的流变转化为审美的快感。
事实上，李先生虽然一向认为文字无济于“世”，但在他的心中，却自有对文字评判的标准。李先生很少读小说，觉得它有趣而不大有益；李先生很少读论著，觉得它有益而不大有趣——如果把文字分为四层境界，分别是有趣而无益，有益而无趣，无趣而无益，有趣而有益，那么，李先生评价文字的最高标准即是有趣而有益。而李先生本人的文字也恰恰符合有趣而有益的标准，他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谈日本人的精神特性与吃喝玩乐，可谓有趣；他以闲话的方式谈日本文化的审美，对中日两国的文化渊源与特色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可谓有益。正是在这个有趣而有益的世界中，李先生引领我们游走于中日文化之间，让我们在悦读中领略到彼此间的异同与微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