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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所不耻的唐代才子---宋之问

 青山不老001 2015-10-30
才华盖世,无耻之尤。为人所不耻的唐代才子---宋之问 
  水分清浊,山分雄秀;天有阴晴,月有圆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一个人的开始与他的后来,也有一比。《论语》里讲,“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载物之厚,君子有成人之美”,道德的修行,品质的磨砺,人格的历练,是几千年来关乎人生的一个终生话题。而对于一个人的道德评判,有时几经反复,历时久远,才能水落石出,尘埃落定。一千次的口诛笔伐,并非意指一人,而是在评判的同时,将具有普遍批评价值的皮鞭落在了向善之人的心坎上,从而推动社会道德的整体提升,确有“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无穷威力。      
  说要唐代诗人,不能不提宋之问。一直想跳开这个毁誉不断的人,但他确是唐朝诗人中独特的“这一个”。宋之问的一生,从向名到追名,从成名到毁名,从名败到身殁,他自己也许浑然不觉,一生诗意陶然。  
  平心而论,宋之问是个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十年寒霜苦读,不仅为他赢得了功名,也为他赢得了诗名。在年轻的时候,就与“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他比杨炯还要小五六岁)一起分配到习艺馆,这是一份没有实权但很体面的工作,文章才气渐渐知名。后来,武则天因为欲掩丑声,令人编撰《三教珠英》,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共有一千三百卷之多,主要编译以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为首的儒佛道三家精言。宋之问在参与这项工程之时,结识了当时诸如张说、刘知己、沈佺期等文化名流,过着“日夕谈论,赋诗聚会”的惬意日子。      
  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唐诗纪事》  
  初唐后期,武则天掌控着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宫廷诗人群会,游幸龙门时举办的这场诗歌大赛,大臣们一字排开,奉旨作文,有的抓耳挠腮,有的奋笔疾书,皇帝考大臣,场面当时相当的引人瞩目。左史东方虬率先成诗,武后大悦,当即赐锦袍一件,东方先生感激涕零地捧着锦袍,叩谢皇恩。可没过多久,当宋之问写好呈上时,武则天看了赞不绝口,觉得意境更胜一筹(这首应制诗的尾句“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可谓将马屁拍得又正又准),又随手将东方先生手中的锦袍夺下,给了宋之问。转瞬之间,锦袍易主。东方虬的难堪是可以想见的,宋之问的喜悦是浮于言表的。      
  这一次诗赛,点燃了宋之问内心深处的无限虚荣,原来可以因诗而名,由文而贵。      
  从此宴游不得息。王公贵族大摆车驾出行郊游的队伍里,少不了宋大才子。宋之问的锦绣文章,应景之作,歌功颂德的务虚文采,成了士大夫贵族消闲取乐的风雅之物。“凤刹侵云半,虹旌倚日边”,“今朝万寿引,宜向曲中弹”,“芳声耀今古,四海警宸威”,“微臣一何幸,再得听瑶琴”……勤奋而有天赋的宋之问,用最华美的词藻,最虚夸的色调,最动听的颂词,描述着他所能有幸参与的每一次吃喝玩乐。凭借诗歌驰骋文场,结识了一大批达官贵人,写诗作文,赐金赏银,博得夸赞,为他带来了无限风光。  
    美酒喝坏了宋之问的脾胃,也喝坏了他的大脑。其间,他攀附上了武则天的宠男张易之兄弟:     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等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新唐书·宋之问传》      
  文人的悲哀,不在于能否写出好文章,而在于操守的丧失。宋之问等文人,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史上没有过的女皇执政,史上没有过的乾坤颠倒,他们碰到了。但史上文人的节气与风骨,他们应该是知道的,也可能经过痛苦的思考与抉择,也可能有过无奈与彷徨,可惜最终他们在热酒的蒸腾之下,投入了权贵的怀抱之中,以致甘愿为之炮制文章,代做枪手,而且趋之若鹜,甚至不惜“奉溺器”。在名节与官位上,宋之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而且是,谁的声势大,就往哪家跑。写文章的人,沦落到这种地步,颇有些文丐的味道,诗才变成了诗奴。而且,宋之问貌美,长相很好,虽不比张易之那样的“莲花面首”,但还是比较出众的,当年还曾有过谋求武则天小蜜职位的举动,因为有“齿疾“(口臭)的毛病,没有得到同意。否则,宋之问大约还要风光一些。  
