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忠贤（1568年－1627年） 读明朝的历史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晚明史，基本上就是一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烂帐，而这本烂账翻来翻去，说白了还是党争，而我们平时讨论的袁崇焕、魏忠贤，说白了还是党争的牺牲品。因为魏忠贤比袁崇焕出名早，所以就从魏忠贤开始说起。 说魏忠贤，受过一些影视作品误导的朋友都会想起《新龙门客栈》里的曹少钦或者《鹿鼎记》里的海大富之类，再或者就是更出名的东方不败，觉得魏公公不说武功盖世，至少也和海大富一样强大。其实事实上，魏忠贤还真不是这么一个人，虽然他也是自宫（《万历野编获》），但是根本目的不是像东方兄弟一样为了光大中华武学，而是为了生存。关于魏忠贤这个人，据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只是本人非常爱赌钱，就把老婆孩子都输出去了，直到家徒四壁，逼不得已，才自宫了事。 关于魏忠贤是不是真的这样，我想不太好说。因为《明史》是东林党人写的，作为饱受魏公公打压的东林党人在给政敌著书立传的时候，不敢肯定完全的实事求是。现在的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之间还经常互爆丑闻，更不要说更早以前了；而且，东林党要写的这个人还不是普通的政敌，而是一手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制造“六君子”、“七君子”惨案的魏大公公，所以，我觉得魏忠贤本人的出身不一定真的就这么不堪。如果你觉得我在瞎扯，大家可以想一想，放在今天的一个小县城，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天天不务正业就琢磨着赌博，你家会把女儿嫁给他？我个人认为，在魏忠贤的出身上，东林党就是掺了水的。史料上说，明朝的时候，很多有志青年都是纷纷主动报名参加宦官选拔的，这个风气的蔓延让京师到处都是阉人，为了制止这一现象，朝廷专门发布命令限制宦官招收名额，不让年轻人随随便便挨那一刀。 之所以有许许多多的有志青年志愿挨那一刀，也不是因为光大中华武学什么的，而是因为政府的构成——内廷的吸引力。 内廷，说白了就是以皇帝身边的宦官们为工作人员为代表的办事机构，具体来说，就是二十四监（习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御马监、司设监、尚宝监、神宫监、尚膳监、尚衣监、印绶监、直殿监、都知监，共十二监。又有四司：惜薪司、宝钞司、钟鼓司、混堂司。八局：兵仗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银作局、浣衣局）。明朝历来就有重要宦官的传统，也不乏名流千古的著名宦官，比如武功盖世、曾经做过朱棣警卫员，后来七下西洋到麦加朝圣的名人郑和；比如在诛灭刘瑾时出过力、带兵打仗要求士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张永；为了保护明孝宗朱佑樘吞金而死的张敏等等，应该说，明朝的太监并不都是像大家想的一样个个都是刘瑾都是王振，王振能得势不是偶然，坏事儿就坏在他太有理想；刘瑾虽然贪财，爱收人贿赂，不过也在日本使团来华的时候敲了日本人一笔。 关于内廷，最早是朱瞻基（宣宗）同志开设内书堂，安排人教宫中的宦官读书，后来慢慢有了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成为了皇帝的秘书。在此之前，朱元璋就让太监读书，目的是为了管理书房，但是不允许过问政治，还特意铸造了一块铁牌，上面写着：严禁太监干政云云。据说后来是被王振给搬走了。不过我想应该是朱棣办的这事儿，毕竟王振再NB再自大再目中无人，超重还有“三杨”辅政，他没这么大胆。我说是朱棣，因为朱棣在靖难之役的时候曾经和南京皇宫的太监交往频繁，封官许愿自不必说，而且也是从朱棣开始，明朝有了太监出使外国的先例（郑和），由此可以猜测一二。 继续说魏忠贤吧。据说天启皇帝在死以前，跟崇祯交代大事的时候说你一定要好好干，你将来是尧舜一样的明君啊！好好照顾嫂子，魏忠贤应该重用。说完就挂了。关于天启的政治遗言，崇祯的理解应该说就是两个字：呵呵。具体做法就是一年后干掉了魏忠贤，干掉他还不够，还由此牵扯出一大批不相关的人。崇祯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将魏忠贤的党羽，以及那些就是随大流拍了魏忠贤马屁的地方同志和中央同志全部干掉了。当阉党被折腾的死去活来的时候，不知道崇祯是否想过，十多年之后，当他面对每况愈下的江山，开始厚葬魏忠贤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过错。李自成打到北京的时候，曹化淳曾经对崇祯说：如果魏忠贤还在，局面绝不会如此。不知道崇祯是这么想的。 从曹化淳（同事）和天启（老板）对崇祯说的话来看，先不看魏忠贤个人的人品问题，就看个人能力，应该说是很能得到群众认可的。在很多人看来，魏忠贤所有的本事就是逢迎拍马，但是连同事都表示他是个人才，可见他的水平就不只是逢迎拍马这么简单了。  