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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马尔克斯（左）与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中）、电影导演费尔南多·比利共同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古巴国际电影学院成立庆典 魔幻现实 “60年代，拉美只发生了两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古巴革命与现代文学创作”印第安纳大学拉美研究中心成员黛博拉·柯恩教授这样说。1967年，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首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一年内即三次重印，销售量达到2.8万册之多。三年后，由格里高利·拉巴萨主译的英文版在美国付梓，旋即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知名书评人、美国作家约翰·莱昂纳德盛赞此作“不可思议……是一趟直面心灵，激动人心的奇幻之旅”，并宣称：“马尔克斯由此一步跨进了堪与纳博科夫、君特·格拉斯比肩的全球顶级小说作家行列……从此，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出口不再是香蕉、咖啡、肉类，而是文学作品。” 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创作者所处历史与社会变迁与动荡的深刻反映与写照，古巴卡斯特罗革命政府建立后出版的官方文学杂志《美洲之家》，宣称，其主题在于“赞颂拉美以及第三世界源自何塞·马蒂的独立斗争传统，增强拉美各国文化与艺术上的整体认同与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源自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拉美人民在不自觉中，用美国和前殖民宗主国文化标准进行创作，叙述与自我衡量。而马尔克斯在完成《百年孤独》的写作后，雄性勃勃地将60年代拉美魔幻主义现代文学的勃兴，与古巴革命胜利后的局势相联系：“墨西哥的富恩特斯、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阿根廷的科塔萨尔……我们的写作虽然风格题材迥异，但不夸张地说，我们正在创作的是拉丁美洲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一些文学作品，它将是一幅首度展现拉丁美洲人心灵，奋斗与愿景的全景画卷。” 拉美魔幻主义文学的叙事方式，语言技巧，与法国“新小说”以及美国“垮掉一代”等后现代文学流派有许多相通、暗合之处，可以被欧美中产阶级精英读者“无缝”接受。1966年，卡洛斯·富恩特斯将《百年孤独》的两个章节推荐给了身处“世界文学中心”巴黎的罗德里格斯·孟格尔。身为乌拉圭流亡文学家、文化批评家的孟格尔是编辑部位于巴黎的西班牙语文化评论杂志《新世界》（Mundo Nuevo）的主编，也是《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海外书览》（Books Abroad）等美国与欧洲多家激进派文学评论杂志的编辑与专栏作家。《新世界》是60年代因不满各国军政府高压统治与文化管制，流亡海外的新一代拉美作家与文化精英的大本营，孟格尔致力拉丁美洲文学作品的推广，不仅刊登马尔克斯、阿莱格里亚、略萨等拉美新锐作家的作品与文学评论，也刊登萨特、苏珊·桑塔格、安东尼·葛兰西等欧洲左倾激进文化批评家的理论与作品。富恩特斯在创刊号中曾声称，刊物的宗旨是“以全新的方式，展示拉美在当今世界政治与文化语境中的独特魅力，以及拉美人民的诉求与苦难，从而捍卫拉美文学与艺术创作不可剥夺的自由表达权力”。 1968 年10 月，墨西哥发生特拉特洛尔科广场大屠杀后第三天，武装部队士兵在该广场附近巡逻 反制革命 然而，在美国政府眼中，古巴革命意味着在作为“后院”和“贮藏室”的拉美将发生一系列损害美国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动荡，这无疑是苏联升级“冷战”，蚕食全球各“欠发达地区”，从而扩充自己势力阴谋的有机组成部分。