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铎医学学术思想研究

陈士铎是清代初期的著名医学家，一生的著述非常多。他上承家学，并广泛访求名医和民间治病经验，通过长期的临证实践，形成了具有鲜明风格的学术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创新思想，最为后世学者称道。今存陈士铎的著作虽然只有八种，但通过对这部分著作的整理研究，仍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学术思想的系统性和一贯性。当然，因为陈士铎生活在一个改朝换代的时期，在他著作的形式上和内容中反映出一种反叛思想，致使他的著作大部分亡佚或长期未能刊行，这对研究他的学术思想也带来了一些困难；又因本人水平有限，搜求爬剔之力虽大，研究考证之功却是甚微，这对一代大家的学术研究不免失之空泛。但是，相信读者仍能通过阅读陈士铎的原著而得到教益。今不揣简陋，谨将此次整理研究之所得介绍如下。
一、陈士铎生平
陈士铎，字敬之，号远公，别号朱华子，又号莲公，自号大雅堂主人。浙江绍兴人。其生卒年月已不得详考，正史亦不载。据嘉庆八年《山阴县志》 记载：“陈士铎，邑诸生，治病多奇中，医药不受人谢，年八十卒。”《辨证录· 凡例》 中自称：“铎年过六旬，精神衰迈，二师传铎之言，愧难强记，恐至遗忘，辨论之处，或多未备，尤望同人之教铎也。”二师传铎之时，据《自序》 称是在康熙丁卯秋，即公元1687 年。向上推60年，当明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如果这篇《凡例》 可信的话，陈氏的生卒年代大约是在公元1627 年一1707 年。
陈士铎先祖的情况已不能详考。《 洞天奥旨· 凡例》 称：“先大父安期公，生平颇好方术，游蜀遇峨媚山羽士，传有秘方，效验如响，亦登此编。”安期，古仙人名，此则是对先辈的薄称。《辨证录· 凡例》 称：“祖父素好方术，遗有家传秘本，凡有关各症者，尽行采入，以成异书。”《 洞天奥旨· 自序》 称：“又虑证多方略，附祖父家传。”又《辨证玉函》 王之策序称：“陈子为於越世胄，幼抑抱匡济，恒以公辅自命，人亦无不以公辅期之。”公辅，即国家之良臣。由此知陈氏为越地世代名望之家，其祖父素好方术。
陈氏幼习儒术，初为乡间诸生。顺治2 年（1645年），清兵攻占南京，福王政权瓦解。1646 年清军博洛渡钱塘，陷绍兴，时陈士铎已有二十岁左右。《洞天奥旨· 跋》 说：“曾祖远公，自少习举业，以数奇，屡试辄蹶，已而出游京师，复不得志，遂究心于医学焉。”此跋文乃是陈氏的曾孙陈凤辉所作，时间在乾隆庚戌年，即公元1790如年。数奇，即命运不好之意。
陈氏性好游历，常以四海为家。《本草新编· 凡例》 称：“铎少喜浪游，凡遇名山胜地，往往探奇不倦，登眺时，多逢异人，与之辨难刀圭，实能开荡心胸，增益神智，苟有所得，必书笥中。”其所游历之处，据诸书之《序》 所记，南至广西，北至北京等地，晚年又客居川中。《辨证玉函》 王之策序称陈士铎“赍志未售，间留心于经世之学，当途者殷勤征聘，争欲延致，后因远陟苍梧，雅慕独秀、栖霞诸胜，偏厉幽隐… … 陈子随有钜鹿之游。”此序作于康熙三十二年。天都，即天子之都。苍梧，在今广西安平县东。钜鹿，今河北省平乡县治内。王之策，事迹未详。卷中题“新安王之策殿扬甫订定”，意王氏当为安徽新安人。
《洞天奥旨》 陶式玉序称：“吾老友陈远公先生，至诚恺恻，慈悯为心，读书挽道，不得行其志，而客游燕市… … 远翁前后著书，录二仙真口授之秘，已得八千余纸，业已会梓行都门矣。”此序作于康熙37 年，即公元1698年。内称陈氏为远翁，据上《辨证录· 凡例》 自称康熙丁卯〔1687）年时已六十岁，则是年已有七十余岁。
陈士铎前后二次进京，第一次是康熙丁卯（1687 ）年，第二次是康熙癸酉( 1693 ）年。《洞天奥旨· 自序》 说：“癸酉冬，再游燕市”据王之策《辨证玉函· 序》 称康熙32 年陈士铎秋试入省，正合癸酉冬再游燕市之事。燕市，又称燕京，即今之北京。因其一生好游历，其生平等后人难知其详。如《辨证奇闻》 乾隆28 年刘浩序中已称“山阴陈远公者，未详其世系，其行身植志，亦不知其奚似。”陈士铎是具反清思想的人，他的好游历，是与此种思想有关。所以，他以道者自居，游历名山大川，访求名人，并与傅青主有密切交往。
二、陈士铎著述考
陈士铎一生勤于著述，据嘉庆八年《山阴县志》 记载：“著有《内经素问尚论》 《灵枢新编》 《外经微言》 《本草新编》《脏腑精鉴》 《脉诀阐微》 《石室秘录》 《辨证录）《辨证玉函》 《六气新编》《外科洞天》 ＜伤寒四条辨》 《 婴孺证治》 《 伤风指迷》 《 历代医史》 《济世新方》 《琼笈秘录》 《黄庭经注》《梅花易数》 等。惜其所著，多所沦没。”另据《洞天奥旨》 陈氏曾孙凤辉乾隆五十五年庚戌（l 790 年）跋称：陈士铎“阐发医理二十余种。所著《素》 、《灵》 、《本草》 、《伤寒》 、《六气》 、《外经微言》 、《石室秘录》 、《辨证录》 、《脏腑精鉴》 、《脉诀阐微》 、《辨证玉函》 等书，付梓行世已历有年所矣”。上述这些书中，今存世的只有《石室秘录》 《辨证奇闻》 《辨证录》 《本草新编》 《外经微言》 《辨证玉函》 《洞天奥旨》 《脉诀阐微》 《辨证冰鉴》 ，其中，《辨证奇闻》 《辨证录》 《辨证冰鉴》 三种，乃同书而异名者。
已亡佚的书，清以来的书目中未见著录，有没有刻本，已不得详知。其中《脏腑精鉴》 一书，见于《辨证录》 凡例所引？其中称：“岐天师传书甚富，而《外经》 一编尤奇。编中秘奥，皆采之《外经》 、《精鉴》 居多，非无本之学也。”《石室秘录》 陈士铎自序说：“铎信师之深，退而著述，若《素问》 ，若《灵枢》 ，若《六气新编》 ，若《辨证录》 ，俱已告竣，计八千篇有奇。”陈氏在《本草新编· 凡例》 中亦自称“著书甚富”，可惜他的许多书，因流通不广，以致亡佚。
陈士铎所著的这些书，其来源如何？成书的时间以及各书间的关系如何？后世的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疑问。问题的提出，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陈士铎在各书的序和凡例中以及友人的序中，提出其受术于岐伯天师等；二是陈士铎的著作多称“敬习”和“述”；三是陈士铎的著作与今存世的傅山的书有相似之处。
1 ．陈士铎的《石室秘录》 中有岐伯、张机、吕道人的序，皆为托名之作。这与其他书中的序不同。因为《石室秘录》 最为早出，因此，这些人有可能是傅山以及傅山的后代和门人。金以谋的序说：“第指迷自吕祖，启函自天师，辨难参订自真人，迹近怪异，或疑其说荒渺为不可据矣，乃吾三复斯篇，立方固奇，而立论甚正。”在这些序中，无不提到传书的事，可见陈士铎的书，必有所受授。
2 ．陈士铎所著的这些书，所题撰著的方式有所不同。或者称述，或称敬习，或称著。如：
《石室秘录》题；山阴陈士铎远公甫敬习。
《辨证录》题：山阴陈士铎敬之甫号远公又号朱华子著述。
《辨证奇闻》题：山阴陈士铎远公父原本宁乡文守江南纪氏敬述
《外经微言》题：山阴陈士铎号远公又号朱华子述。
《辨证玉函》题：山阴陈士铎远公甫敬习。
《洞天奥旨》题：山阴陈士铎敬之甫号远公著。
《脉诀阐微》题：山阴陈士铎敬之甫别号远公述。
敬习，即恭敬学习、受之于人之意；述，撰人之言。《洪武正韵》 ：“述，缵也，譔也。凡终人之事，纂人之言，皆曰述。”按陈士铎自己所说，他的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得之异人，故而称“述”。如《辨证录· 自序》 说：“铎，尼山之弟子也，敢轻言著作乎。闻二先生教，亦述之而已矣，何必讳其非仙哉。仙不必讳，而必谓是书非述也，得毋欺世以玄奇乎。”《辨证录· 凡例》 说：“是编皆岐伯天师、仲景张使君所口授，铎敬述广以传世，实遵师诲，非敢自矜出奇。”《洞天奥旨· 自序》 说：“谈医用药，无非本诸洞天之传也。又虑证多方略，附祖父家传，采古今验方列于后”。《洞天奥旨· 凡例》 又说：“先大父安期公，生平颇发方术，游蜀遇峨嵋山羽士，传有秘方，效验如响，亦登此编。”陈士铎的这些话，并非虚语。可以看出，陈士铎的著述，一方面是来源于傅山等的传授，一方面来源于家传，还有一部分是自己的临证经验。
3.陈士铎著作与傅山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通过此次整理，傅山，字青主，明末清初山西阳曲（太原）人。博通经史，工于诗文书画，亦精于医学。明亡后，隐居不仕，其医学著作鲜有传者。所以，傅氏的书，多是在民间传抄。直至道光年间，始有《傅青主女科》 刊行问世。此书初刻于清道光七年。据张凤翔序称：“傅青主先生有手著《女科》 并《产后》 二册，近得抄本于友人处，故乐为序而行之。”道光十一年祁尔诚在重刊序中说：“此书为傅青主先生手著… … 晋省抄本甚多，然多秘而不传，间有减去药味，错乱分量，彼此参证，多不相符。兹不揣冒昧，详校而重刊之。”可以看出，傅氏的书，因为政治的原因，久久未能刊行，仅民间有许多抄本行世。
同治二年，又有《傅青主男科》 、《傅青主小儿科》 刊行。王道平序说：“癸亥秋，有邦定罗公，持先生《男科》 、《小儿科》 以相示，平见而奇之，究其所由来，罗曰：道光初年，余家刻印先生《女科》，是时，平定州孙毓芝先生为余家西席，由平定州携至舍也，余抄之，藏笥已四十年矣。今有乡人生产，胎衣不下，求方于余，余搜《女科》 而得此。因子好《女科》 ，而特为相示。平受而读之，读而抄之，且欲板之。”
因为傅氏的书后出，后之学者遂有疑义。如陆定圃《冷庐医话》 中说：“《傅氏女科》 一书，道光丁亥张丹崖凤翔序刊，近复刊入潘氏《海山仙馆丛书》 中。王孟英谓文理粗鄙，剿袭甚多，误刊误行，沾辱青主。余观此书，遣辞冗衍，立方板实，说理亦无独到处。成此书者，当是陈远公之流，而其学更不如远公。乃《女科》 书中之最下者。”谢诵穆《中医伪书考》中说；“或云《傅青主女科》 系从陈敬之《辨证录》 中录出。”
