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浪潮之下，中国乡土到底发生了什么？离婚，打工潮，空巢老人，乡村留守者……乡土生态以及秩序在悄然发生着裂变。青年学者阎海军《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通过文字和镜头，呈现中国西部名为“崖边”的村庄变迁史，记录数十年来崖边人的命运史。本文为《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的节选。
2010年的冬天，崖边老人厉敬明去世。我回到崖边正好赶上他的葬礼。
婚丧嫁娶是崖边人最具仪式感的生活。村庄的传统是：每出生一个人，全村人都会出动为其庆生；每迎娶一个人，全村人都会出动为其庆贺；每死亡一个人，全村人都会出动为其送别。村庄就在这样的生离死别、迎来送往中繁衍生息、不断壮大，从明末清初的几户人发展到如今的80多户人。
我记忆中，崖边所有的葬礼都是倾村出动，但厉敬明的葬礼冷冷清清。抬棺材、挑纸火，人手几乎不够用，妇女儿童都在积极帮忙。呜咽的唢呐伴随着稀疏的送葬队伍，和我记忆中人们成群结对、熙熙攘攘的崖边葬礼相比，这场景更显凄凉。
埋葬完厉敬明的第二天，村民厉永强来我家串门，他和阎海平继续谈论昨天的葬礼。
“到底是厉敬明的棺材太重，还是昨天抬棺材的人太少了，真把人累死了？”厉永强引出了话题。
“棺材都差不多，死老汉临死前瘦干了没重量，关键是人太少。以前咱们埋一个老汉都是十几个人换着抬，昨天咱们就八个人一共抬了十里路，还有上坡路，肯定感觉吃力。”阎海平分析说。
由于年轻人外出务工，像厉永强和阎海平这样的中年人成了包括葬礼在内的崖边集体劳动、公益劳动中的主力。他俩为人诚恳，常年难以外出，几乎村里的所有公益性劳动都会积极参与。
在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的乡土社会正在被遗弃和荒芜。参军、考学、打工，几乎快抽光了乡村的活力，人人“挤破头”朝向城市，乡村只剩下了老弱病残。走出去的人很少回来，上学的在想尽一切办法找工作力图留在城市；从军的只要能晋级士官就能长久待在部队，即使部队复员回来，也能赚到一笔丰厚的安置费，在城里安家有了基础；出卖劳力谋生的农民，一旦到了城里，也不愿返乡，举家混迹城市一隅，舍弃淡泊的家业毫不悔惧。能出去的都出去了，村庄只有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年老的一个接着一个离世……放眼全国农村，大体都存在同样的问题。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这些新名词是紧随20世纪末的“三农问题”而出现的。农村被抽空了新鲜力量，只留下了“386199部队”。
“386199部队”驻守的村庄，最紧迫最凄惨的是留守老人问题。留守儿童长大了会想办法离开村庄，留守妇女会想办法跟随丈夫外出，即便留守也能实现自我照顾。而老人就不同了，留守村里的老人老无所依，即使有再多的金钱，一旦丧失劳动能力之后，金钱也无法变成照顾老人的贴心子孙，无法采购人间亲情的温馨。
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村庄围绕人的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所固有的生存仪式正在被逐渐湮灭。由于外出打工，崖边从2000年到2014年，只举办过五场婚礼。很多外出务工的人结婚时都在城市里举办婚礼，这样一则避免计划生育的追究，二则避免回村办婚礼的麻烦。婚礼不在村里举办，新生儿的“满月酒”自然也挪进了城市。唯有葬礼，是村庄无法舍弃的规则，每一个老人死去，都要举行葬礼，而年轻人越来越少，葬礼仪式能否按照旧制度举行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现在真的成了麻烦，年轻人走光了，死一个老汉埋的时候把人就挣死了。该讲究的讲究也到了省略的时候了，不简化不行了。”阎海平继续感叹道。
和厉军红一样大的厉斌也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自从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这些年一直没见过面。2010年我专门去他家看看，只见大门紧锁，院落荒草凄凄。附近的邻居说厉斌的父亲得怪病死了，厉斌这些年从来没回来过。
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一户人，说散就散了。
我想知道崖边到底有多少人外出，阎海平作为村长给我仔细算了算说：“家家有人外出，少的一两个人，多的三四个人，最多的全家都外出。全村81户人有15户已经常年上锁，多年不回家。”
2000年到2010年，中国360万个自然村锐减到了270万个。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了先进的城市文明，也曾创造了世界顶级（四大发明）的技术，但中国的社会基础或者说社会基层依然是乡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土地搬不动，农民依赖土地、固守土地，形成了乡土中国，形成了农业文明。这是费孝通60多年前总结《乡土中国》的依据。
尽管费孝通总结的社会结构特点依然能在中国乡土社会窥见一斑，但总体而言，在经历了1949年的解放和社会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浪潮以后，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社会学者贺雪峰将其概括为“新乡土中国”。
由“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过渡，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这个过渡时期的农村问题，便是“新乡土中国”问题。在千百万个“崖边”，“386199部队”守卫的村庄是“新乡土中国”最大的忧伤和惆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