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1942,看中国怎样熬过黎明前的黑暗

2015-11-04  梅竹君


《我的抗战》纪录片截图。


打了4年,抗战进入到1942年,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于国府来说,这是最艰难却又有希望的时刻。艰难之处在于,战争极大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让国府财政濒临破产,加上这一年中原地区的大旱,国府只能采取各种加税与粮食征收等战时经济手段勉强支撑。但蒋介石知道,美国人成了中国的盟友,胜利的曙光初现,中国只需要再咬咬牙坚持下去。


文/唐元鹏


太平洋战争爆发已经有五个月了,珍珠港,印度支那,马来亚,爪哇甚至缅甸,日本上下还沉浸在海陆军所向披靡的肥皂泡之中,但一场不期而至的空袭将肥皂泡轻轻戳破。1942年4月18日,几架灰色的大鸟飞到东京上空,扔下几颗炸弹。


大日本帝国的都城东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受到外国武装力量攻击。虽然损失微不足道,但对于帝国的震动可想而知。东条英机亲自入宫向天皇谢罪,并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大本营的参谋们绞尽脑汁也想不通,这些大鸟从哪里飞来的。他们不可能聪明到想出中型轰炸机是从航母上起飞;也不至于愚蠢到,相信罗斯福那番飞机来自香格里拉的大忽悠。


于是参谋们以东京为中心按照美国轰炸机的航程划了个圈,寻找着那个“香格里拉”,参谋的眼睛落在了中国的浙江沿海,情报显示,这里发现了坠毁的美军飞机,既然飞机可以在这里坠毁,自然也可以从这里起飞。而浙江也是航程所及,惟一没有被皇军占领的地区。


好吧,就这了,一个关于浙赣作战的“大陆命621”号训令从大本营发往中国,命令中国派遣军摧毁浙江省方面主要航空基地。于是沉寂了半年的中国战场重新热闹起来,侵华日军两支主要力量驻华中第11军,驻华东第13军合伙出兵,87个大队的兵力要灭掉传说中的空军基地。



美军轰炸机从航母起飞空袭东京。


国军的凄惨状况此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有些头疼,他的部队实力实在不如人意。这里有一份第三战区辖下第105师组建师精锐先锋营的报告,全营共443人,每个步兵连100人有步枪50支,全营有轻机枪18挺,重机枪四挺,迫击炮2门,这已经是全师最精锐的部队,其他部队装备数更为可怜。


经过抗战将近5年的消耗,国军部队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一个师满编万人,现在普遍只有一半,所持步枪比抗战初期打了个六折,只有三千支左右;更别提弹药,按照条例,作战士兵每人应该配发100到120发子弹,但他的士兵如果能带满10个弹夹(50发),已经属于战区精锐部队。看着手下有11个军33个师的兵力,实际上不过20万人,要面对日军从东西两头同时发动的进攻,顾祝同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已经进入到第五个年头,数百万人的厮杀,几千里战线的对峙,国军军火物资消耗之巨大,不是一个未完成工业化国家可以承受的。


到1942年为止,国军已经在抗战中损耗了60多万支步枪,而通过自产及进口的步枪数量也是60余万支。看似损耗与补充相抵,但此时国军兵力从抗战初期的170万上升到512万,也就是说增加了340万人,步枪却没有增加一支。


以中央军嫡系的36师为例,37年7月有4876支步枪,但到了1942年只剩下2420支。这一年国军只生产了1.4亿发子弹,但消耗却是2.13亿发,全国储存的弹药只够全军打一次会战。


军火装备固然如此,士兵吃饭穿衣也成问题。1941年黄仁宇22岁,彼时他还不是日后写出《万历十五年》的畅销书作家,仅仅是国民革命军第14师一名排长而已,即使是嫡系中央军的排长,他也没有布鞋可穿,只能光着脚穿草鞋。


为了让部下穿上衣服,第14师师长阙汉骞只能让军需官偷渡到日军占领的越南,买来白布自己染色再缝制成军服。为了节省布料,只能做成短衣短裤,于是黄仁宇可以脱下军服进行换洗了。


黄仁宇和他的兄弟们总算有了一长一短两套军服,但还有更离奇的故事,国军某部一套棉军装要分与三个人穿,怎样分的呢?得到棉大衣的,没有棉上衣和棉裤,棉上衣和棉裤又分与两人,穿棉上衣的光着腿,得到棉裤的只能光膀子。这不是后人的臆想和杜撰,而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告诉我们的真实状况。



1941年,抗战国军在训练。


中国经济破产日子过到1940年之后,联大校长梅贻琦每月发薪的时候就特别愁苦,手里捏着2000元法币回家,却不知道够不够买米养活家人。这个月薪在抗战初期能牵40头牛回家,家里可以开养牛场,但到了这时,这点钱只够一家半月之用;梅校长上有双亲,下有四个子女等着吃饭,家里经常有揭不开锅的时候,饭桌上有时连青菜汤都喝不起,全家人只有用辣椒拌饭吃,偶尔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孩子们高兴得像过年一样。


为了帮补家里的生计,梅大教授的夫人韩咏华做起了小买卖,她自己做了切糕挎着篮子到大街上贩卖。为了不给丈夫丢脸,梅夫人悄悄换上蓝布褂子,自称姓韩不敢提夫姓。后来事迹传开,梅夫人干脆把糕点命名为“定胜糕”。