关于傅山著作的真伪问题，近世己不复争论。因为建国以来，山西省博物馆发现了傅山医学著作的遗墨及传抄本多种。其中有《大小诸证方论》、《 松侨老人傅山稿》 二种，经文物专家鉴定，确系傅山的著作。傅山的友人顾炎武曾为《大小诸证方论》 作序，其中说：“予友傅青主先生，学问渊博，精实纯萃而又隐于医。手著女科一卷、小儿科一卷、男妇杂证一卷，繙阅其书，分门别类，无症不备，无方不全，治一病必发明受病之因，用一药必指示用药之故，曲折详尽，诚卫生之善道，救死之良方也。”此序写于康熙十二年。顾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因不满清人的统治，晚年曾隐居山西，与傅山交善。
《大小诸证方论》 中的小儿科方论，与行世的《傅青主小儿科》 内容相同，并与陈士铎《石室秘录》 中儿科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这说明陈士铎的这部分内容主要来自于傅山。
山西省博物馆藏有《松侨老人傅山稿》 的医学手稿一部，仅存调经部分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与今《傅青主女科》 中调经部的内容、陈士铎《辨证奇闻》 、《辨证录》 中调经部分基本相同。此外，《大小诸证方论》 中的杂证方论，也与《石室秘录》 中的部分内容也多有相同之处。
陈士铎在其《石室秘录》 和《洞天奥旨》 等目序中提到他曾二次去北京，并在北京有较长时间的停留。陈士铎去北京的时间，据《洞天奥旨》 和《辨证录》 序称一是在康熙丁卯（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 年），一是在康熙癸酉〔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 年），与傅山在北京的时间不同。序称丁卯秋遇岐伯天师于燕市。岐伯天师，可能即是对傅山的隐称。但此时傅山已故，这个时间记载可能有误。傅山是在康熙戊午年被徵入北京，即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 年），于康熙十八年返故里，卒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 年）。陈氏书序中所言之时间是否准确，拟或为避清廷之难，有意为之，今已不得详考。但是，陈士铎自述受师传之事，并非虚语。从陈士铎著作的内容、文体以及二人生活的时间来看，陈氏确曾接受了傅山的传授。但是，陈士铎在何时何地与傅山相会？陈士铎的全部著作中究竟包含有多少傅山传授的内容？今亦不得详考。
4 ．关于陈士铎诸书间的关系，考今存陈士铎的书，《外经微言》 是讲医学理论的，《本草新编》 是讲组方用药之理论的，《洞天奥旨》 是外科专书，《脉诀阐微》 是讲脉法的，《石室秘录》 、《辨证奇闻》、《辨证录》 、《辨证冰鉴》 、《辨证玉函》 均是洽疗杂病的书。这其中，《辨证奇闻》 、《辨证录》 、《辨证冰鉴》 三书乃同书异名。《辨证冰鉴》 最为晚出，是由光绪年间初刻，其内容与《辨证录》 完全相同，乃后之传是书者改易其名而得。《辨证奇闻》 与《辨证录》 在文字上有较大差别，但内容结构完全相同，仍是同一种书。《辨证录》 一书流通最广，为人们所熟悉，而《辨证奇闻》 则存世甚少。那么，二书的关系如何？今将二书互相考，得出如下之事实。
一是《辨证录》 有而《辨证奇闻》 无者。《辨证录》 在文字上较《辨证奇闻》 多出近二十万字，增加的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在每证之后别附一方，其余的则是增加了大量的叙述性文字。如卷一伤寒门《辨证奇闻》 作：“冬月伤寒，发热头痛，汗出口渴，人谓太阳证，谁知太阳已趋阳明。若徒用干葛汤治阳明，则头痛不能除；若徒用麻黄汤治太阳，则汗不能止，口渴不能解，势必变症多端。法宜正治阳明，兼治少阳。”《 辨证录》 作：“冬月伤寒，发热头痛，汗出口渴，人以为太阳之症也，谁知太阳已趋入阳明乎。若用干葛汤以治阳明，则头痛之症不能除；若徒用麻黄汤以治太阳，则汗出不能止，口渴不能解，势必变症多端，轻变为重。法宜正治阳明而兼治少阳也。”又如中风门《辨证奇闻》 作：”入室向火，边热边寒，遂致左颊出汗，偶出户，为贼风所袭，觉右颊拘急，口于右。人谓中风，孰知向火，火逼热并一边也。惟和气血，佐解火，则火平，邪正。”《辨证录》 作：“人有入室向火，一边热而一边寒，遂致左颊出汗，偶尔出户，为贼风所袭，觉右颊拘急，口于右。人以为中风之症也，而余以为非中风也，乃向火而火逼其热以并于一边耳。若作风治，而中实无风，和其气血，而佐之以解火之味，则火平而邪自正也。”按书籍流传之例，先出者简，后出者繁。这种行文方式的改变，颇类似于后来的通俗本。
二是《辨证录》 因避讳而删去了部分文字。由于康熙以后大兴文字狱，刻《辨证录》 者为避清廷之讳，遂将《辨证奇闻》 中涉及胡虏夷狄贼寇以及含煽动性的文字全部删去了。此类内容甚多，今举数例说明。如《辨证奇闻· 伤寒门》 有：“盖阳明多气多血，邪足恣其凶横。如贼入通都大邑，其抢掠之势，较穷乡僻壤自不同，所得之物，足以供其跳梁。故邪入阳明，挟其府之气血，炎氛烈焰，往往然也，岂可以轻小之剂望其解散，必须大剂凉药，始可祛除其横暴。”《辨证录》作：“盖阳明为多气多血之府，邪入其中，正足大恣其凶横，而挟其府之气血，为炎氛烈焰者，往往然也，故必须用大剂凉药，始可祛除其横暴也。”又此篇中的“势必执枪刀思御侮。此时而能登高号召，劝谕高呼，贼知内有防护，外恐有内应，自易解散，”“宁其乞食戚党，”、“可以御敌逐寇”，《目痛门》 的“有不复国于须臾，定乱于顷刻”等等，大量的此类文字，均被删去。
二书文字既有如此差异，可以证明，今所存之《辨证奇闻》 乃是原本，《辨证录》 一书，当是经后人删改过的本子，已非其旧。至于是何人所为，今已不得详考。雍正三年广东巡抚年希尧曾刻《辨证录》 ，是否即此时所为，容后证之。
《辨证奇闻》 之名见于《辨证录》 自序和《洞天奥旨》 凡例中；《辨证录》 的名称，见于《洞天奥旨》 陈氏的自序中，此是一书本有两名。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辨证奇闻》 卷下的题名与其他几种书不同。作：山阴陈士铎远公父原本、宁乡文守江南纪氏敬述。据《辨证奇闻》 欧阳晟和刘浩的序，称陈士铎曾传医术于文南纪。如欧阳晟序中说：“予友南纪文君，恒产不及常人，常怀利物。刻《奇效医述》 一书事竣，今又取《辨证奇闻》 而付之梓。夫《辨证奇闻》 ，山阴陈远公所著，……今并传于南纪一人，是此书之幸。”《辨证奇闻》 刘浩的序中说：“文子南纪与予同乡，亦业是术，独能知是书之精粗本末，慨然解囊，将付之梓，斯真有识人也。”文南纪，浙江宁乡人。此称敬述，当是经文南纪订正过。
5 ．陈氏诸书的成书时间，只能从各书的序文中知其大概。根据陈士铎的自述，其于康熙丁卯秋遇岐伯天师于燕市，此后退而著述，此时陈氏已是六十岁左右。《本草新编》 康熙己巳吕道人序称：“著《内经》 、《六气》 之书甫竣，复著《本草》 。”是《本草新编》 一书出于《内经素问尚论》 与《 六气新编》 之后。
《本草新编》 康熙三十年金以谋序称：“陈子远公，所著《石室秘录》 ，皆传自异人，而于青囊肘后，阐发尤多，故拨盲起疲，捷如响应。余既序之，梓以行世矣。无何，复邮《本草新编》 。”是《石室秘录》 一书又在《本草新编》 之前。
《本草新编》 凡例：“铎晚年逢异人于燕市，传书甚多，著述颇富，皆发明《灵》 、《素》 秘奥，绝不拾世间浅渖。”知《本草新编》 乃陈氏晚年所作。
《辨证奇闻》 天留客序称：“先出《秘录》，后出《奇闻》 。”是《石室秘录》 作在《 辨证奇闻》 之前。
《洞天奥旨》 也是陈士铎晚年之作。如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铎信师之深，退而著述，若《素问》 ，若《灵枢》，若《六气新编》 ，若《辨证录》 ，俱已告竣，计八千编有奇，亦可谓书之富焉。 … 因而再著兹编，名曰《洞天奥旨》 。”
由此可以看出，今存陈士铎诸书成书次第，大致《石室秘录》 在前，其次为《辨证奇闻》 、《辨证录》 、《辨证玉函》 、《洞天奥旨》 、《脉诀阐微》 、《本草新编》 、《外经微言》 。
6 ．陈士铎的自序和凡例。今存诸书中，陈士铎的自序共有2 篇，分别见于《辨证录》 （题于大雅堂，无撰写时间）和《洞天奥旨》 （康熙甲戌仲冬题于燕市）二书。
除了陈士铎的自序外，他人的序中，有托名岐伯天师、张机、吕道人的序，分别见于《石室秘录》 三篇、《本草新编》 三篇。此数篇序文，皆为托名之作，究为何人所作，今不可详考。
友人和同里人的序有数篇，如金以谋（见《石室秘录》 、《本草新编》 ）、陶式玉〔 见《洞天奥旨》 ）、王之策（见《辨证玉函》 ）等，其余皆为刻书者的序。
凡例有三篇，皆题为陈士铎识。分别是：《本草新编· 凡例十六则》 ，题山阴陈士铎远公别号朱华子识；《辨证录· 凡例》 ，题大雅堂主人远公识；《洞天奥旨·凡例》 题大雅堂主人远公识。
三、陈士铎著作版本考
陈士铎主要生活在清康熙年间，陈氏所著诸书，也都出于此一时期。今诸书中所存康熙年间的序有：《石室秘录》 有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 年）义乌金以谋孝芑氏的序；《本草新编》 有康熙三十年（1691 年）华川金以谋的序；《辨证玉函》 有康熙癸酉（三十二年、1693年）天都王之策慎庵氏的序；《洞天奥旨》 有康熙戊寅（三十七年、1698 年）广西道监察御史年家眷弟陶式玉的序。
今丛书所收的八种之中，后世流通较广的只有《石室秘录》 、《辨证录》 、《洞天奥旨》 三种。这三种书今所存的版本也较多。
《外经微言》，今所存者，仅一种清抄本，现藏天津市图书馆。全书九卷，八十一篇，卷首题“岐伯天师传、山阴陈士铎号远公又号朱华子述”，书末有“嘉庆二十年静乐堂书”的题记。从该抄本的纸张墨色等看，当是嘉庆年间之原物，信可宝也。《外经》 一书，乃是西汉刘向等整理方技类书时所定著之名，后世不存，此陈氏托其名来阐发自己的医学思想。
《脉诀阐微》 ，最早的刻本是乾隆间本子。因此书内容较少，单行不易，今通行的本子，均见附于《辨证录》 之后。书前有陈士铎的序，卷前题“山阴陈士铎敬之甫别号远公述”，不分卷次。