1960年8月8日的《时代》周刊以格瓦拉为封面，号召美国“采取积极行动来应对拉美地区中令人不安的新变化”。1961年，由美国政府倡导，旨在扭转拉美国家经济贫困和政治高压状况的“争取进步同盟”正式启动，肯尼迪政府宣布将联手美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年内向拉美投入1000亿美元，以便促使这些国家实行土地、税收改革和经济多样化。美国的构想是，一旦这些国家按照沃尔特罗斯托、白鲁恂等美国经济、社会学专家拟定的社会改革方案，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进而成为“现代化”国家，那么“古巴、苏联式的暴力社会革命道路就在人民心中自然失去了吸引力”。然而，这个目标一旦与美国保护自己在拉美的投资经济利益和政治控制地位相背离，美国往往会毫不犹豫地牺牲前者。在整个60年代，拉美国家总共爆发了16次军事政变，有10个宪政政府被推翻。 美国诗人保罗·恩格尔出席国家艺术理事会会议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并不满足于狭窄的经济、政治与外交解决策略，而青睐于基于社会科学，更为宏大系统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总体方案。曾担任总统特别顾问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指出：“文学与其他艺术创作，是窥探拉美民众神秘、多变心灵的一扇窗户，通过了解这些叙事下蕴含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美国就可以开始推敲如何通过交流与引导，将其逐步引入现代国家的行列，而现代化不仅发生在社会功能与经济部门，而首先在其公民的思想，知识方面引发。”而肯尼迪政府副国务卿的华府政治家菲利普·H.库姆斯则更为直截了当地公开声称：“文化艺术交流，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第四维度。”1967年，《纽约时报》登载的一篇报道在拉美以及美国文化艺术节引发了轩然大波：《新世界》（Mundo Nuevo）的幕后赞助者，居然是美国福特基金会。一些更为激进的拉美左翼文化名人，诸如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Mario benedetti）以及罗伯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美洲之家》主编），借此剧烈批评《新世界》宣扬的自由主义路线，其目的旨在暗中削弱古巴革命意识形态的传播，阻止拉美发生类似激进的民族主义革命，从而维护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和跨国公司的超额垄断利润。实际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确实通过各种渠道为《新世界》隶属的“文化自由理事会”（CCF）提供了数目相当巨大的财政援助，而富恩特斯也曾在CCF短暂担任过行政秘书职务。 然而，很难就此简单地将《新世界》等同于CIA冷战文化宣传工具的一个零件，正如阿拉巴马大学教授、当代拉美文化研究专家拉塞尔·考伯争辩的那样，《新世界》充其量代表了一种拉美知识分子精英“抽象反对一切桎梏与压迫”的立场。同样旅居巴黎的萨尔瓦多女作家克拉丽贝尔·阿莱格里亚（Claribel Alegría）和孟格尔、富恩特斯、贝内德蒂、略萨等拉美知名作家是挚友，在富恩特斯的鼓励下，她与丈夫达尔文·J.弗拉克尔（Darwin J. Flakoll）于1966年联手撰写了小说《伊萨尔科火山灰》（Cenizas de Izalco），并得以在《新世界》杂志上受到好评与推荐。小说女主角卡门在母亲伊莎贝尔去世后，重返故乡圣安娜市，在母亲遗留的日记本中，获悉了她曾与一位美国旅行家弗兰克的情事，从而一步步走进了母亲伊莎贝尔内心深处隐秘，不为人知的记忆世界——阿莱格里亚摒弃了传统写作中全知全能的旁观者角度与线性叙述，采用了时空错位，片段拼贴技巧。更重要的是，《伊萨尔科火山灰》的故事，被史无前例地置于萨尔瓦多残酷动荡的真实社会环境中：极右翼军人独裁者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在1931年底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后，动用军队，残酷屠杀了上万名北部山区印第安农民，最终打断了弗兰克与伊萨贝尔在乡村中的宁静恋情与生活。