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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陈启宗(下):人总要有点理想,凡事都现实,婚都不要结算了

 hmjf 2015-10-31





我上次访问陈启宗是在今年1月,地点也是正义道9号,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所在地。那天他的秘书引我进来时,我吃了一惊,因为陈启宗没有独立办公室,和所有员工一起办公,只是空间略大半个平方米左右。见我诧异,他说我们是非盈利组织,靠募集资金来运作,都是捐助人的钱,不可能拿来给自己搞办公室。


但就是这个人,在几个月前和弟弟陈乐宗一起,通过家族基金向哈佛大学捐赠了3.5亿美元。他父亲陈曾熙去世时没有给他们留一分钱,都捐给了基金会,所以今天他也这样对待两个儿子,要他们完全自立。


1994年,陈启宗在故宫看到一块废墟,寸草不生,堆满垃圾,是1923年一场大火的遗存。他发愿捐资修复,从立项开始,耗费18年,最后完成建福宫花园和中正殿的复修。



秦朔:您对于政府的简政放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怎么看?


陈启宗:很好啊。年轻人有上进心,愿意创业,愿意take risk(承担风险),对任何国家都是很重要的。到年纪大了,老婆小孩都有了,要你承担风险你也承担不起来。年轻时不创业创新,将来就没机会了。年轻人创新创业绝对是好事。当然我也怀疑,能很快出结果吗?不一定。但不能因此就不做,长远看,年轻人多往这方面走绝对是对的。而且社会要改变态度,对于失败者不要太苛求,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有什么大不了的?年轻时不失败难道要年老时才失败啊?年轻人失败没什么大不了的,重新再来嘛,社会也不要对他们另眼相看。如果是另眼相看,就要对他们特别尊敬,因为他们“傻”过一次就不会再“傻”了,第一次难得不“傻”嘛。


秦朔:您在上海交大演讲时曾讲过一段话,年轻人不要太聪明,年轻人要用乌龟的心态做兔子的事业,花一些笨功夫。假如您面前是一群中国的创业者和年轻人,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忠告或鼓励?


陈启宗:像我这样的人,只能给别人这样的忠告。要是我是那么聪明,大概我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要是我是兔子,大概不会叫人做乌龟。大概我是乌龟,那只能叫人做乌龟。




但是,在商海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我觉得)不要算得那么尽,做很多事情不要那么功利主义,什么都为自己好。当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也懂得这个道理,也有相当的道理,但是,也不能凡事都那么功利。我做好多事都是不计后果的。所谓“不计后果”,不是说我承担无限的风险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有回报,没回报,不是太重要


秦朔:您的状态给人的印象一直是直抒胸臆很洒脱,包括您曾经说“18个月就建成的商业地产都是垃圾”,我碰到一个内陆很大的商业地产开发商,他说陈启宗是富家子弟,当然可以慢慢来,我们的负债率这么高,不快速周转行吗?


陈启宗:当然我也理解,我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些积累,比较容易做下去。但是可以告诉你,年轻时好多事儿,你觉得该做的,没有回报还是要去做。要不然的话,到你年长的时候,你大概不会考虑(做这些事情)。


不是因为所谓我“成功”了,我才变成这个样子。我从小就这样子。不要太现实,人总要有点理想。有些人说人年纪大了,就越来越现实。可能是会这样,但是能够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在年纪大的时候还有你的梦想,那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历史证明我也是一个很现实的角色,也不能说我不现实。但是我的理想主义也是很丰富的,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凡事都现实,婚都不要结算了。





秦朔:对于中国梦,您觉得是什么样的?


陈启宗:我认为中国绝对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因素。是有一些老外不懂,“傻”,才把中国看成一个威胁。中国历史上就是个非常和平的国度,盖个长城,笨得要死,根本没用。长城是什么?是防御性的东西,中国人历史上就是不打别人,你不要打我,你打我我就得打你,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中国哪里有打日本?是日本人来打我们,没办法。


所以中国绝对应该和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两大和平要素。可惜的是,美国人也笨,所以就把中国人变成威胁,再加上中国旁边的那些“小喽啰”也在“挑拨是非”。要是美国人有智慧的话,绝对要跟中国交朋友,中国也绝对要跟美国交朋友,两者同时,才能够为世界和平做贡献。


好多事情没中国是解决不了的,当然没美国也解决不了,所以两者能够做朋友,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希望能像丘吉尔说的,“你可以指望美国人做出正确的事来,不过得在他们尝试过一切可能之后。”希望他们把傻事做过后,能够回归正途,能跟中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



10月20日访问陈启宗时,我们还聊到美国的大学教育。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的他很自豪地说,南加州大学最近几年已经出了好几位美国大学的校长,比如西北大学校长Morton Schapiro,康奈尔大学第一位女性校长Garrett,东北大学校长Joseph E. Aoun,都曾在南加州大学做过管理岗位。“人都有长短,最重要的是要用人所长。”他说。


陈启宗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我最近则和管院的陆雄文院长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致力于总结中国案例。在陈启宗看来,中国教育教人做人,西方教育教人做事,有很大不同。中国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人品、为人处世为出发点,这是中国教育之源。而西方着重教人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学问,中国教育则缺乏这些内容。他认为,中国人要学习西方的这种长处,学会好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融会贯通中西之长。他还说,管理学院的学生不是只要学好财务、会计、营销、战略就行的,也要有广泛的文史哲知识,让自己的世界观不那么狭小。赚钱重要,心胸宽广更重要,想成大事就要做个心胸宽广的人。如果一个人只有专业学习,不懂得思考问题,将来做生意和别人交往也会吃亏。


离开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前,我参观了正在这里展出的《别有洞天:蝙蝠之旅》展览因“蝠”与“福”谐音,从明朝起蝙蝠在中国一直是个广受欢迎的图像,譬如五只蝙蝠就暗示五福临门,长寿、富贵、康宁、美德和尽享天年。而在西方,蝙蝠的形象主要与“吸血鬼”相联系。同样的东西,不同文化里却有不同的含义。


有些方面,要求同,有些方面,只能存异。求同也可存异,存异仍可求同。这时候,沟通就显得特别重要。


商人也是可以做文明交往的开门人的,就像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那些文明交往共存的路,都是商人最先走出来的。陈启宗曾这样说。






[秦朔访问]对话重要人物。逢周三,刷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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