《本草新编》，初刻于康熙三十年，此书流传不广，存世亦甚少。《中医图书联合目录》 著录有康熙间刻本、日本刻本等。康熙刻本今存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图书馆，仅三卷。其中第一、二卷为原刻本，第五卷为抄补本。第一卷前有吕道人，岐伯天师、长沙守张机和金以谋的四篇序文。日刻本刊于日本宽政元年，该本乃出于康熙本，经日人松田义厚考订后刊行。今藏天津市图书馆，原刻只存一卷，余四卷则是据康熙本抄配。1982年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本草秘录》 ，此乃《本草新编》 的别称。此本是据山西省黎城县王淑田家藏抄本、经何高民先生整理后刊行，其中错讹甚多，卒不可读。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今藏有《本草新编》 抄本一种，全书一函八册，不分卷次，各卷内容均不全。
《石室秘录》 初刻于康熙年间，金以谋康熙二十八年的序，是为该书初刻时所作。金以谋，浙江义乌华川人（华川，古地名，在今浙江义乌县西南）。其自称是陈士铎的同乡，如《石室秘录》 金以谋的跋文中称：“余与陈子远公同里而神交，偶得是编，读之叹为神奇，故亟梓以济世。”虽然同里，但未曾谋面。该书问世后。在民间广为流传，刻本亦较多。清人的目录书中已有著录，如《郑堂读书记》 ：《石室秘录》 六卷，萱永堂刊本。国朝陈士铎撰。士铎，字敬之，号远公，别号朱华子，山阴人。《四库全书》 存目。是书成于康熙丁卯。中称于京都遇岐伯传授，张仲景、华佗等发明，雷公增补。卷首有三序，亦题岐伯、张仲景及吕道人撰，或系扶乩得之，并不著明，殊为诡诞。其书不论脉，不论因，但分一百二十八法，立论用方，亦多不经见，似医门之一奇。然世之信而用之者，亦间有效，则不可解矣。卷末有义乌金孝芑以谋跋，盖其文曾经孝芑所订定者。”又《皇朝经籍志》 ：“《石室秘录》 六卷，陈士铎撰。”又《清朝文献通考》 ：“《石室秘录》 六卷。”又《贩书偶记》 ：“《石室秘录》 六卷，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刊，雍正八年萱永堂刊。”
今存世的本子有康熙间经元升刊本、本澄堂刊本、明德堂刊本、三元堂刊本、金玉楼刊本、青云楼刊本，雍正八年广陵萱永堂刊本，嘉庆三年崇文堂本、菁华堂本，光绪间《石室秘录》 、《洞天奥旨》 合刻本以及民国间石印本多种、建国以来排印本等。其中称康熙本者，均无明确刊刻年代，刻工亦粗，著录者根据序文而定其年代，恐非康熙原本。另有清广陵温热派名医闵纯夫的删节本，其中对原书方剂的药量做了删节，已非原书之旧。
《辨证奇闻》 今存最早的版本是乾隆二十八年〔 1763 ）刻本，内题“积善堂藏版”，前有乾隆癸未（1763 年）鹅溪欧阳晟序、同里天留客引、乾隆癸未南塘刘浩序。卷首题：山阴陈士铎远公父原本、宁乡文守江南纪氏敬述。根据欧阳晟的序，知文南纪曾亲受陈士铎之传，故称敬述。凡十五卷，花口，单鱼尾，左右双边，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根据天留客引中所说“惜原版浸淫，久无重刻”，此本已不是初刻本。原版为何人所刻，己不可详考。又考今存《伤寒辨证录》 年希尧刻书之序，是否为年氏所刻之本，俟后证之。因此本内容犯清讳之处甚多，后之好事者遂将此类内容删去，并增附大量方剂，名为《辨证录》 。又有道光三年〔 1823 ）钱松自刻本之十卷本，则又是在《辨证录》 之基础上重刻者。这个本子后世版刻较多。今所收《辨证奇闻》 ，版刻较少，后世尚有道光六年（1843）经元堂刻本、同治六年（1867 ）刻本等，均是在乾隆本的基础上重刻。
《辨证录》 是（辨证奇闻》 的增删本，此书流通较广，版本也较多。最早的本子是雍正三年广东巡抚年希尧的刻本，此本已不存。年希尧好医方，今存有年氏自编的《经验四种》 一书，雍正二年刻；又有《本草类方》 十卷，雍正十三年自刻。《辨证录》 今存的版本较多，主要的有乾隆十二年喻义堂刊本，十四卷，末附《脉诀阐微》 ，不分卷。扉页有“喻义堂藏版”题记，首有乾隆十二年黄晟序。花口，单鱼尾，上下双边，半页九行，行二十二字。喻义堂，其堂址等今已不得详考。此本即《清史稿· 艺文志》 著录的《辨证录》 十四卷。另有一种十二卷本，末附《脉诀阐微》 ，书末有楼庆昌跋，无十三卷外科与十四卷幼科，亦题喻义堂藏板。此乃后世重印者删十三、十四卷而为。又有嘉庆二十二年文诚堂刻本，称《增补辨证录》 ，亦是在喻义堂本的基础上重刻者。又有道光二十六年王发越重刊本等，都是在喻义堂本的基础上重刻的。又有《伤寒辨证录》 ，乃后世重刻而易其名者，前有年希尧的刻书序，喻义堂藏版。考此本与乾隆十二年喻义堂刊本的行款内容相同，当是后人重印时所增，并删去黄序，题名为《伤寒辨证录》 。此本主要有光绪六年文奎堂、光绪三十年两仪堂刊本。诸本中最好的本子当属喻义堂本。
《辨证玉函》 一书，世间流通极稀。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一种，即今仅存的康熙间刻本。书凡五卷，前有康熙癸酉（1693 年）天都王之策的序，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此书乃以证为纲，列75种证候，较《辨证录》 更为简要，故称《辨证玉函》 。
《洞天奥旨》 今存康熙三十六年陶式玉的序，但是否即有康熙间的刊本，今已不得详考。今存最早的刊本是乾隆五十五年大雅堂本。如《郑堂读书记》 著录：《洞天奥旨》 十六卷，大雅堂刊本。国朝陈士铎撰。士铎，字敬之，号远公，别号朱华子，山阴人。远公以世医治疮疡坏证，刀针割裂，变出非常，复以琐细轻剂相援，卒至死亡不悟，因著是编。首载经络图穴，次为通论四卷、诸证九卷，又以为奇方三卷。其辨证也，备而晰；其用法也，妙而神。无证不备，无方不全。大都可试、可验、可信、可师，传之其人，而无误者也。其曰《洞天奥旨》 者，自谓得之仙传，谈医用药，无非本堵洞天之传也。此则过神其术，不脱方技者流之习气矣。前有康熙甲戌自序、凡例，越五载，戊寅陶式玉复为之序，至乾隆庚戌，其曾孙凤辉付梓并为之跋。”
又《万卷精华楼藏书志》 载《 洞天奥旨》 十六卷，国朝陈士铎撰。原本，康熙甲戌所刊，前有自序。此外科之秘录也。内多效方，外科书宜以《金鉴》 为宗，其他则《疡医大全》 收采极备。吾邑有三世疡医，妙处在使人不痛，其所遵者，为《了然集》 。一抄本，一刻本，予以重价得之，与其平日所论者相同。而他书或有未及，因表出之。祝由科治疮疡颇验，然必有所传授，亦古法也。其书尚有传本。又见于《绛雪园十三科》 中。其术今有传之者，治病亦验。岐伯曰：先巫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又曰：古惔之世，邪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任大椿曰：病之轻者，或有感应之理，若果病极深重，亦不能有效也。古法今已不传近，世传符咒之术，间有小效，而病之大者，全不见功。岐伯之时已然，存而不论可也。文光案；符咒尚不害人，今之女巫不知孔穴，妄以针刺人，予所见有伤其脉络，顿缩手足者，有伤其藏府，号痛不已者，甚至针孔成脓不已，遂至于毙，大可痛很。因书之以示戒。”
此称康熙甲戌刊，是据陈士铎的序而定，不能称是。该书问世后，在民间广为流传，至民国时，刻本已有十余种。今存世的主要刊本有乾隆五十五年大雅堂本、嘉庆间聚贤堂本、纬文堂巾箱本、光绪间善成堂本，以及清末、民国间石印本数种。其中以大雅堂刊本为最善。
四、陈士铎的学术思想
明清时期，江浙一代是中医学术的繁荣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医学家，如薛己、赵献可、张介宾、李中梓、吴有性、缪希雍、马莳、张璐、陈士铎、吕留良、张志聪、沈又彭、柯琴、叶桂、薛雪等。这些医家，对陈士铎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着较大影响。陈士铎一生好游历，到过全国很多地方，足迹所致，一面行医，一面访求名医，并常常在一处多所停留。在学术上受傅山的影响较深。从今存陈士铎的著作来看，其学术思想的内涵，一方面是在继承了同时代和前代医家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并经过了长期临症的实践而形成的；一方面是受到傅山等人的传授，在著作内容和学术上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就陈士铎的学术思想的特点而言，其最突出的特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在医学理论方面，善于继承，并勇于创新；二是临证重视辨证；三是组方用药偏重温补；四是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色彩。
（一）中医学理论的特点
陈士铎生活在一个世代业医的家庭中，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对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其医学思想来源于《黄帝内经》 、《难经》 、《伤寒论》 、《脉经》 等，并成为学问的根底。他所著的《内经素问尚论》 、《灵枢新编》 、《外经微言》 、《脏腑精鉴》《脉诀阐微》 、《六气新编》 、《伤寒四条辨》、《历代医史》 、《琼笈秘录》 ，这些著作都是阐发医学理论的，虽然大多已经亡佚，但也充分反映了他在医学理论方面的造诣。
上述这些阐述理论的著作，今仅存《外经微言》 一书。《外经》 一书，乃是西汉刘向等整理方技类书时所定著之名，后世不存，此陈氏托其名来阐发自己的理论。陈士铎在医学理论方面的一些独到的认识，主要体现在这部书中。本书仿《素问》、《灵枢》 之例，分为九卷，以黄帝、伯高等问答的形式来叙述。其内容涉及阴阳五行学说、生命的发生、经脉循行、脏腑功能、运气主病等等。所论述的这些问题，因为都是针对着《黄帝内经》 、《难经》 、《伤寒论》 、《脉经》 中的某些内容所作的阐发，所以称为《外经微言》 。《外经微言》 是陈士铎理论思想的代表作，在这部书中所阐发的一些理论问题，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如《辨证录· 凡例》 中说；岐天师传书甚富，而《外经》 一编尤奇。篇中秘奥，皆采之《外经》 、《精鉴》 居多，非无本之学也”。推之如《石室秘录》 、《辨证奇闻》 、《本草新编》 诸书，无不如此。