1942年,这个国家的军费日益增大,而财源却日益萎缩,1937年军费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是170%,到了1942年比重达到198%。


如果这个还不够触目惊心,国府当年的总收入是56.29亿法币,而支出是245.11亿法币,赤字188.82亿,财政赤字竟然达到总收入的3.35倍。国府为了填补亏空只能让银行开机器,印了200亿法币的钞票。这些数据归结为一个事实,如果在今时今日,国民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要挽救一个已经破产的政府,只有外援和战时经济政策两招。作为一个在战争中苦苦挣扎的国家,除了需要大笔外汇稳定金融秩序,还需要大量物资支撑消耗极大的战争。在德国和苏联援助已经中断的时候,终于等来了美国宣布中国适用于租借法案,第一批4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由罗斯福总统批准生效,天不绝中国。


但有外援,还要能将物资运进中国。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国府的国际通道只有四条,香港的海上出口;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的港口,通过桂越公路,滇越铁路的线路;滇缅公路;西北兰州(主要接收苏援)。


日寇也清楚这点,40年6月日军进入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补给线断绝;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1942年5月最后一条陆上交通线路滇缅公路也被日军切断。日本终于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中国的陆上国际补给线全面中断。


由此开始的2年半时间里,援华物资只能用飞机,从印度一架架飞过4、5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运进中国。1942年4月下旬,第一架美国航空队运输机降落在云南巫家坝机场。


但飞机的运力相当有限,到42年12月,总共运量为5285吨,在满足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之后,留给国府抗战急需的物资还能剩多少?



美国空军在华对日作战。在中国某处,当空袭警报拉响时,配备降落伞的美国飞行员们飞快地跑向他们的战机,升空驱赶来犯的日军飞机。


国府内部挖潜唯一办法——“横征暴敛”在传统的抗战史中,对国府最常见的抨击之一是“横征暴敛”。是的,这一点没说错,但国民政府熬过8年抗战的惟一办法,只能是“横征暴敛”。


除了外援,国府也想办法整理税收,增加收入;同时对国统区粮食的征实,征购,征借,通过三征大量吸纳粮食,以粮食为杠杆作为调剂手段,维持庞大的开支。


战前中国税制主要是海关、盐税和统税三种,三者占岁入77%,占税收总额92%。但开战后沿海海关相继失陷,关税收入锐减;盐税同样如此,没有海岸线,盐税失去了大头。


收税是“横征暴敛”,不收税是“亡国灭种”,还能怎么办?


在这方面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国民党暴政是连火柴都收税,不过要说明的是,火柴税从战前就开始,战时不过改变了收税方式,增加了税率而已。


印花税也是国府“横征暴敛”的重要罪行。37年10月公布《非常时期印花税暂行办法》,部分印花税率加倍征收,除此以外还有发货票、银钞货物收据账单税,有账簿印花税。到43年印花税增加四倍。


新增的税种也纷纷开收,先是有了所得税、遗产税;然后重新开征类似于厘金的战时消费税。对于被收税者自然意见多多,工业界负担税率30%左右,被认为勒毙工业。


但这些“不得人心”林林种种的税收改革增订新增等等“横征暴敛”措施,让1944年的直接税收入达到80亿元,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中国将抗战维持下去。


国民政府真的是“横征暴敛”的独裁政府吗?让我们看看英国在战时的“横暴”吧。二战之中,英国的所得税率,对收入超过某个数的高收入者,最高征到98%,低收入者所得税率也在30%多以上。


战前英国有4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到了1940年11月,开战仅一年有余,战前的存款已经耗光,只剩下战后“横征暴敛”从殖民地掠夺来的20亿。可见在战争这个巨大的吞金漩涡中,地主家也没有余粮。而且通过租借法案英国获得270亿美元的援助,而中国政府从美国全部获得的贷款援助,不过6亿多美元。


国府为人诟病的还有他们的粮食“三大征”政策。1941年7月2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了一道意义重大的法令“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全国征实物2300万市石的粮食。一年之后,国府又将全国定额增加到3000万市石。抗战中期正是“民不聊生”之时,还增加赋税,不是“横征暴敛”是什么?


回头再看一个数字,全国军警公务员约有1500万人,共需粮食7500万市石,田赋征实数连所需一半不到。于是政府又采取向大户定价征购余粮的办法,对所征购额3成平价付现,7成发给粮食库券。等于七成打白条,但如前所述,42年国府财政已经有近两百亿赤字,即使给3成现金也受不了。于是从1943年开始,在实际控制的9个省份改征购为征借,不发现金,全部打白条。


于是从41年到抗战胜利,国府通过这最后的手段,“横征暴敛”得粮麦共2亿4490万市石。每年征来的粮食有50%到80%配拨军食之用。除了军队用度,这笔巨额粮草还帮助国府解决了公务员薪水,限制了国统区粮价,当然还包括在1942-1943年向中原灾区进行赈济(抗灾救灾)。可以说,在战争条件下,解决国家财政经济困难,保证军粮民用供应,田赋改征实物是最可靠、最有利的财政措施,具有战略意义。


一边是横征暴敛,一边是亡国灭种,在生死存亡关头,国府别无选择,只能承担这个世代“骂名”。


1942年,也许是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但在蒋介石看来,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美国已经加入战争,成为中国的盟友。抗战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天边,对于这个艰难的国家而言,只需要再咬牙坚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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