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的制度比任何改革都影响深远

2015-11-02  dxhe


郑智银|文


国有企业应该起到公共服务的作用,而不是与民争利,更不是官商结合,政企不分,这样不仅要掏空国家,而且要滋生大量的腐败。从前一轮对央企的巡视情况看,现在正在进行第二批央企巡视,没一家干净的。就是这种体制造成的。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原电监会副主席邵秉仁在中外领导人、各国高级政要、全球商界领袖汇聚博鳌论坛上所作的上述发言,语惊四座,笔者似乎可以做这样的逻辑推理:既然被巡视的央企没一家干净,是因为体制造成的,还没被巡视的央企,也未必有干净的;凡国有企业,恐怕都没干净的。

邵秉仁进一步阐释,从体制上讲,它没法不产生腐败,因为官商不分。一官一商,一个方面拿着市场化的工资,另外一方面享受着政府什么部级省部级待遇,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有企业没有这么干的。……要么你是公务员,办国有企业享受公务员待遇,要不然市场化聘任。而且一个企业的领导班子,两家在管,中组部管一把手,其他副职国资委又再管,不是管乱套了吗?这一番话,可谓振聋发聩。

国有企业腐败,备受老百姓诟病,出自这位前部级高官之口的话,究竟可信度有多大?相关资料显示,邵秉仁不仅有在国企多年任职的经历,还在地方担任过要职。从1994年起就出任国家体改委领导直至退休,现今还在担任国股权投资协会会长。因此,邵所说的只是地球人都知道,却没机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的事实,绝非哗众取宠。

耐人寻味的是,邵秉仁随后补充道:可能我敢于说话,他们在职不好说,这个事我一直这么认为的。邵长期在国家体改委担任要职,既然一直就这么认为,早说了,只不过是履行了一位正常的官员所应该做的事情,却能让国企改革少走很多弯路,于国于民岂不是功大莫焉?为什么在职反而不好说?

有媒体报道,邵认为大公无私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谁也做不到。卸任前之所以谨言慎行,可能与他的明哲保身为人处事原则有关,也许只有当讲真话的风险低于其收益时,才会选择实话实说。邵的这种想法,在体制内无疑很有代表性。

古稀之年的邵秉仁,无官一身轻,反而对官僚现象抨击猛烈。从连续多年在两会上高呼“打破垄断,从根本上进行电力体制改革”,到批评政府“本来市场能够决定的事情,非得政府去行政审批,搞什么发审委,凡是发审委那些人‘发财委’,猫腻大了。”再到炮轰国资委“现在到处宣传说三中全会以后,国有企业改革方案要出台,我想如果真是他们设计这个改革方案,完了。”,“国资委已经变成了国有企业的代言人。”等等。可谓老当益壮,激情四射。

邵秉仁的现象值得深思。现实中,官员敢于说真话大多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说真话假如可能影响自己的利益,在庞大的官僚体系里,事实上绝大多数都会选择沉默,体制内长期培植的这种基因,到老了也无法消除,以致像邵秉仁这样敢于直言的,在退休的官员中也不成比例。

一个不敢讲真话的社会,遑论进步。笔者认为,国企改革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一个敢于讲真话的官场氛围,任何改革都是一句空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设计一个保证官员讲真话收益高于风险的制度,比任何改革影响都更为深远。




免于恐惧的自由
朱学东|中国周刊




这个秋天有些冷。


在社会生活领域里,接连不断发生的那些事件,无论是整治网络谣言,还是其它一些案件,如著名企业家和维权的记者及所谓网络传谣的初中生被刑拘,等等,以及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道解读,都引发了相当范围的震荡和莫名的恐惧,其后续影响仍有待观察。


事实上,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最安全的。虽然自然灾害等仍然威胁着我们的生活,但人类的认知已经能将自然灾害带来的危险与恐惧降到了最低;科技进步,我们已经不会因为对自然的无知产生恐惧,我们也已经不再恐惧饥馑疾病的肆虐,甚至,对于战争记忆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在远去。社会还利用技术,加强了对社会突发事件危险事件的防范。


但人们的不安感却与日俱增。


老师讲授自己不相信的东西,学生鹦鹉学舌,人们只敢在私下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1975年4月,哈维尔笔下描述的场景,似曾相识。如同哈维尔所说,这种恐惧并不是通常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情感,而是“对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并逐渐变得习惯于这种威胁。”


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有东西失去,每个人都有理由担心。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民众在这争得的有限空间里,释放了自己的创造力,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物质财富、精神生活和人格尊严等诸多方面的自我价值。但是,这种价值没有得到相应的制度性保护。并非没有法律保护民众的权利,这个社会在走向法治社会的路上蹒跚踉跄,缺乏程序正义,权力对司法常有侵害,以至于法律常常成为权力者予取予求的百宝箱,而不是捍卫公众权利的神圣条文。


社会管理中沉积的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模式、长官意志、随意性功利性,加剧了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这种令人生畏的系统性不确定性,可能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你不去找麻烦,麻烦可能找上你,每个人都可能是弱势群体。


被恐惧驱赶的人们,要么乘桴浮于海,要么被迫转向了对物质利益的享乐追求,成为消费主义的奴隶,冷漠于世事,这进一步鼓舞了权力者的为所欲为。结果是社会成本增加,压力加大,运行效率下降,创造力不再。不安感开始从特定群体向整体蔓延扩散,就像癌细胞一样,吞噬着社会。


1941年,罗斯福在给美国国会的咨文中提出,美国人及世界其它地方的人们都应该有权享有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罗斯福所谈免于恐惧的自由,彼时还是从避免国家之间兵戎相见的灾难角度说的。今天,在战争渐行渐远之后,免于恐惧的自由,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也写进了联合国人权宣言。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应该让自己的民众远离恐惧的威胁,无论是何种恐惧,同时应建立一种鼓励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实现自己与生俱来的潜能的秩序。


至于社会中的个人,即便面对恐惧,也当如昂山素季所言:“但也许,我们只是破碎的玻璃,不堪一握。细小而锐利的玻璃碎片,闪烁着捍卫自己抗拒压榨的力量,是勇气之光的生动象征。而这样的勇气,正是那些志在摆脱压迫桎梏的人们的精魂所在。”


免于恐惧的自由,不是恩赐的,是争得的。




    来自: dxhe > 《变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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