1 ．对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解
陈士铎对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解，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的理论，成为他认识生命、认识疾病和辨证论治的指导思想。他对阴阳五行学说认识，在他的全部著作中运用的非常普遍，并成为他辨证论治的精髓。
首先，他对阴阳学说的理解，提出“阴阳颠倒”说。什么是阴阳颠倒？他解释说：“乾坤之道，不外男女，男女之道，不外阴阳，阴阳之道，不外逆顺。顺则生，逆则死也。阴阳之原，即颠倒之术也。世人皆顺生，不知顺之有死；皆逆死，不知逆之有生，故未老先衰矣。”（《外经微言》 ）他认为，阴阳本为一体，所以逆顺可以转化。就常道而言，顺阴阳则生，逆阴阳则死，但就其本原来看，阴阳本为一体，逆顺可以转化，顺中有死，逆中有生，这即是阴阳颠倒。《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说：“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为内格。”《黄帝内经》 中对于逆顺的论述，包括了天地、阴阳、四时、生机、疾病、治疗等，其中包含了阴阳转化的思想，但陈氏在这里则从阴阳发生的角度，更具体的说明了阴阳的互根的关系。接着，他又在“逆顺探原”一篇中用五行生克的理论进一步说明了阴阳的这种转化关系。他说：“阴阳之原者，即生克之道也；颠倒之术者，即顺逆之理也。知颠倒之术，即可知阴阳之原矣。”随即又用五行来说明事物生克顺逆的关系，他说：“五行顺生不生，逆死不死。生而不生者，金生水而克水，水生木而克木，木生火而克火，火生土而克土，土生金而克金，此害生于恩也。死而不死者，金克木而生木，木克土而生土，土克水而生水，水克火而生火，火克金而生金，此仁生于义也。夫五行之顺，相生而相克；五行之逆，不克而不生。”
以五行配天地万物与人，其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而变化的核心，即生克二字。以具体的五行生克关系，来说明抽象的阴阳颠倒的概念，这也是理解陈氏所提出的“顺生不生，逆死不死”关键。所以，他在《外经微言· 五行生克篇》 又进一步解释说：“心肝脾肺肾配火木土金水，非人身之五行乎。雷公曰：请言其变。岐伯曰：变则又何能尽哉，试言其生克。生克之变者，生中克也，克中生也，生不全生也，克不全克也，生畏克而不敢生也，克畏生而不敢克也。雷公曰：何以见生中之克乎？岐伯曰：肾生肝，肾中无水，水涸而火腾矣，肝木受焚，肾何生乎。… … 雷公曰：何以见克中之生乎？岐伯曰：肝克土，土得木以疏通，则土有生气矣。脾克水，水得土而畜积，则土有生基矣。肾克火，火得水以相济，则火有神光矣。心克金，然肺金必得心火以煅炼也。肺克木，然肝木必得肺金以斩削也。非皆克以生之乎。雷公曰：请言生不全生。岐伯曰：生不全生者，专言肾水也。各脏腑无不取资于肾，心得肾水而神明焕发也，脾得肾水而精微化导也，肺得肾水而清肃下行也，肝得肾水而谋虑决断也，七腑亦无不得肾水而布化也。然而取资多者，分给必少矣，亲于此者疏于彼，厚于上者薄于下，此生之所以难全也。雷公曰：请言克不全克。岐伯曰：克不全克者，专言肾火也。肾火易动难静，易逆难顺，易上难下。故一动则无不动矣，一逆则无不逆矣，一上则无不上矣。腾于心，燥烦矣；入于脾，干涸矣；升于肺，喘嗽矣；流于肝，焚烧矣；冲击于七腑，燥渴矣。然肾火乃雷火也，亦龙火也，龙雷之火，其性虽猛，然聚则力专，分则势散，无乎不克，反无乎全克矣。陈士铎曰：五行生克，本不可颠倒，不可颠倒而颠倒者，言生克之变也。篇中专言其变而变不可穷矣，当细细观之。”此论五行生克，特别强调肾火的作用，这是陈士铎重视肾火的一个方面。
此中生不全生是专言肾水，克不全克是专言肾火，是陈士铎重肾中之水火理论依据。这种生克关系，与《黄帝内经》 中所论述的五行生克关系有所不同。可以看出，这种认识，是对《内经》 五行生克理论的丰富和发扬。陈士铎的这种思想，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贯穿于他的全部著作中。如《石室秘录· 论五行》 中说：“五行火木土金水，配心肝脾肺肾，人尽知之也。然而，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生不全生，克不全克，生畏克而不敢生，克畏生而不敢克，人未必尽知之也。何以见生中有克？肾生肝也，肾之中有火存焉，肾水干枯，肾不能生肝木矣，火无水制，则肾火沸腾，肝木必致受焚烧之祸，非生中有克乎。治法当急补其肾中之水，水足而火息，肾不克木，而反生木矣。… … 以上五者，言生中有克，实有至理，非漫然立论。倘肾中无水，用六味地黄丸汤，大剂与之。肝中无水，用四物汤。心中无水，用天王补心丸。心包无水，用归脾汤。脾胃无水，用六君、四君。肺经无水，用生脉散。举一而类推之可也。… … 此五行之妙理，实医道之精微。颠倒神奇至此，实有至理存乎其中，用之却有效。莫惊言过创辟可喜，而难见施行也。”
后人称陈士铎的学术思想，最突出的就是善于辨证。他之善于辨证，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例如《石室秘录· 脏治法》 说：“二脏合而治之者，其义又何居？肾，水脏也；心，火脏也。是心肾二经为仇敌，似乎不宜牵连而一治之。不知心肾虽相克，其实相须。无心之火，则成死灰，无肾之水，则成冰炭，心必得肾水以滋养，肾必得心火而温暖。如人惊惕不安，梦遗精泄，岂非心肾不交乎。人以为惊惕不安，心之病，我以为肾之病；梦遗精泄，人以为肾之病，我以为心之病。非颠倒之也，实至当不易之理。”
《石室秘录· 逆医法》 中又说：“盖人生肺气，夜卧必归气于肾中，此母居子舍之义也。今因色欲过度，肾水大耗，肺金日去生之。久之，则不特肾水虚，而肺金亦虚。譬如家有浪子，日费千金，母有积蓄，日日与之，倾囊倒箧，尽数交付其子，后将安继？是子贫而母亦贫矣。一遇外侮之侵，将何物解纷？而外侮又复恐吓之，逃之子舍，以避其锋，而子家贫乏，无以奉母，又必仍复还家，以受外侮之凌逼，势不至不死不已。今肾水既亏，而肺金又耗，外受心火之伤，中受肝木之横，脾土又不来生水，则转辗难藏，于是仍返而上喘。幸有一线元阳未绝，所以不死。苟不大剂急救其肾，使贫子来偷窃，又何以肺金有养哉。况贫子暴富，不特母家亦富，而外侮亦不敢欺凌矣，此不治肺而正所以治肺也。”
陈士铎以阴阳颠倒、五行生克的理论通论脏腑的生克关系，其核心内容无非是要求临证应注意灵活变通。也就是说，一脏之病，往往兼数脏治之；一经之病，每每兼数经以治；此经之邪，或向别经而求，用药亦不可过于拘泥。正如他在《辨证录· 凡例》 中所说的“各门辨证，专讲五行生克之理，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经权常变，颠倒纷纭，贵人善读之耳”。《脉诀阐微》 说：“脏腑之病，虽各不同，要不外五行之生克，逢生则病易愈也，逢克则病难痊也，我生则泄我之气，我克则劳我之神。脏腑为战争之地，胸腹为角斗之场，敌则扫除，而斩杀甚多，伤损必过矣。调停于生克之间，和解于败亡之内，仍于金木水火土而善用之也。”观此，即可以明白陈氏善用五行生克之深意。
2 ．提出六脏七腑说
陈氏在《黄帝内经》 脏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六脏七腑”的学说。什么是六脏七腑？《外经微言· 脏腑阐微篇》 中说：“雷公曰：脏止五乎？腑止六乎？岐伯曰：脏六腑七也。雷公曰：脏六何以名五也？岐伯曰：心肝脾肺肾，五行之正也，故名五脏。胞胎非五行之正也，虽脏不以脏名之。雷公曰：胞胎何以非五脏之正也？岐伯曰：心，火也；肝，木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一脏各属一行，胞胎处水天之歧，非正也，故不可称六脏也。雷公曰：肾中有火，亦水火之歧也，何肾称脏乎？岐伯曰：肾中之火，先天火也，居两肾中，而肾专司水也。胞胎上系心，下连肾，往来心肾接续于水火之际，可名为火，亦可名为水，非水火之正也。雷公曰：然则胞胎何以为脏乎？岐伯曰：胞胎处水火之两歧，心肾之交，非胞胎之系不能通达上下，宁独妇人有之，男子未尝无也。吾因其两歧，置于五脏之外，非胞胎之不为脏也。雷公曰：男女各有之，亦有异乎？岐伯曰：系同而口异也。男女无此系，则水火不交，受病同也。女系无口则不能受妊。是胞胎者，生生之机，属阴而藏于阳，非脏而何。… … 雷公曰：腑七而名六何也？岐伯曰：大小肠膀胱胆胃三焦包络，此七腑也，遗包络不称腑者，尊帝耳。雷公曰：包络可遗乎？岐伯曰：不可遗也。包络为脾胃之母，土非火不生，五脏六腑之气，咸仰于心君，心火无为，必藉包络有为，往来宣布，胃气能入，脾气能出，各脏腑之气始能变化也。雷公曰：包络既为一腑，耐何尊帝遗之？尊心为君火，称包络为相火，可乎？请登之《外经》 ，咸以为则。”
此以胞胎为一脏，以包络为一腑，并称六脏七腑。《黄帝内经》 中胞胎又单称胞，包络又称膻中或心之包络。陈士铎特举二者称脏与腑，也是别有深意。如《石室秘录· 论脏腑》 中说：“五脏六腑，人所知也。然而，五脏不止五，六腑不止六，人未之知也。心肝脾肺肾，此五脏也。五脏之外，胞胎亦为脏。虽胞胎系妇人所有，然男子未尝无胞胎之脉。其脉上系于心，下连于肾，此脉乃通上通下，为心肾接续之关。人无此脉，则水火不能相济，下病则玉门不关，上病则怔忡不宁矣。若妇人上病，与男子同，下病则不能受妊。是生生之机属阴，而藏于阳，实另为一脏也。”为什么前人未将此列入五脏之中？他解释说：“因五脏分五行，而胞胎居水火之两歧，不便分配，所以止言五脏而不言六脏也。”