《伊萨尔科火山灰》同时兼备了意识流文学创作与现实批判主义的双重价值，成为60年代拉美“文学爆炸”时期中的经典作品。 但事实是，多名华盛顿知名的“冷战斗士”的名字，都曾出现在这些文化交流基金会管理层的名单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在1966年卸任后，出任福特基金会总裁，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1952至1961年担任过洛克菲勒基金会总裁，而国务院下属的美洲事务协调局（OCIAA），首任局长即为洛克菲勒家族掌门人之一的尼尔森·洛克菲勒，尼尔森在上任之初，就力主加强美国与拉美各国的文化交流，“通过展示美国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与自由表达性，彰显其在制度上的优势，以及通过与拉美文化精英的交往与赞助，使其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自由进步观念”。 “美国高校以及各种研究机构，因为‘冷战’地缘政治需要，增强了对于拉美政治、经济、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以及各种交流项目的投入。”黛博拉·柯恩教授因此说，“由此造成了一种充满悖论但有趣的结果，拉美文学与艺术，以及其创作者在华盛顿外交政策的驱动下获取了难得的自我展示与发展机会，而且并未如美国政府所愿，单纯沦为向母国民众输出美国意识形态的中介。”根据统计，60年代，美国大学所开设的拉美相关主题课程较之50年代，增加了一倍，政府慷慨拨给的访问学者经费与补贴，也能使来访的拉美作家在衣食无忧之际，兼顾教学、写作与学术交流。迪安·腊斯克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总裁后，任命约翰·哈里森主持基金会文化与人道主义项目，从1960年开始，每年拨款给美国大学出版联合会22.5万美元的费用，用于拉美文学、历史与社会学题材著作的翻译，在1960至1967年，共翻译出版了82部拉美新锐作家的文学作品，包括博尔赫斯的《探究别集》、格拉西里阿诺·拉莫斯的《荒芜生活》（Barren lives）等， 当然，具有浓厚政府背景的各类基金会，对出版的拉美文学作品常常会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审查与限制。“著名哥斯达黎加作家卡洛斯·路易斯·法拉斯的著作，就被福克纳基金会拒绝翻译并联系出版，因为法拉斯曾在30年代加入哥斯达黎加共产党，长期以来是一位激进的劳工运动领袖与政治活动家，曾领导过当地香蕉工人反对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罢工，并以此为题材撰写过一部反映黑人劳工悲惨生活的小说《绿色地狱》。在作者与其作品倾向的审查上，美国对于来自古巴的作家尤其严苛，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文化与教育处特别聘请了一批寓居本国，意识形态相对保守的文学批评家与作家来进行此项审查，为首的即是在古巴革命后流亡的古巴作家埃斯肯纳齐·梅奥。” 第28条军规与避难所 较之基金会，美国高校对于拉美艺术家而言，是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整个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与爱荷华大学是拉美作家云集的重镇。前者拥有文学书评杂志《奥德赛评论》，自1961年开始，陆续刊登拉美新一代文学家的著作和个人介绍。而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坊，在保罗·恩格尔的主持下，则对拉美新浪潮作家情有独钟，正是在爱荷华，何塞·多诺索终于完成了他那部难产的不朽名著《淫秽的夜鸟》，并借此开始将其他拉美新锐作家介绍给美国出版与文学批评界。恩格尔更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一个写作援助计划，每年邀请8～12位拉美新锐作家前往爱荷华大学，进行写作与交流。最终，恩格尔从福特基金会获得了6万美元的捐款，创立了“国际写作项目”，恩格尔在写给国务院的信函中强调“作家本人的写作天赋，而非意识形态上的激进与否，是项目人选优先考虑的标准，即便其价值观可能与政府的拉美政策与主旨不符，也应当加以接纳”。