  公元705年,武则天垂垂老矣,病重不堪。张氏兄弟一倒台,宋之问便被贬到遥远的南方泷州(今广东罗定县)。应该说,这是命运的一次严重警告。在皇宫京城习惯出有车、食有鱼的他,哪里能够受得了苦?时隔不久,就偷偷潜回洛阳,途中写了一首《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戴罪之人,闻风瑟缩,口气已经和以前出游侍宴、品尝御膳的得意之色判若两人,写得极为凄怆。  
  回到洛阳,住在好朋友张仲之家里。张仲之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人这里正在召开秘密会议,要除掉权臣宰相武三思。好朋友没有避违,将这样的想法直言相告。宋之问的脑子立即发热。这又是一个接近权要的好机会,他想也没想,立即告诉了他那个同样获罪的书法家弟弟宋之逊,并安排侄子宋昙等人出面告发。本来是怀着“近乡情更怯”的心态回来,因为“检举”有功,将功赎罪,又得以晋升进京,兄弟一家皆大欢喜。弟弟宋之逊做了光禄丞,宋之问做了鸿胪丞,官居五品,换成了绯红色的袍服。那个张仲之、王同皎等好朋友在牢狱里被三提七问,严刑逼供,被打得遍体鳞伤,血溅衙堂。一面是邀功请赏。一面是斩首弃市。《朝野佥载》里讲,天下人都怨恨宋氏兄弟这一卑劣行径,都说,宋之问等人的红袍,是王同皎的血染成的。  
  卖友求荣,害友图进,这是一次致命的人格变异,从此,宋之问将写文章的机心,孤注一掷地用在了关乎个人荣辱的升迁上。  
  景龙三年,宋之问也还出了一次名。那一次,唐中宗在昆明池主持诗歌精英赛,相当于诗歌实力派之间的华山论剑,由上官婉儿负责评判优劣。一时间,楼上纸片纷飞,差一点的诗歌都在众人的惊诧目光中缓缓飘落。到最后,只剩下宋之问和沈佺期两人的诗握在她手里。众人翘首,不知谁能得此桂冠。不一会儿,沈佺期的也被摔了下来。上官婉儿的评价是:“二诗文笔相当,但沈诗结句‘微臣雕朽质,差睹豫章才’辞气已竭,而宋诗《奉和晦日昆明池应制》结句‘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陡然健举,若飞鸟奋翼直上,气势犹在。”这其中,不排除因为上官婉儿与武三思的私交(宋之问毕竟曾经检举有功,算是武三思的半个“救命恩人”),但宋之问又以一首应制诗再度扬名,技压群彦,风头出尽,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才子。  
  好运又开始降临。宋之问又凭借他的文章才华,体面地活跃在京城。尽管写过许多淡泊清灵的诗句,但他巴结权贵之心始终存在。先前的教训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武则天不在了,张易之兄弟没有了,他又将目光移向新政权的执掌者,先是攀附太平公主,得以重用,后见安乐公主权势日隆,又移舟登陆,极尽吹捧奉迎之能事,宋之问的转向之快,堪称文人之最。写文章游刃有余,但想在政治的峭壁上腾挪跳跃,并非易事。他的反复无常,瞒得了一时,哪里能瞒得了长久?唐中宗想将宋之问提拔为中书舍人,可是,太平公主对他已经讨厌了,只轻轻地说起他在选拔人才里收受贿赂的事,情势大变,被提拔的人成为有问题的人,立即被勒令卷起铺盖,再度离京。宋之问的小聪明,再一次失灵。  
  亡命天涯的生活又开始了。宋之问又大量地写诗,他的一生在不停地写诗。诗歌成了他支付生命、博得虚名的武器,在贬官的途中,他确实作了大量的反思,真正留下来的,也还是他的忏悔与追思。但是只不知,他是否心存幻想,希望借助谪臣望归的美文,重返官场: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  
  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题大庾岭北驿》  
  宋之问的诗源源不断地寄往京城。诉说自己“两朝赐颜色,二纪陪欢宴”的光辉历程,也表明自己忏悔醒悟、改过自新的决心,可惜新上任的唐睿宗李旦不吃这一套,因为鄙恶他的为人,以“狯险盈恶”流徙钦州。到了唐玄宗执政初年,曾经扰乱李唐王室的人员都受到惩处,宋之问也被下令赐死。  
  宋之问的一生,宠辱皆由诗。他的为官之道是失败的,为友之道更是糟糕,祛除不了内心深处的虚荣与浮躁,不懂做诗先做人的道理,也就枉读多年书了。《唐才子传》将杀害著名诗人——他的亲外甥刘希夷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其实应是后人的嘲讽。这起涉及人生伤害的著作权案,以他宋之问的才名,决不能因为一两句诗的归属权而做出此事,且新旧唐书都不见记载,只是出自唐人小说,《大唐新语》里也讲刘希夷“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并不确凿;其次,以宋之问当时的年龄和心境,还不足以做出这样的劣迹;第三,如果确有其事,是不是可以推测舅甥两人年龄相仿,为某一个女子牵扯,诗中含情,为情而争,发生案情,也不得可知。但细想之下,这个爱虚名胜过爱自己的人,担心剽窃恶名远扬,也难免会做出不择手段的事情来。包括将他的名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转到骆宾王门下,大约是因为人们想拿他与骆宾王做个对比罢了。说到底,宋之问的为人,与他的口臭一样,令人感到遗憾。  
  “才华盖世,无耻之尤”,宋大才子最大的贡献,是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失行文人性格命运的典范。这不能不令天下文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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