陈氏临证常常运用这一理论进行辨证。如《辨证奇闻· 中寒》 ：“一严寒忽感阴冷，直入腑，肢体皆冷，目青，口呕清水，腹中雷鸣，胸胁满逆，体寒发颤，腹中有凉气一股直冲而上，猝不知人，此寒气直中七腑也。中寒与伤寒大异。盖伤寒由表入里，中寒由腑入脏。虽入腑、入脏同是直中，治法终不同。盖入腑寒轻，治入腑之寒，乌可重于治脏哉。惟腑有七，中腑药似宜别。然阴寒中入，必乘三焦之寒而先入，温三焦，七腑之寒尽散。然三焦所以寒，又由胃气虚。徒温三焦而不急补胃气，则气虚不能接续，乌能回阳于顷刻。用救腑回阳汤：人参五钱，附子、肉桂一钱，巴戟一两。方用参扶胃，桂、附回阳，更借巴戟补心肾火，心肾火旺，三焦火更旺，且生胃气回阳，故用为君，尤统三位健将扫荡祛除，所以一剂奏功，阳回阴邪立散。”又《洞天奥旨· 脏毒痔漏疮》中说：”痔疮生谷道肛门之边，乃五脏七腑受湿热之毒而生者也。故疮亦甚多，形亦不一。”
陈士铎特别提出六脏七腑说，不但丰富了《黄帝内经》 藏象理论的内容，也赋予了胞胎和包络新的概念。其实，他之所以重视胞胎、包络的作用，正是他重视人身之水火的一种理论依据。
3 ．重视命门
陈氏十分重视命门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提出命门为十二经之主。命门一词，见于《黄帝内经》 有六处，都是指两目。《难经》 始有“左为肾，右为命门”的说法。陈士铎宗赵献可命门真水真火之说，对命门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外经微言》 一书中有“命门经主篇”、“小心真主篇”、“命门真火篇”、“命根养生篇”四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如《命门经主篇》 ：“雷公问于岐伯曰：十二经各有一主，主在何经？岐伯曰：肾中之命门，为十二经之主也。… … 十二经非命门不生，正不可以生克而拘视之也。故心得命门而神明应物也，肝得命门而谋虑也，胆得命门而决断也，胃得命门而受纳也，脾得命门而转输也，肺得命门而治节也，大肠得命门而传导也，小肠得命门而布化也，肾得命门而作强也，三焦得命门而决渎也，膀胱得命门而畜泄也。是十二经为主之官，而命门为十二官之主，有此主则十二官治，无此主则十二官亡矣。”
《命门真火篇》 又说：“命门，火也。无形之气，居两肾之间，能生水而亦藏于水也。… 命门为十二经之主，不止肾恃之为根，各脏腑无不相合也。少师曰：十二经皆有火也，何藉命门之生乎？岐伯曰：十二经之火皆后天之火也，后天之火非先天之火不化。十二经之火得命门先天之火则生，生不息，而后可转输运动变化于无穷，此十二经所以皆仰望于命门，各倚之为根也。… 命门为主，前人未言何也？岐伯曰：广成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神，恍恍惚惚，其中有气。亦指命门也，谁谓前人勿道哉。且命门居于肾，通于任督，更与丹田神室相接，存神于丹田，所以温命门也，守气于神室，所以养命门也。修仙之道，无非温养命门耳。命门旺而十二经皆旺，命门衰而十二经皆衰也。命门生而气生，命门绝而气绝矣。”
陈氏认为命门为十二经之主，六脏七腑十二经脉无不禀命门之火气而生生不息。故命门之火，宜补而不宜泻。既然重视命门的作用，临证也就特别注重对命门的辨证。所以，温补命门，是他特别关注和常用的治疗方法。如《辨证奇闻· 中寒》 ：“一严冬忽感阴寒，唇青身冷，手足筋脉拘急，吐泄，心腹痛，囊缩，指甲青，腰艰俯仰，此阴寒中脏。中脏重于中腑，寒入五藏，似宜分治，然不必分，直温命门火，诸脏寒尽散。盖命门为十二经主，主不亡，心君无下殿；肝木无游魂，肺金不为魄散，脾土不崩解。惟命门既寒，阳为阴逼，越出肾外，五藏不能独安，各随阳而俱遁。故中脏不必治五脏，温命门寒邪可解。虽然，五脏苟虚，大兵到处，扫荡群妖，苟无粮草，何以供命？此命门宜温，五脏之气亦当补。用荡阴救命汤：人参一两，白术、熟地、附子、茯神三钱，肉桂一钱，枣皮二钱。水煎服。一剂阳回，再剂全愈。何神速？盖寒入五脏，由命门阳外出，一回其阳，寒气不留于脏。方用参、术为君，似救心、脾，附、桂、枣皮，肾亦救之，肺肝独缺，何以斩关直入，回阳顷刻？不知五脏为寒邪所犯，大约犯肾之后即犯脾、犯心，至犯肝、肺者无多。故专固心肾脾，肝肺寓。况参、附并用，无经不达，有肺肝不入乎？况补肝、补肺皆收敛药，祛邪使出，乌可留邪使入？倘用收敛补肝肺，反制参、附之手，不迅荡阴。此用药不杂，有秘义也。或曰：收敛既不可以补肝肺，岂熟地、枣皮又可补肾？嗟呼！此又不通之论也。肾中水火原不相离，附、桂大热回阳，未免肾中干燥，与其回阳后补肾水以济阳，何如用火之时防微之为得。所以少用熟地、枣皮于附、桂中，以制火横。且火得水归源，水招火入宅。”陈士铎温补命门，最常用的药物是附子、人参和肉桂。此数药在他的《本草新编》 中论之特详。
（二）辨证论治思想
陈士铎强调在临证时应注意辨证，他的几部书均是以“辨证”二字来命名。他的辨证论治的方法，仍是以五行生克理论为指导，即前所谓“阴阳颠倒”之术。如《辨证录· 凡例》 中说：“各门辨证，专讲五行生克之理，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经权常变，颠倒纷纭，贵人善读之耳。”这是陈氏讲求辨证的精髓。为什么要重视辨证，他在《辨证录· 自序》 中说：“夫医道之难也，不辨脉罔识脉之微，不辨证罔识证之变。今世人习医者亦甚多矣，言人人殊，究不得其指归。似宜辨脉，不必辨证也。虽然辨脉难知，不若辨证易知也。古虽有从脉不从证之文，毕竟从脉者少，从证者众，且证亦不易辨也。”陈士铎的著作中，较少有论及脉的。但他并非不重视脉。如他在《辨证录· 凡例》 又说：“辨证不辨脉者，以证之易识也。苟能知症，何必辨脉哉。虽然辨证更能辨脉，则治病益精，又在人善用之耳。”
分析陈氏辨证的内容，不外阴阳、气血、水火、虚实、寒热。这些都是通常人们辨证的要点。但他在具体实践中却是有所偏重，并且使用的语言平实无华，通俗易懂。如他在《辨证录· 自序》 中说：“今人所共知者，不必辨也，古人所已言者，不必辨也。必取今人之所不敢言，与古人之所未及言者，而畅辨之。论其证之所必有，非诡其理之所或无，乍闻之而奇，徐思之而实未奇也。”
辨证施治，这是每一个医生都熟悉和应该掌握的治病原则，但陈士铎对于疾病的辨证，其论说往往出人意表。兹援引数例，以说明他在辨证方面的特点。
如《石室秘录· 正医法》 说：“治肺之法，正治甚难，当转治以脾。脾气有养，则土自生金，咳嗽自已。故五脏之中除肺一经之外，俱可正治，独肺经不可正治。然则肺经生痈疡，何以治之耶。用元参一两，生甘草一两，金银花八两，当归二两，水煎服。加麦冬一两。数品中，惟麦冬乃清肺火之品，余俱入脾、入肝、入心之药，而用之者何也？盖入肝则平木，而不必肺金用力以制之，则肺金得养矣；入脾则脾土能生肺金，而肺金又得养矣；入心经则心火不凌肺金，而肺经又得养矣。虽前药乃治心、治脾、治肝之药，似乎隔一、隔二、隔三治法，其实乃正治肺金也。”
《辨证奇闻· 伤寒》 ：“一冬月伤寒，发热口苦，头痛，不欲饮食，腹中时痛．人以为太阳症，谁知是少阳症乎。伤寒未有不从太阳入者。由太阳入阳明，由阳明入少阳者，传经次第也。何以初入太阳，即越阳明而入少阳？人谓隔经之传，孰知不然。盖少阳乃胆经，胆属木，木最恶金，肺属金，主皮毛，风邪之来，肺金先受，肺欺胆木之虚，即移邪于少阳。故太阳往往多兼少阳同病者，此耳。然此症乃二经同感，非传经之症。治法似亦宜兼二经同治，而又不然，单治少阳，太阳之病自愈。方用：柴胡二钱，白芍五钱，甘草、陈皮一钱，黄芩、神曲一钱，白术、茯苓三钱。一剂热止，二剂腹不痛，头不疼，口亦不苦。此即逍遥散之变方，何治伤寒如此之神？不知病在半表里，逍遥解散实邪，表里之邪既解，太阳膀胱之邪何能独留。况方中原有白术、茯苓三钱，以利腰脐，通膀胱之气乎。余所以止加神曲、黄芩，少解胃火、和脾气，诸症所以尽除。”
又《洞天奥旨· 瘰疬疮》 中论瘰疬的治法说：“瘰疬之病甚多，名状不一。大约得病有九：一因怒而得；一因郁而得；一因食鼠食之物而得；一因食蝼蛄、蝎、蝎所伤之物而得；一因食蜂蜜之物而得；一因食蜈蚣所游之物而得；一因大喜，饱餐果品而得；一因纵欲伤肾，饱飧血物而得；一因惊恐失枕，气不顺而得。… … 然病虽有九，而治法止有三也。其一，治在肝胆；其二，治在脾胃；其三，治在心肾。治肝胆者，其左关之脉必涩，而右关之脉必滑者也。盖肝胆之郁不开，必下克脾胃之土，土气受制，难化水谷，必至生痰以助结，而瘰疬不化矣，治其肝胆，而消化其痰涎，则瘰疬易化矣。治脾胃者，其右关之脉必浮而无力，或滑而有力也。明是脾胃之中，无非痰气之升腾，土气之萧索。不健脾则痰不能消，不健胃则涎不能化，痰涎日盛，瘰疬难开，何能治乎？故必大补脾胃以消化痰涎，然后佐之败毒之味，则病去如扫矣。治心肾者，切其左寸之脉必滑，右尺之脉必涩者也。明是心肾两开，不能既济，而肝胆脾胃各不相应，故痰块不消，瘰串更甚。补其心肾则阴阳和合，而少佐之去毒破坚之味，则取效益速矣。倘不明三治之法．而妄用刀针，愈亏其根本，安得济事乎？必至与死为邻，不重可惜哉。”
陈氏对于不育不孕证的辨证尤为详明。他在《外经微言· 回天生育篇》 中把男、女不能生育分得很详细。指出男子不能生子者病有九，即精寒、精薄、气馁、痰盛、精涩、相火过旺、精不能射、气郁、天厌；女子不能生子者病有十，即胞胎寒、脾胃冷、带脉急、肝气郁、痰气盛、相火旺、肾水衰、任督病、膀胱气化不行、气血虚而不能摄。在治疗上提出了温补元气、强阳益精、温补肝脾肾之阳气、补肝气治阳物细小等等。组方如助气仙丹、火龙丹、生髓育麟丹、夺天丹等。尤其是对男性不育的治疗，主张从肾论治，提出“气旺则精始生，气旺精旺，精旺则火既有根，自能生生不已”。这也是他倡言命门元气说的具体体现。诸书中立方五十余首，最常用的药物有人参、白术、黄芪、熟地、肉桂、当归等。
可以看出，陈士铎辨证论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运用五行生克理论来分析脏腑、经络、疾病以及组方用药的关系。他所说的“隔治法”，也就是《难经》 中的“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之思想的具体运用。这种方法，用之临床往往能获得奇效。我的老师张灿玾先生曾对我说过：当你临证束手时，若能用陈士铎的方法辨证用药，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目前有人视五行学说为糟粕，必欲去之而后快，当三思之。
（三）、治法重视温补