一时间，多名拉美知名作家云集爱荷华，其中不乏费尔南多·德尔·帕索、古斯塔夫·萨因兹，以及托马斯·塞戈维亚等同情古巴革命的左翼激进派。 在学术界以及关系密切的官方研究机构和智库的压力下，美国政府不得不时常接纳那些因遭受本国右翼军政府迫害的作家赴美避难。1968年，墨西哥特拉特洛尔科广场大屠杀发生后，墨西哥著名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迅速辞去了自己驻印度大使的公职以示抗议，前往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从公正的意义上说，美国高校与学术机构积极的政府游说行动，对于在“冷战”大背景下试图前往美国寻求自身安全与文化交流的拉美艺术家来说，至关重要。 1952年，美国国会推翻了总统杜鲁门的否决，通过了带有鲜明的“冷战”与麦卡锡主义迫害色彩的“麦卡伦-沃尔特法案”（移民与归化法），其中212（a）28条款规定，在进行甄别调查后，移民局、驻外使馆和国务院下属机构有权对任何信奉、宣传或者隶属任何与共产党相关组织的个人拒发美国入境签证。 “麦卡伦-沃尔特法案”甫一出台，就被视为美国拒绝境外激进人士入境的“第28条军规”，在美国政府的“签证黑名单”上，包括一系列被视为“同情共产主义”的激进左派文化精英：米歇尔·福柯、达里奥·福、多丽丝·莱辛……当1959年元旦，古巴革命军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指挥下进入哈瓦那后，审查重点骤然倾向了拉美各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被长年拒签的拉美文化名流除了马尔克斯，还包括卡洛斯·富恩特斯，危地马拉著名作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创始人阿斯图里亚斯，哥伦比亚激进作家赫尔曼·阿尔西内加斯、巴勃罗·聂鲁达和马里奥·瓦尔加斯·略萨等等，甚至一些早年支持古巴革命运动，后来对哈瓦那严格的文化创作审查制度不满的自由派作家，诸如古巴的加夫列拉·因方特，乌拉圭的安吉尔·拉马，也常年无法入境。1968年，刚刚因小说《绿房子》获得罗姆洛·加耶戈斯国际小说奖的略萨，在试图申请美国入境签证以便前往华盛顿州立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时，也遭到了移民局与司法部的审查，原因即因那名为“文学是火焰”的激情四射的获奖演说。在演说中，略萨公开宣称：“普遍的社会正义，最终将在拉美实现，正如在古巴发生的革命一样，最终，整个拉美将摆脱长期以来加诸在它身上的剥削与束缚。” 即便在入境后，拉美激进派艺术家还要面临着一系列调查与监视：在埃德加·胡佛的主持下，联邦调查局（FBI）为进入美国的拉美激进派艺术家，包括聂鲁达、富恩特斯、阿斯图里亚斯、略萨等人建立了调查档案。特别是在1966年国际笔会纽约年会结束后，聂鲁达、阿莱格里亚等拉美作家前往旧金山与艾伦·金斯堡以及劳伦斯·费林赫迪等名列FBI黑名单的“垮掉派”诗人的会面，更使华盛顿的保守政客紧张无比，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借着艺术交流的特洛伊木马潜入了美国内部，将与国内激进不满分子一起制造更多的混乱与麻烦”。胡佛当时曾命令FBI纽约站的便衣特工混入会场，将其演讲录音，并对其旅美之行全程跟踪拍照。 在此情况下，哥伦比亚大学拉美研究专家弗兰克·坦南鲍姆曾向华盛顿国会与《时代》周刊写信，疾呼“麦卡伦-沃尔特法案”将成为损害美国在拉美利益与形象最多的政策，与“争取进步同盟”所诉求的拉美繁荣、稳定背道而驰，并将使那些最能影响拉美公众意识的精英与美国更加疏远。与此同时，许多留美拉美作家也经常放弃待遇优厚的学院教职与访问学者身份，以抗议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冷战”与武装干涉政策：胡里奥·科塔萨尔在1965年拒绝访问美国，以抗议美国策划针对多米尼加改革派总统胡安·博什的政变，并随后派出2.2万人的海军陆战队进驻该国。而在1970年，富恩特斯同样公开拒绝了纽约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的邀请，以表示自己对尼克松政府秘密轰炸柬埔寨和老挝，将“越战”扩大至整个东南半岛举措的反对。 泛美关系研究中心——拉美文学的美国集结地 拉美文学在美国的真正的缔造者，是一位野心勃勃的艺术评论家、权威艺术批评杂志《SHOW》的主编罗伯特·沃尔。