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本书终于付梓了。直到交稿的最后一天，我依然在不断地翻阅着，试图找出不当甚至错误，加以改正。近“乡”情更怯，丑媳妇总要见公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本书可能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地考察当今一种活的语言在公元前一千多年间语法发展史的专著。国内几本汉语语法史著作，涉及上古部分都比较概略。从国外来看，在活的语言中，只有极少数语言其可考历史长度可能与汉语相近，如梵语、希腊语等。但这些语言现存公元前的文献资料有限，远不足以支持构建一部较为系统的语法发展史。只有汉语，既有极长的历史长度，又有最为丰富、一脉相承的文献资料，具备构建这样一部语法史的条件。 但我并未欣喜，相反，感到的是一种沉重和苦涩。沉重是说，面对如此重担，我的学识、能力均很不足，确实有举鼎绝膑之感。苦涩是说，这样性质的书，以其重要性来说，就是有七本八本，也一点不嫌其多。可眼下只有勉为其难的一本，而古汉语语法学科在我所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已后继无人。
我今年已退休。回想语言研究所的古汉语语法学科，从陆志韦先生，到管燮初、何乐士、王克仲、王海棻、敖镜浩、麦梅翘等先生，当年各显其美，各展其能，为古汉语语法学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古汉语研究室的这个学科成为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优势学科。这个势头本该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但不幸的是，我负责古汉语研究室的十几年来，这个学科竟然日渐式微。如今我已是本单位这个学科的最后一人，而本书也竟成“广陵散”了。其间我虽曾多方努力，但收效甚微。据权威说法，语法学是语言学的核心（我本人并不认同这个观点），而语言研究所据称是以汉语语法研究立所的。可是在汉语迄今三千多年的可考历史中，上古汉语差不多占了一半的时段，如此的研究空缺，是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我坚信中国学者终将重新认识到上古汉语的无与伦比的语言学价值，并从中提炼、升华出具有汉语特色的语言学思想来，贡献于普通语言学。
本书的特点，一方面，从材料依据上，我力图较大面积地结合出土文献（甲骨文、西周金文、简帛资料等）和传世文献，来勾勒上古汉语语法发展的历史，这在过去汉语语法史研究中是不多见的。以往的研究主要建立在传世文献基础上，对出土文献的注意，广度和深度都有所不足。另一方面，书中较多贯彻了我个人的一些语法观念，所以其观点往往个性比较强，或者说得好听一点，“自主创新”比较多。自然，分歧和非议也会随之而来，对此我抱着坦然和开放的态度。
本书从来源上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历年的研究成果。例如第十二章“主谓结构的发展”就是建立在我《现代汉语的“N 的V”与上古汉语的“N 之V”》（《语文研究》1995 年第2、3 期连载）和《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中国语文》1999 年第1 期）等文章基础上的；第四章第二节“古指称词的概念及古指称词的发展”，就是建立在我《上古汉语第三身范畴的表达及相关问题》（《古汉语研究》2001 年第4 期）等文章的基础上的。第二部分为其他学者比较可靠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被直接吸收进来。例如名词词头“有”的问题、介词问题、语气词套叠问题、后置定语问题等。第三部分最为费时费力，需要结合第一手资料，考察分析大量现有研究成果，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往往一个章节就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例如我最近发表的《上古汉语动结式的发展及相关研究方法的检讨》（《古汉语研究》2013 年第1 期）一文，实际就是本书的第十六章。
本书把上古时期分为殷商、西周和东周以下以至西汉末年这三个阶段。这样的分期，大致是以语料本身的统一性作为依据的。殷商甲骨文作为一个独立系统，是毫无问题的。西周时期，金文、《尚书》（今文）、《诗经》（《雅》、《颂》部分）以及《易经》等，其统一性也是较为明显的。东周以下，从《论语》、《左传》到诸子百家、出土简帛资料以及《史记》等，也可以归为一个相对统一的系统。相信这样的分期也比较符合学界一般的认识。
年轻的时候曾多次读过鲁迅先生《忆韦素园君》一文，其中的一段话几乎能背下来：“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愿本书能成为建筑者和栽植者手中的一块石材，一撮泥土。果真如此，我就心满意足了。 《上古汉语语法史》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丛书） 姚振武 著 16开 540页 繁体横排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1 月出版，平装定价：98.00 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