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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静待时局的溥仪开始不安于现状，这个26岁的年轻人似乎又看到了他复辟的希望。这年冬季一个不寻常的晚上，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造访静园，劝溥仪“到东北去主持一切”，并表示日本会“尊重领土主权”和他的“自主”。这些提议经过在静园内召开的“御前会议”以及一系列争执，终于使溥仪下定了依靠日本人的力量来恢复大清江山的决心。 土肥原贤二是有名的中国通，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还会多种中国地方方言，这为他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1931年11月初，土肥原贤二秘密来津，联络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贿买中日青年、浪人，赴各学校、工厂鼓动学潮、工潮，在日租界秋山街张璧家中密商便衣队暴动，并在蓬莱街太平里6号设立机关，失意军人李际春任总指挥，张璧为副指挥，议定11月8日起事。土肥原贤二则坐镇万国公寓，集结日本部分驻军、宪兵及日侨、浪人组织了千余人组成的“义勇军”，分布各重要路口，为便衣队助威、督战，史称“天津事变”。因这伙乌合之众不穿军装，没有番号，故又称之为“便衣队暴乱”。 但在利用溥仪设立伪满洲傀儡政权的问题上，日本军政两方面的意见并不统一：军方内部存在分歧；日本外务省担心世界舆论的指责。为此，在土肥原贤二之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紧跟着也到了静园，劝告溥仪不要贸然离开天津，并表示对他负有保护责任。 面对日本军政两界的意见不统一，溥仪一时无所适从。11月6日上午，一个饭店茶房手持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的名片，来静园送了一筐鲜货。待来人走后，有人打开礼品一看，在水果下面竟发现了两枚炸弹！此后，溥仪又接连收到数封恐吓信，信中称：“如果你不离开天津，当心你的脑袋！”于是，溥仪下决心离开天津。 但桑岛根据外务省训令，不希望溥仪离开天津外逃，并派人严密监视溥仪的行动。为此，土肥原贤二致电关东军司令本庄，请求采取特殊手段，以达到挟持目的。而本庄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待黑龙江政局稳定后再使溥仪出走为宜。但决定还未及传达到天津，土肥原贤二导演的“天津事变”就爆发了。 “天津事变”发生后，天津市面一片萧条，日租界全面戒严，就连平日繁华的旭街也是行人绝迹，为溥仪出逃创造了良机。11月10日傍晚，溥仪乔装打扮混出静园，在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的一路“护送”下，先后乘坐“比治山丸”号汽船和“淡路丸”号商船从天津塘沽出逃至大连，进入东北。正如土肥原贤二所说，“天津事变”实为溥仪出走剧的一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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