沃尔坚持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捍卫“艺术的自由表达权”与对抗苏联集权控制的“冷战”并行不悖。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一心想在华盛顿走上仕途的沃尔就精心策划了一次召开于巴哈马天堂岛与华盛顿的高层论坛，与会者包括智利作家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巴西艺术批评家、布宜诺斯艾利斯现代艺术馆馆长拉斐尔·斯基鲁，负责美洲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戈德温，及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文化与人道主义项目负责人、现任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拉美研究所所长的约翰·哈里森，目的在于“从文化交流的层面探讨，如何防止美洲国家之间再次出现类似的毁灭性危机”。在沃尔的努力下，具有强烈政府背景的非盈利性组织泛美艺术基金会（IAFA）于1964年建立，两年后，IAFA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筹办的泛美关系研究中心（CIAR）合并，下设公共关系、文学、音乐与视觉艺术四个研究中心。 CIAR文学研究中心云集了美国国内顶尖的拉美文学评论、研究与翻译者，包括《百年孤独》的译者格里高利·拉巴萨、《新世界》的主编罗德里格斯·孟格尔、著名现代派诗人马克·斯特兰德。中心定期将新锐拉美文学作家介绍给北美学术机构、文化批评与出版界。1968年，中心出版了自己的拉美文学期刊《评论》，编辑班子大部分来自刚刚停刊的《新世界》。在中心负责人威廉·麦克莱什的努力下，一些曾经因政治激进倾向而被美国拒之门外的拉美艺术家与作家也得以入境参加学术研讨交流活动，诸如马尔克斯、富恩特斯、聂鲁达、阿斯图里亚斯以及略萨。 正是在CIAR文学研究中心，拉巴萨主持了一系列高水平的拉美文学作品翻译项目，他依靠翻译胡利奥·科塔萨尔的小说《跳房子》，获得了1967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对译著高度满意的科塔萨尔遂向马尔克斯力荐拉氏。自1967至1983年，超过80部拉美文学作品被泛美关系研究中心译成英文出版，包括多诺索的《淫秽的夜鸟》，阿斯图里亚斯的《绿色教皇》、《逃跑计划》，曼努埃尔·普伊格的《伤心探戈》与《蜘蛛女之吻》，几乎囊括了战后拉美文学“爆炸”时期大部分魔幻现实主义名家与新现代派小说的经典， 研究中心最大的成就，即是《百年孤独》的翻译与出版，次年，它同时登上《纽约时报》和《出版周刊》图书畅销排行榜，由此标志着拉美现代文学正式从精英的小众偏好演化为大众文化消费品。1970年，已经有四部泛美关系研究中心翻译的拉美文学名著登上《纽约时报》图书畅销排行榜，分别是博尔赫斯的《阿莱夫和其他的故事》、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的《三只忧伤的老虎》、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连接与分解》，以及曼努埃尔·普伊格的《丽塔·海沃思的背叛》。 尽管如此，CIAR有时依旧必须屈从于华盛顿外交政策的整体需要。1972年，尽管中心已经出版了聂鲁达的诗选，以及其回忆录《回首话沧桑》，但由于这位智利诗人不断谴责尼克松政府对智利阿连德政权的封锁与颠覆政策，中心负责人约翰·凯茨遂下令不能在《评论》封面上出现他的肖像，对于聂鲁达著作的评论与译介也被放到了次要版块。次年9月，当诗人去世后，《评论》罕见地对他的去世保持了缄默。 “回顾整个60年代，‘冷战’、经济垄断、贫富急剧分化与美国强大干预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拉丁美洲。一方面，它给了拉美文学与其他艺术知识领域最为敏感的心灵以巨大的心理冲击与创作冲动，而另一方面也使美国与欧洲的激进文化精英把目光投向了这片以往神秘的热带大陆，从而使长期处于边缘化的拉美文学与其他艺术登堂入室。”黛博拉·柯恩教授说，“这朵绚烂的文学之花尽管在其诞生地饱受摧残，却意外地得以在他国绽放，从而深刻证明，政治冲突所造成的狭隘边界，有时反而能促生文化上的伟大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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