陈士铎重视温补的思想，一是基于在他对人的生命发生之本源的认识。认为天地万物乃是无形生有形。他说：“至道无形而有形，有形而实无形，无形藏于有形之中，有形化于无形之内，始能形与神全，精与神合。”〔 《 外经微言· 阴阳颠倒篇》 ）在人则是“气无形，血有形，无形化有形，有形不能化无形。精虽有形，而精中之气正无形也。无形隐于有形，故能静能动，动则化耳。”( 《外经微言· 媾精受妊篇》 ）所以，他特别重视人身命门真元之气。并提出要使无形之气不衰，唯用温补而已。二是受薛己、赵献可、张介宾命门、元气说的影响，在学术上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最能体现他这种思想的，就是对命门和肾、肝、脾三脏的调理。
陈士铎认为命门为十二经之主，有此火，而后十二经始得生化之机。命门，即先天之火，此火无形，而居于水之中。有形之火，水之所克；无形之火，水之所生。火之克水，乃有形之水；火之生水，乃无形之水。然而无形之火，能生无形之水，故火不藏于火，而转藏于水。命门之火为阳火，是一阳陷于二阴之间。人之所生，先生命门，而后生心。心得命门而神明有主，始可以应物；肝得命门而谋虑；胆得命门而决断；胃得命门而能受纳；脾得命门而能转输；肺得命门而治节；大肠得命门而传导；小肠得命门而布化；肾得命门而作强；三焦得命门而决渎；膀胱得命门而收藏；无不借命门之火以温养之。此火宜补而不宜泻，宜于水中以补火，尤其宜于火中以补水，使火生于水，而还藏于水。倘若日用寒凉以伐之，则命门之火微，又如何能生养十二经。所以，必用温补以养先天无形之气，能使此气不衰，则生机不绝。
他对于肾、肝、脾三脏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也有独特的认识。如《外经微言· 肝木篇》 中说：“肝属木，木非水不养，故肾为肝之母也，肾衰则木不旺矣。是肝木之虚，皆肾水之涸也。”如果肝气自郁，则“必下克脾土，制土有力，则木气自伤，势必求济肾水，水生木而郁气未解，反助克土之横。土怒水助，转来克水，肝不受肾之益，肾且得土之损，未有不受病者也。”《肾水篇》 中又说：“肾属水，先天真水也。… … 肾交肺而肺益生肾，则肾有生化之源，山下出泉涓涓，正不竭也。肾既优渥，乃分其水以生肝，肝木之中，本自藏火，有水则木且生心，无水则火且焚木，木得水之济，则木能自养矣。木养于水，木有和平之气，自不克土，而脾胃得遂其升发之性，则心火何至躁动乎，自然水不畏火之炎，乃上润而济心矣。… 五脏有脏火，七腑有腑火，火到之所，同气相亲，故其势易旺，所异者，水以济之也。而水止肾脏之独有，且水中又有火也，水之不足，安敌火之有余，此肾脏所以有补无泻也。”《脾土篇》 又说：“脾土之父母，不止一火也。心经之君火，包络三焦命门之相火皆生之。然而君火之生脾土甚疏，相火之生脾土甚切，而相火之中，命门之火尤为最亲。少师曰：其故何欤？岐伯曰：命门盛衰即脾土盛衰，命门生绝即脾土生绝也。盖命门为脾土之父母，实关死生，非若他火之可旺可微、可有可无也。”
陈士铎对于六脏的认识，仍是以五行生克的理论来说明其相互关系，其中尤其注重肝、脾、肾三脏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强调肝之虚实，与肾的关系最为密切；脾土的生化，赖于命门之火；肾且有补无泻，补肾必于火中补水等。所以，用药须以温补为先，临证也每每体现了这种思想。如他在《本草新编· 凡例》 中明确提出：“气运日迁，人多柔弱，古方不可治今病者，非言补剂也，乃言攻剂耳。故所登诸品，补多于攻。”这正是他好用温补的思想基础。
如《石室秘录，急治法》 ：“凡人有气喘不得卧，吐痰如涌泉者，舌不燥而喘不甚，一卧则喘加，此非外感之风邪，乃肾中之寒气也。盖肾中无火，则水无所养，乃上泛而为痰，将胃中之水，尽助其汹涌之势，而不可止遏矣。法当用六味丸汤，加附子，肉桂大剂饮之，则肾宫火热，而水有所归。水既归宫，喘逆之气亦下安而可卧。凡人之卧，必得肾气与肺气相交，而且河车之路平安无奔逆也。方中补其肾火，何以安然能卧？不知肾为肺之子，子安则母亦宁，肺金之气可归于肾宫，以养其耗散之气矣。此所以补肾火，正所以养肺金也，况六味丸全是补肾水之神剂乎，水火同补，而肺金更安，肺肾相安，有不卧之而甚适者乎。”
《辨证奇闻· 痹证》 ：“一下元虚寒，复感寒湿，腰肾重痛，两足无力，人谓肾痹。肾虽寒脏，中原有火，有火则水不寒，风寒湿无从而入。人过作强，先天之水日日奔泄，火亦随流而去，使生气之原竟成藏冰之窟，火不敢敌寒，寒邪侵之。寒既入，以邪招邪，风湿又至，则痹症生。法不必去邪，惟在补正。补正，补肾火也。火非水不长，补火必须补水。但补水恐增湿，风寒有党，未能遽去。然肾火乃真火也，邪真不两立，故补真火实制邪火也。况水中有火，何湿不去。最难治者，水邪即去，风寒不治自散。用肾痹汤：白术一两，枣皮、茯苓、苡仁、骨皮五钱，杜仲三钱，肉桂一钱，附子、防己五分，石斛二钱。二十剂全愈。妙在补水少，去湿多，况并未补水，于水中补火，火无太炎；于水中祛寒，寒无太利。寒湿既去，风又安能独留？又有防己祛邪，故风寒湿尽去。
《辨证奇闻· 调经》 说；“一经后期来甚多，人谓血虚，不知非也。盖后期来少，血寒不足；后期来多，血寒有余。经水虽本于肾，其流则脏腑之血皆归。故经来诸血尽来附益，以径开门启，不遑迅合，血乘而出也。血既出，则成不足。宜于补中温之，非后期俱不足也。用温经摄血汤：白芍、熟地一两，川芎、白术五钱，肉桂、柴胡五分，续断一钱，北味三分。二十剂调。此大补肾、肝、脾之精血，加肉桂去寒，柴胡解郁。补中有散，散不耗气；补中有泄，泄不损阴。故受补益，收温功。凡经后来俱效，诚调经摄血妙刘。倘元气虚，加参一二钱。”
陈士铎的这种思想也受到了后世一些医家的非议。如清· 王三尊《 医权初编》 （书成于康熙辛丑1721 年）评价《石室秘录》说：“《石室秘录》 一书，乃从《医贯》 中化出。观其专于补肾、补脾、补肝，即《医贯》 之好用地黄汤、补中益气汤、枳术丸、逍遥散之意也。彼则补脾肾而不杂，此又好脾肾兼补者。虽然，此乃读书多而临症少，所谓文字之医是也。惟恐世人不信，托以神道设教，吾惧其十中必杀人二三也。何则，病之虚者十之七八，而实者岂无二三，彼只有补无泻，虚者自可取效，实者即可立毙，岂非十中杀人二三乎。夫产后属虚，谁不知之，至复感外邪，则火多于寒，胎前诸症亦然，彼皆用附桂参术。类中之症，阴虚多于阳虚，彼动用三生饮，感寒人参难于轻投，彼则恣用无忌。舌苔黄黑非下不退，甚有屡下之者，彼惟以甘寒养阴。痘症实火多于虚寒，彼多用温补，何皆异于余之所验乎。医贵切中症情，最忌迂远牵扯，凡病毕竟直取者多，隔治者少，彼皆用隔治而弃直取，是以伐卫致楚为奇策，而仗义直言为无谋也，何舍近而求远，尚奇而弃正哉。予业医之初，亦执补正则邪去之理，与隔治之玄妙之法，每多不应，后改为直治病本。但使无虚虚实实之误，标本缓急之差，则效如桴鼓矣。即作文之直接了当法也。夫医人治病，须斟酌再四，使万无一错，十中而杀二三可乎。是书论理甚微，辨症辨脉则甚疏，是又不及《医贯》 矣。且《医贯》 若不经吕晚村先生批评，则亦不可用，而况不及《医贯》 者可善用乎。至于用药则大胆无忌，盖治病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辨症辨脉。脉症既明，用药不远矣。若脉症不明，罔识所从，虽有妙理，安能为用，用药稍差，立见杀人，况大胆无忌乎。总之，治久病及大虚之症则可，治新病及实多虚少者则不可。治直中阴寒则可，治传经外感则不可。治内伤劳倦则可，治内伤饮食则不可。种种治法，不过一补而已，何医道之易易哉。可知是书终为纸上谈兵，观之者，明其理而缓其用可也。”
此评说陈氏好用温补，这是事实，但也并非一味用之，而称其为文字之医，则不免过激。陈士铎上承家学，三世业医，其所记者，多是临证经验，只不过其立论独特，不能被某些医者所能理解而已。
《医贯》 ，明赵献可撰。献可，字养葵，号医无闾子，鄞县人（今浙江宁波〕 。此书发明《薛立斋医案》 之说，以命门真水真火为主，以八味丸、六味丸二方通治各病。书中分玄元肤论、主客辨疑、绛雪丹书、先天要论、后天要论五门，每门又各分子目。书中认为养生莫先于养火。重视先天之火，指出此火乃人之所以立命，仙炼之为丹，释传之为灯，儒明之为德，皆是此火。一以贯之，故名《医贯》 。张景岳，山阴〔 今浙江绍兴）人，别号通一子。著《景岳全书》 、《类经》 等。重先天元气，认为人之血气脏腑寒热等，乃后天有形之物，非先天无形者。病者多是以后天而伐先天，世人治病，但知有形之邪气，不顾无形之元气。因此崇尚李东垣脾胃学说，推重温补。倡“阳非有余，真阴不足”论，治疗着重于补益真阴、元阳制大补元煎、左归饮、右归饮等新方。亦好标新立异，所著书中以传忠录、伤寒典、杂证谟等名篇。其著作对后世影响较大。陈士铎亦为山阴人，其受赵献可、张景岳等影响，亦重命门先天水火，用药偏于温补。正如张景岳所倡导的“善补阴者，宜于阳中补阴，无伐阳以散阴。善补阳者，宜于阴中补阳，无伐阴以救阳”。
（四）、组方用药的特点
陈士铎组方用药的特点，后人评论说他善用大方，而且用量偏大。这确实是陈氏组方的主要特点。他的这种特点，源于他对“七方”、“十剂”的理解。七方，即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的概念，来源于《黄帝内经》 ，并成为后世医家指导组方的理论。《本草新编》 中专论七方与十剂。他认为，七方是医家用药的方略，不可不讲。但他对七方内容的理解，颇有独到之处。如对大方的解释说：“大方者，非论多寡，论强大耳。方中味重者为大，味厚者为大，味补者为大，味攻者为大，岂用药之多为大乎。虽大方之中亦有用多者，而终不可谓多者即是大方也。”论十剂则提出：“有方必有剂，剂因方而制也。剂不同，有宣剂、有通剂、补剂、泻剂、轻剂、重剂、滑剂、涩剂、燥剂、湿剂，剂各有义，知其义可以用药。”又说；“或疑大方不多用药，终难称为大方，不知大方之义，在用意之大，不尽在用药之多也。”陈士铎对七方十剂的认识，是陈士铎组方用药的指导思想。他指出，如用补法，大意在用参之多以为君，而不在用白术、茯苓之多以为臣使。如用攻，大意在用大黄之多以为君，而不在用厚朴、枳实之多以为臣使。推之寒热表散之药，都遵循这一原则。
如《石室秘录·反医法》 治病发狂如见鬼之“祛狂至神丹方”。方用人参一两、白术一两、半夏三钱、天南星三钱、附子一钱，大剂灌之。
如中风不语者，以人参一两、天南星三钱、生半夏三钱、生附子一个，名为三生饮，急灌之。并解释说：“方中妙在用人参至一两，始有力量。否则，少用反为痰邪所使，又安能助制附子以直荡群妖哉。……三生饮妙在用生人参一两，同生附、半夏、南星祛邪荡涤之药，驾驭而攻之。譬如大将登坛，用虎贲之士，以扫荡群妖，必能活生人于杀人之中。”此皆大方之类。他对七方作如此理解，所以，七方之中皆有大方。
