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楼】应天府书院：天下书院，应天首官（上）

 

就我所知，古代的书院以级别而言，似乎应天府书院是层次最高者，因为它是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

应天府书院最早建立于五代时期的后晋，当时商丘虞城有位叫杨悫的人他在当地办起了“南都学舍”，他想以此来恢复五代十国给教育造成的破坏。杨悫的这个主张受到了归德将军赵直的赞赏。这位赵直就开始出资出力，帮助杨悫建学校。这个南都学舍在建设初期对人才的培养下了较大的功夫，这个学校里培养出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戚同文。

入口处

戚同文既聪明又刻苦，很受老师杨悫的喜欢，戚同文从小就父母双亡，他寄养在祖母的娘家。可能是童年的这种痛苦经历，让他在学习上极其用功，正因如此，杨悫后来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杨悫故去后，南都学舍由戚同文接管，继续从事教育事业，而那位赵直先生，也照直地支持戚同文，使得这个学校培养出许多著名的人物，其中有多位都成为了朝中的重臣。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新朝成立的当年，为了招揽人才，就开科考试，南都学舍的学生们也去参加，竟然第一年就考上了8位进士，这使得南都学舍迅速地名扬海内。后来的几年科考，南都学舍也有多位考中进士者，在当时就有“七榜五十六”的赞誉，因此说，商丘地区所办的南都学舍对北宋初年的教育体制恢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正因为商丘的南都学舍名气越来越大，可以想见来此学习的人也越来越多，学校原有的规模和建制都不能满足这么多学生的使用。针对这种情况，商丘当地有个叫曹诚的有钱人，他想投资教育，至于到他是想以此挣钱，还是真想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做贡献，这一点我没有找到文字依据，只想描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大中祥符二年，也就是公元1009年，这位曹诚就在原有的南都学舍的旧址上进行扩建。曹诚出资300万，建了150间房屋，同时还建了藏书处，并且给这个学校购买了1500多卷书籍，这应当是这个学校有藏书的最早记载。

门前的停车场

学校建起来之后，曹诚又找到了戚同文的孙子戚舜宾，请他来当这个学校的校长，而曹诚自己则也在这个学校作为管理人员。经过这一番折腾，这个学校的名称就更大了，再加上当年此校有几位毕业生在朝中做官，于是南都学舍的名称让真宗皇帝听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曹诚把学校办的很红火的时候，他又透过本校原有的校友向皇帝透露信息说，他愿意把这个学校捐给政府。这个请求皇帝听到后很高兴，于是就对曹诚的请求进行了正式的表彰。关于具体表彰的方式，一种是让端明殿学士盛度，把曹诚的这个义举记录进政府档案中；另一种则是请参知政事陈尧佐“题其榜”，也就是给这个学校题个匾额。皇帝给这个学校起了个新名字，叫“应天府书院”。这个匾额也有资料说，不是陈尧佐写的，而是出自真宗皇帝的亲笔。究竟如何，我也不清楚，但总之，这个学校改名了。

本以为这是文保牌

为什么要把这个学校改名为“应天府书院”呢？这需要讲讲当时的历史原因。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本是河北涿州人，在后周时，他兼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而这个宋州，就是当今的河南省商丘。赵匡胤就是从这个地方起家而夺得天下者，因此河南商丘对宋朝的开国，有着十分重大的纪念意义。到了宋真宗时，他怀念宋太祖赵匡胤起家的往事，认为建立宋朝是应天顺时，因此，就把河南商丘改名为“应天府”。而正在此时，曹诚把自己建的学校捐给了政府，所以宋真宗把这个学校改名为“应天府书院”。

到了大中祥符七年，即公元1014年，应天府的地位又提高了。那个时候，北宋的首都是开封，开封被称为“东京”，而陪都洛阳被称之为“西京”，应天府升格后，就改名为“南京”，于是应天府就成为北宋的三京之一。而那个时候，东京和西京分别有国子监，应天府成为了南京，当然也要建国家级的最高学府，因此过了些年，应天府书院又改为“南京国子监”。正因为如此，应天府书院是古代书院体系中，地位最高的一家。关于这一点，邓洪波先生在《中国书院史》中有如下的说法：“应天府书际是一所典型的官办书院。虽然院舍、藏书由乡人曹诚出资置备，但一经捐出，即成官产，院中教学管理皆由官府接管，皇帝亲令学士、侍郎等高官‘文其记’、‘题其榜’，赐碑赐额，可谓备受殊荣。”

正殿就这么一组

正因为如此，应天府书院就称之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关于这“四大”，在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说法，另外还有“五大”和“三大”之说。先说“四大”，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将白鹿洞、嵩阳、岳麓和应天府，并列为四大书院，然而他还有这样一段话：“宋兴之初，天下四大书院建置之始末如此。此外，则又有西京嵩阳书院，赐额于至道二年，江宁府茅山书院，赐田于天圣二年。嵩阳、茅山后来无闻，独四大书院之名著。”在这里，他说了“四大”之后，又出来一个“茅山”，但他却没说这是“五大”。关于这一点，邓洪波的解释是：“或许此时的四书院，只表示人们对宋初著名书院的泛称而已，本就用不着那么认真。”而南宋的吕大中，则在《宋大事记讲义》里，有了“五书院”之说：“国家肇造之初，为书院者有五，曰嵩阳书院，曰石鼓书院，曰岳麓书院，曰应天府书院，曰白鹿书院。今嵩阳、应天二书院不可考，而石鼓书院淳熙中得潘侯畤而复兴，岳麓书院又得张、朱二先生振之。”

院儿里的绿化做的不错

不管是几书院吧，总之，这里面都提到了“应天府书院”，再加上这个书院的地位，当然也就成为了天下的名院。其实，应天府书院有这么大名气，并不单纯只是因为官方的推举，而更重要者，这个学校有着重要人物的执掌。

能够使应天府书院广出人才者，跟宋代的著名词人晏殊有很大关系。这位晏殊曾经当过应天知府，他觉得只有找名人来做校长，才能让这个学院招揽到人才，于是他就请来了当时的天下名士王洙来当校长。这位王洙果真有本事，很快他就把这个学校搞的“其名声著天下”。这个学校里出了一位著名的学生，那就是范仲淹。范曾在这个学校苦读了五年，后来才取得了那么大的名声。范仲淹服丧期间，晏殊找到了他，请他来应天府书院执教。

大殿的匾额

范仲淹到任后，对这个学校的教学方向进行了改造，他的教育方针可用“明体达用”四个字来概括。范仲淹自己解释了这句话的内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范仲淹说“天下危困”，这句话足够胆大，不知道皇帝听到后会如何想，但他说的“经济之才”不是现在的一切向钱看，“经济”二字在这里指的是，能够实干的管理人才，总之，范仲淹要替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在他的努力下，这个学校果真出了一大批的人才，比如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张载等等。这等顶尖人才都出自这一个学校，看看人家的校友，真让人叹羡不已。正因为如此，这个应天府书院在宋代的地位，绝对高于今天的清华和北大。其实也不应当这么比，当时的国子监不知道是否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党校，如果是那样的话，应天府书院专门是培养领导干部的机构，不管怎么说，这个书院在北宋就有着如下的评价：“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范文正公纪念堂

同时，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吃水不忘挖井人，应天府书院出了这么多人才，最重要者就是有晏殊这位识才之人。对于晏殊的这个功劳，《宋史》中有如下评价：“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而应天府书院则同样被《宋史》誉之为“北宋兴学，始于商丘”。

从去年开始，我的寻访计划又继续踏上了征途，但在行进路线上规划得更为缜密，此程的重点是想去看河南的两个书院。北宋四大书院，竟然有两个都在河南省，这当然跟北宋的首都在开封有较大的关系。嵩阳书院和应天府书院虽然都在河南境内，然而这两个地点都不通高铁，乘高铁则只能到郑州，然而这两个书院却在郑州一东一西的位置，无论先去哪一个，都有一段重复的路线要走。查找一番，竟然北京有直达商丘的火车，虽然没有高铁，但坐高铁到郑州，然后再转车折腾。现在正是暑期，不止是天热，因为放暑假，到处游览的学生把火车站里搞得人潮涌动。想一想，放弃了转车的想法，于是买了张直达的卧铺票，趟在铺上看书，想一想也很惬意。但很多事情都是想上去很美，真正住在车里面，车箱的四围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着股市过山车，8个小时不停嘴，可见人们为了追求幸福生活，是何等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