可以看出，陈氏对《内经》 七方的理解，不是以通常所理解的数的多少来分，而是根据组方之立意来分，更趋合理。后人多评论陈士铎用药量偏大，是不知陈氏所说的大方之义。今存有清末广陵温热派名医闵纯夫《石室秘录》 节改本，作者虑其用药量重，均一一减其分两，已大失陈氏原意。相反，陈氏治病，乃因证设方，大小缓急，各得其宜而已。如《辨证录· 凡例》 中说：“二师传铎之言与鄙人自采之方，分两有太多过重之处，虽因病立方，各合机宜，然而气禀有厚薄之分，生产有南北之异，宜临症加减，不可拘定方中，疑畏而不敢用也。是编方法，亲试者十之五，友朋亲友传诵者十之三，罔不立取奇验，故敢付梓告世。然犹恐药有多寡轻重，方有大小奇偶，又将生平异传诸方，备载于后，便世临病酌用也。”
事实上，陈士铎不仅善用大方，也擅于用小方。他常用单味药或对药来治病，而且用量也是根据病情可大可小。如他对奇方的解释说：“盖奇方者，单方也。用一味以出奇，而不必多味以取胜。药味多，未免牵制，反不能单刀直入。凡脏腑之中，止有一经专病者，独取一味而多其分两，用之直达于所病之处，自能攻坚而奏功如神也。… 白术一味以利腰脐之湿也，用当归一味以治血虚头晕也，用川芎一味以治头风也，用人参一味以救脱救绝也，用茯苓一味以止泻也，用菟丝子一味以止梦遗也，用杜仲一味以除腰疼也，用山栀子一味以定胁痛也，用甘草一味以解毒也，用大黄一味以攻坚也，用黄连一味以止呕也，用山茱萸一味以益精止肾泄也，用生地一味以止血也，用甘菊花一味以降胃火也，用薏仁一味以治脚气也，用山药一味以益精也，用肉苁蓉一味以通大便… … 。以上皆以一味取胜，扩而充之，又在人意见耳。”又对偶方的解释说：“偶方者，重味也，乃二味相合而名之也。……二味合而成方者甚多，吾不能悉数，示以成方，不若商以新方也。人参与当归并用，可以治气血之虚。黄芪与白术同施，可以治脾胃之弱。人参与肉桂同投，可以治心肾之寒。人参与黄连合剂，可以治心胃。人参与川芎并下，则头痛顿除。人参与菟丝并煎，则遗精顿止。黄芪与川芎齐服，则气旺而血骤生。黄芪与茯苓相兼，则利水而不走气。黄芪与防风相制，则去风而不助胀。是皆新创之方，实可作偶之证。至于旧方，若参附之偶也，姜附之偶也，桂附之偶，术苓之偶，芪归之偶，归芎之偶，甘芍之偶，何莫非二味之合乎。临症裁用，存乎其人。”这些是陈士铎新创之方，其他如白术与车前相伍，名“分水神丹”；牵牛与甘遂相伍，名为“消水神方”；银花与当归相伍，疗口舌生疮等。
陈士铎除了在组方理论上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外，在用药方面，亦充满创新性。他不拘成法，不墨守陈规，组方用药可以用“新”、“奇”二字概括。即观点新，方法奇。但他的这种新奇，又无不以辨证为指导。如他在《洞天奥旨· 自序》 书兑：“病已成而后药之，必非轻小之剂可药也；乱已成而后治之，必非因循常法可治也。”这里仅举他对人参和金银花二药的应用，即可以看出他在用药方面的特点。
在陈士铎的诸书中，用人参的次数多而且敢用大量。用的次数多，是因为他崇尚温补；量大，也是根据病情的需要而定。他对人参作用，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参少用则泛上，多用则下行，沉下而入肝肾。临证可以用人参至两许，使其能下达病源，补气以生肾水。人参不仅用于补虚，而且广泛应用于痰症、阳明火热、颠狂、难产以及某些外科恶症等。经统计，《辨证奇闻》 中有391 方，用人参的方占百分之二十一；《石室秘录》 中有227 方，用人参的方占百分之四十；《洞天奥旨》 中有93方，用人参的方占百分之二十。三书中共630首方用到人参，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这些方中，人参用量在一两以上的接近半数，最多的用到四两，如治背痈的“定变回生汤”。最少的用一钱，如治阳症痈疽的“败毒圣神丹”等。
《本草新编》 中对人参的论述最为详细。其中说：“世人止知人参为脾、肺、心经之药，而不知其能入肝、入肾。……人参气味阳多于阴，少用则泛上，多用则沉而下”。并强调入肝肾须与归、芍、熟地、山萸等同用。“欲其一味自入于肝肾之中，势亦不能。以人参入于补血补精之品内，使阴中有阳，精血易生”。如《石室秘录· 逆医法》 中治肾虚喘逆的“安喘至圣丹”，人参用至一两，并配牛膝、熟地、山茱萸等。并解释此方“妙在用人参至两许，使能下达病源，补气以生肾水”。
对阳明热盛之证，亦可多用人参。张仲景的“白虎加人参汤”，用来治疗服桂枝汤后，阳明热盛，气阴两伤之证。他指出：阳明之火势，最盛最急，过用寒凉，必转伤胃气，胃气既伤，则胃火益盛，因此，须多用人参以救胃气。原方石膏与人参的用量比为四比一，他则主张人参与石膏应并重。他说：“石膏用一两者，人参必须亦用一两，或石膏用至二三两，则人参断不可止用一两，必须多加为妙。”又如《石室秘录· 火治法》 治阳明热盛的“火齐汤”，其中石膏用一两，人参用至二两。并解释说：“予治阳明火盛，往往奏功如响者，人参同石膏兼用，而无偏重之势故耳”。又治阳明病谵语而发潮热，用承气不大便，脉反变为微涩而弱。用人参一两、大黄一钱同煎，得大便而气不脱者即生。
《辨证奇闻· 中风》 一节中的25 首方中，有20 首方中用人参，用量多在一两以上。陈氏认为：“中风之症，纯是气虚，而气虚未有不生痰者”，因此，他对中风症的治疗，常常用人参。并强调“中风等症，非大加人参以祛驾其邪，则痰不能开，而邪不能散。方中妙在用人参至一两，始有力量，否则，少用反为痰邪所使，又安能助制附子以直荡群妖哉。”治疗肥人多痰者，亦常重用人参，配附子、肉桂。
陈士铎用人参，主要立意在于补气。以气无形，无形可以生有形，所以他又称人参为气分之神剂。
金银花也是陈氏喜用的一种药，他视此药为治疗外科疮疡病的夺命之丹。因此，在对外科疾病的治疗中用的特别多。如《洞天奥旨》 中有124 方用到金银花，《石室秘录》 中有47 方用到金银花，而且用量比较大。
陈士铎对金银花作用的认识有自己的见解。历代本草书记载金银花的主要功用是清热解毒，而陈氏明确提出此药“能补能攻”，而且“少用则补多于攻，多用则攻胜于补（《本草新编》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其用金银花的量就特别大。如治疗痈疽未溃的“英花汤”，金银花用至一斤。治脑痈生于头顶的“五圣汤”，金银花用至8 两。凡疮疡初起而病势较重者，特别重用金银花。他在《洞天奥旨》 一书中说：“无奈世人以其消毒去火，而不肯多用，遂至无功，而且轻变为重，而重变死也。若能多用，何不夺命于须臾，起死于顷刻哉。诚以金银花少用则力单，多则力厚而功巨也。故疮疡一门，舍此味无第二品也。”在论疮疡如何调护一篇中又说：“犯色欲之禁者，必用大补，乃用金银花，独非泻毒之物乎？何所取而用之？不知金银花虽曰化毒，实亦补气血之品也，诚恐余毒犹存，故尔用之，取其补而能敛，非取其泻而去火也，倘真信其无毒，而单用补剂，尤治疗之神，铎又何敢议哉。”他认为，金银花最善消火热之毒，而又不耗气血，故消火毒之药，必用金银花。他说：“攻夺之药，未有不散气者也，而金银花非推不散气，且能补气，更善补阴。”如治疗大小肠痈的“救肠败毒至圣丹”。方中用金银花八两，煎水二碗，当归三两，地榆一两，薏仁五钱，水十余碗，煎二碗，同金银花分作二服，上午一服，临睡一服，二剂愈。他认为：“肠痈必须内消，而火邪甚急而甚大，非杯水可救，必须大剂始效。然而大剂败毒，恐伤元气，惟有金银花败毒而又补阴，故可以重用，若少少用之，反而无效。”金银花世人认为是攻夺之药，而陈氏用之，则不论阴阳虚实，皆可酌情用之。
陈士铎在用药方面的特点，集中体现在《本草新编》 中，其中发明药物的功用甚多。比较突出的还有“白术”、“白芥子”、“黄芪”等。这些都是陈氏的临证经验所得，大都立论新颖，确实值得研究。
（五）、道家思想的浓厚色彩
在陈士铎的全部著作中，有着浓厚的道家色彩。陈士铎既受傅山之传，在思想上也受其影响。傅山曾师事还阳真人，道名真山，又号朱衣道人。陈士铎又号朱华子，也是道家的名号。道家崇尚养气，这在陈士铎的全部著作中，都有所反映，如重视命门真火，倡导命根养性等。另外，从他著作命名、行文、组方等方面看，也都带有道家的色彩。
如他的佚著《梅花易数》 ，取名即来自道家。《外经微言》 中许多篇名的命名，亦充满这种色彩。如“顺逆探原”、“回天生育”、“救母篇”、“红铅损益篇”等。在内容上，则是用黄帝、岐伯天师、广成子、容成、天老等问答形式来论述。全书从形式到内容，充满了道家色彩。另外，陈士铎的组方，其命名多称“丹”或“仙丹”、“神丹”等。如治怔忡不寐的“安寐丹”，治肝气郁结的“气爽丹”，治狂症的祛狂至神丹方”，治肺痈的“救肺败毒至圣丹”等等。在临证辨证论治方面也多所反映。如《辨证录· 妇人门》 中说：“妇人有数月一行经者，每以为常，且无或先或后之异，又无或多或少之殊。人以为异，而不知非异，此乃无病之人，气血两不亏损耳。妇人之中，有天生仙骨者，经水必四季一行，盖以季为数，不以月为盈虚也。妇人经水不泄，则黄河便可逆流。真气内藏，则坎中之阳不损。倘加以炼形之法，一年之内便易飞升。无如世人不知炼形之法，见经水之不来，误认作病，妄用药饵，往往无病而成病。余闻异人之教，特为阐扬，使世人见此等行经，在不必治之列，万勿疑为气血之不足，而轻施医疗也。虽然天生仙骨之妇，世正不少，而嗜欲深者，天分损也，又不可不立一救疗之方。方名助仙丹。”
以上所讨论的，仅是陈士铎学术思想的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内容。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医家，其在学术上的特点尚不止这些。如他对男女不育、不孕的治疗，脏腑辨证的理论方法，组方用药的规律以及行文的特点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陈士铎在学术上勇千创新，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后世学者们对陈士铎的著作虽然褒贬不一，但作为一代医家，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他在医学理论和辨证论治等方面的思想，得到了大多数医家的称道。金以谋称其“立方固奇，而立论甚正”，正说明了陈氏善师古人之意，而不泥古人之法的创新思想。《石室秘录》为清代著名医家陈士铎编著。陈士铎，字敬之，号远公，浙江绍兴人。明末清初著名医家。陈士铎临证精于审证求因，辨证施治，处方用药多有独到之处。尤其应用对药，独具匠心。本文对《石室秘录》中以下药对试作如下分析：
　　白术伍车前 健脾利湿水泻止
　　“湿盛则濡泻”，大凡水湿多由湿困脾土、脾失健运、水湿杂下而致，治疗当健脾利湿为法。然利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故有利小便实大便之说，白术甘温补中，苦燥除湿，为治脾湿盛之要药；车前子甘寒滑利，性专降泄，通利水道。白术与车前子相伍，寒温并用，补泻兼施，各有专能，以能分助，用沼水湿，奏效如神，故有“分水神丹”之美誉。
　　枣仁合生熟 安神定志治怔忡
　　外无受惊恐而自觉心中悸动不安、夜卧不宁，是谓怔忡。此大都责之心肝血虚心神失养，酸枣仁甘酸性平，甘补酸收，既能益心之营血以安心神，又能收敛肝之阴血以通心气，所谓心病治肝乃虚则补其母之治。 酸枣仁为养心实肝、安神定志之佳品，陈士铎盛赞本品为“安心上不寐之圣药”。
　　银花并当归 解毒活血疗疮痈
　　金银花味甘性寒，为治毒疮痈之要药，且本药“败毒而不伤气，去火而以能补阴。”火热毒邪内盛外炎，败血腐肉而为疮痈，所谓“血不活所以生痈。”当归辛散甘补，苦泄温通，既能补血，也能活血，血活而痈自愈。银花与当归合用，互为佐助，功能解毒活血，为治疗各种火毒疮痈必用之对药。
　　黄连配菖蒲 清心泻火治口疮
　　舌为心之苗，心经郁火上炎则致口舌生疮，黄连味极苦，性大寒，有泻火解毒之功，为治火之主药，尤长于清泻心火。石菖蒲辛温芳香，其性走窜，主入心经而为向导之师，与黄连同用，苦直折上炎之心火，辛温发散内蕴之郁热，使心火郁热清泻无遗，何患口疮不愈。
　　牵牛偕甘遂 逐水消肿臌胀
　　膨胀为中医临床四大难治疾病之一。病人症见腹大如瓮，脐突尿少，下肢浮肿，气短不得卧者。法当泻水邪、消肿用以缓标急。牵牛与甘遂均为苦寒降泄之品，用之不当，祸不旋踵，人多疑弃不用。陈士铎指出：“此二味之中病源，妙在于猛也。牵牛性虽猛，得甘遂而迟缓矣，两相合而相成，实有妙用”，用治水肿臌胀，二药“水煎一服即大泻水斗余，臌胀尽消”，誉为“消肿神方。”然非壮邪实者，又“不可以此二味轻投以杀之也。”且告诫“服此二味之后，切不可食盐，食盐前病重犯，不可救矣。”
　　车前同肉桂 温通利水治尿闭
　　小便闭塞多责之膀胱气化失司。肉桂辛甘大热，性善下行，功能补命门之火以助膀胱气化。车前子甘寒体滑，其性降泄，功专通利水道，然“非肉桂不能引入膀胱”。二药同用，寒热相济，补泄兼施，标本同治，用治膀胱气化之尿闭有“水煎服即通”之良效。
　　此外，人参与麦冬同用滋肾补肺治虚喘；白术与葱仁同用去腰脐之湿；栀子与白芍同用清心泻肝治心中卒痛；人参与萝卜子同用以治气虚胀满；生枣仁与山药同用补肾涩精治梦遗；贝母与半夏同用化痰软坚治顽痰成块而塞在咽喉之痰。傅山组方用药的特点

（一）轻重悬殊合一方，无穷奥妙在其中
傅山临证精于用药，配方巧妙，重轻悬殊，奇而可法，制方不失 古人君臣佐使之方义。他用药有时很重，如治便血又尿血方用生地一两，地榆五钱。药仅两味，总量一两五钱（45克）。而久病缓补方却是用量极轻，方中最大量二钱、最小量为三分，全方共用十一味药加在一起总量仅有七钱五分（23克）。很多方子在一方之中的用量也是轻重悬殊。近代名医岳美中先生说：“读傅山书，须知最大发明处就在他的方剂。这是他几十年研究医学，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万勿忽略。我在临床中常用他的方子。”
1.重轻配伍，主次分明
组方配伍重轻悬殊，是傅山组方用药的一大特点，显示主次分明，一目了然。一般是补养强壮之药处于主导地位时，做主药（君药或臣药）用量较大；而升提开破之药处于次要地位时用为佐使药，用量较轻。如《傅青主男科》、《大小诸证方论》的“气虚胃虚方”治疗的重点是气虚，以人参补气用一两为君，甘草、车前子、泽泻为开破分消之佐使药，故都用一钱。原书方后云：“此方用人参为君者，开其胃气。胃为肾之关，关门不开，则上之饮食不能进，下之糟粕不能化。必用人参以养胃土，茯苓、车前以分消水谷也。”再如：“血虚面色黄瘦方”，治疗重点是阴血虚，故以熟地一两，当归五钱为君，而生血活血之茜草一钱，桑叶十片。原书方后云：“此方妙用桑叶补阴而生血，又妙加茜草，则血得活而益生。”
2.轻重配伍，升降有序
人体阴阳气血升降有序，脾胃斡旋，浊降清升，心肾（坎离）相交，水升火降，构成人体生理正常的升降出入运动形式。傅山用药轻重配伍，轻者易升重者易降，同用于一方有利于调节升降而直达病所。如《傅青主男科》和《大小诸证方论》用于调节脾胃升降的有三个方：
（1）清火止吐方用茯苓一两，降浊利湿，人参二钱升清，黄连三钱清降，砂仁三粒温升，清补合用共奏调脾胃之升降。
（2）寒吐方重用白术二两（60克）安中降浊，丁香五分（1克半），升清，人参一钱、附子、干姜各一钱以去肾寒。寒温同运，以复中焦之斡旋。
（3）治已病之痰，方用：白术五钱，茯苓五钱，薏仁五钱，重用（各15克）人中焦以助脾胃化痰降浊之力，人参三分、益智仁三分轻用（各1.5克）以助脾肾之气升清升阳，重用当归一两，大黄五钱，下行以降浊，轻用升麻五分升清，气血痰湿并治，以恢复大肠传导之功。
3.轻重相配，动静结合
人参、黄芪是傅山治疗内科杂证最常用的补气药，也是最常用的行气药。从《傅青主男科》和《大小诸证方论》可看出，参、芪在用于补气时一般用量重，在用于行气、升清升阳时用量较轻。如在治疗病人因虚而汗出过多，恐其亡阳，急须补气固脱。方用：人参一两（30克）、黄芪一两（30克）、当归一两（30克），桑叶五片（约1克）、麦冬三钱（9克），炒枣仁一钱（3克），水煎服。而在治疗浑身麻木的神效黄芪汤中，黄芪一钱（3克），人参八分（2.4克），用量极轻，用量最轻的是蔓荆子二分（0.6克），目的在于行气升清。起迷丹是攻痰开窍治疗厥证的方剂，菟丝子益气补精安心定魂，为补肝、脾、肾三经之圣药为君，重用至一两，人参、半夏补气化痰为臣各用五钱，而开关开窍之皂角，既可治五绝之痰迷，中风之诸证，又可治心痛，用量较轻，仅为一钱。
4.轻重配伍，分治三焦
《灵枢·营卫生会篇》指出“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难经》称“三焦者，元气之别焉，主持诸气”。《中脏经》也说：“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气也。三焦通则内外左右上下皆通也。”傅山虽未明确提出三焦的治法，但从其善用补气之法和利水之治，可知傅山注重三焦。
（1）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
心肺居上焦，用于治上焦之药量一般较轻。如《傅青主男科》治疗怔忡不寐：“此症心经血虚也，方用：人参、当归、茯苓各三钱（9克），丹皮、麦冬各二钱（6克），甘草、菖蒲、五味子各一钱（3克），生枣仁、熟枣仁各五钱（15克），水煎服。此方妙在用生熟枣仁，生使其日间不卧，熟使其夜间不醒，又以补心之药为佐，而怔忡安矣。”这里除枣仁用量较重外，其余用量均不重，石菖蒲开心窍，善通气，用量轻以走上焦，傅山认为“凡心窍之闭非菖蒲不能开”，但治善忘非人参为君，因为“心窍之闭者，由于心窍之虚”，人参三钱为常量，配菖蒲可走上焦，五味子能补肾，而用量极轻，意在交通心肾。
癫狂，神志之病，病位在心脑，当属上焦之病，病机为痰迷心窍，痰生于脾胃故白术用至一两，人参、白芥子各用至五钱，菖蒲开窍走上焦，用量最轻，仅用五分（1.5克）。
（2）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
脾胃居于中焦，斡旋升降气机，脾宜升则健，恶湿而喜燥；胃以降则和，喜润而恶燥。是人体升降出入的重要脏腑，一旦有病，失去平衡，中焦不运，气机阻滞。故云非平不安。邪在上焦之大满症，当从中焦治之。傅山认为大满是“邪在上焦，壅塞而不得散”，而其病机乃是痰浊中阻所致。所以方中重用瓜蒌，轻用甘草。瓜蒌一个（捣碎），取其下气涤秽，清郁开胃，以降在上之痰浊。半夏、甘草用量极轻只有一钱，以走上焦，使药得以留于中焦而不易速去。枳壳、天花粉各三钱，栀子二钱，陈皮三钱，厚朴一钱五分，皆中焦之药。此方之妙，全在用瓜蒌，能去胸膈之食，而消上焦之痰，况又佐以枳壳、花粉，同是消中圣药，又有厚朴、半夏，以消胃口之痰，尤妙在甘草，使群药留中而不速下，则邪气不能久存而散矣。
《大小诸证方论》中气虚饮食不消方，是治疗脾胃之气虚，食饮难于消化，方用人参二钱，白术三钱，甘草三钱，以补气开胃，增强受纳之功，黄芪三钱，茯苓二钱，补气助运，推动胃肠出入之力。半夏、白芥子各一钱化痰以除脾胃之滞，而复其中州升降之机。麦冬五分其轻以且白术之生津，陈皮五分之轻可助参、芪之升降。神曲五分、山楂五粒之轻以斡旋脾胃之气，加炮姜一钱，与诸药合为化糟粕生津液。中焦可安。
（3）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
肝肾居下焦，肝肾不足，多从下焦治疗。《傅青主男科》云：“腰痛而不止者肾经之病，乃脾湿之故。”肾虚脾湿，郁阻下焦， “方用：白术四两（120克），薏仁三两（90克），芡实二两（60克），水六碗煎二碗，一气饮之”。药虽三味但用量很重，直入下焦。又如治疗“腰痛足亦痛方用：黄芪半斤（注：古时16两为1斤），薏仁五两，防风、茯苓各五钱，杜仲一两，肉桂一钱，车前子三钱，水十碗，煎二碗”，方中黄芪用至半斤（250克），薏仁五两（约150克），直人下焦补气去湿。原书方后注云：“腰足痛明系是肾虚而气衰，更加之湿，必作楚，妙在不补肾而单益气，盖气足则血生，血生则邪退。”
肾司二便，久病便秘，下焦病也，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大小诸证方论》“虚证大便不通方”用熟地一两，元参一两，当归一两，川芎五钱，火麻仁一钱，大黄一钱，桃仁十个，红花三分，蜂蜜半盅。水煎服。方中重用熟地、元参、当归、蜂蜜补肾润肠，直人下焦。再配桃、红、大黄用量之轻以促进肠管之濡动便秘可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