关于魏忠贤的功绩，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凝聚起了内廷的战斗力。另外一个，就是对东林党的打压。先说后者，对东林党的打压。 关于东林党，这个问题从隆庆年间就已经开始存在了，直到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的时侯，张居正借着万历的名义下了一道命令：捣毁书院，禁止以书院的形势进行政治交流。这个做法引起了张居正的学生和同乡的弹劾，尽管被万历压了下来，依然可以看到朝廷内部党争的萌芽。可惜张居正死后，他的许多做法被废除，书院又纷纷兴起。比如首辅赵志牟，国内天天灾害，国外还要替朝鲜对付日本鬼子，天天累得半死，被东林党人骂“暮气”；首辅李春芳，性格比较随和，被东林党骂是老太太。还喜欢上书言事，动不动就直接切入内廷敏感问题（最有名的是《酒色财气疏》），弄得万历也不想再理言官了。 直到顾宪成（东林党创办人），这厮组织能力比较强，担任吏部的一个小科长，负责推荐政府人选。小伙子性格非常刚毅，不擅长揣测大老板的意图，报上去的名单每次都和大老板想的不一样，弄得被大老板赶回家。一个顾宪成倒下了，千千万万个顾宪成站了起来。顾宪成回家以后，不久就开办书院，在门口堂而皇之的挂着由他亲自撰写的大名鼎鼎至今仍然脍炙人口的对联。上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下联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横批：东林书院。一副在野党的嘴脸。在顾宪成的培养下，东林书院渐渐成了失意政客的集散地，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具体案例就是李三才盗书事件。可以说这件事影响非常恶劣，已经将东林党人赤裸裸的摆在了朝廷的对立面。从后几十年东林党的做法看来，这帮君子确实没有干什么爱国的事儿，每天操心的，无非是怎么打到齐党，如何整垮楚党，怎么演变浙党。最终的结果，就是齐、楚、浙三党成员不再单打独斗，汇聚到魏忠贤身边，以魏公公为代言人，组织阉党对抗东林党人疯狂的进攻。 在整个万历时期，东林党人始终处于被打压的状态，从正规军被太极高手万历整成了游击队。东林党人再度掌权是在天启皇帝登基前，具体来说就是东林党人左光斗、杨涟要求作为天启监护人的李选侍搬离乾清宫，从而将天启掌握在东林党手里，这就是著名的“移宫案”。关于“移宫案”，历史上历来讲的是李选侍和魏忠贤想挟皇长子自重，而东林党人为了正义、为了朝廷大局，将皇帝抢了过来。关于这个说法，我给出两个字：扯淡。 首先说第一点，应不应该驱逐李选侍。 天启即位时，年纪是十六岁。这个年龄，应该说不小，但是按照现在的标准，刚刚可以申请办理身份证，放在当年，天启没有行冠礼，这也意味着，在政治上来说，天启还没有被算作是成年人。我们看电视剧《汉武大帝》里，汉武帝他老爹病的已经快不行了，还是亲自主持儿子的冠礼，这就说明，行了冠礼才标志成人，才可以肩负国家的重任。这个时候天启刚刚失去父亲，还需要一个亲人支持，李选侍是不二人选；而且，站在历史上，隆庆皇帝死了以后，万历的生母李氏也积极的辅政，和冯保、张居正一起维持朝政，应该说也是有先例的，不能证明李选侍想要挟皇长子自重。 第二，李选侍想要什么。 李选侍想要什么？这才是李选侍不愿意离开乾清宫的原因。答案很简单，她自己说了，想做太后。这个要求算不算过分？毕竟天启的生母已经死了，李选侍把他拉扯大的，应该说不过分。东林党的理论是泰昌先帝没有封你做皇后，而且在先帝死前还说过你要挟他了云云，总之一句话，就是不办。站在政权的角度上讲，其实，在主上年少的时候，皇权由太后暂时掌管也不过分，前面也说过万历小时候的故事。而且，泰昌先生本人的水平也实在是值得商榷，当了皇帝一个月就因为纵欲死了，还在死前猛吃仙药“红丸”，感觉本人比较懦弱，再加上喜欢乱搞，李选侍抱怨几句，泰昌心里就觉得不舒服。李选侍提出封皇后，泰昌也不乐意，完全没有想到权力平衡什么的，跟自己的老爹比差距太大，连自己私生活都管理不好，怎么管理国家。 第三、其他党派的反应。 既然是党争，东林党意识到这是一个投机的好机会，其他党派的成员自然也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似乎非东林的官员并没有什么动作，这一点很让人怀疑。结论有两种可能：一、非东林党人反应迟钝，跟不上东林党人的节奏；二、东林党人的做法有问题，非东林党人没有附和，而是选择了旁观。首辅方从哲对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说天子登机的日子可不可以再推迟几天的吉日进行，现在先安葬先帝。左光斗等人坚持迟则生变，要求天启迅速登基。方从哲无奈只得同意。注意，方从哲是浙党，当时担任内阁首辅，左光斗担任的是左都御史，杨涟官职更小，只是给事中。但是他们却“说服”了内阁首辅大臣，由此可见东林党人的力量有多大。 我对“移宫案”的看法 “移宫案”，整个事件看似是一帮忠臣为了对付“邪恶”的李选侍及其“爪牙”魏忠贤，实际上是东林党人对权力的无耻掠夺。这种掠夺实际上是“梃击案”、“红丸案”的继承和延续，实际上也是东林党人为了攫取权力而进行的政治圈套。之所以万历、景泰、天启三位皇帝时期出现这三大案，实际上是同万历、景泰、天启这些年的统治方式有关的。 万历打击东林党，东林党人制造“廷击案”诬陷郑贵妃，转移矛盾，祸水东引； 景泰是东林党人扶上去的，自然信任东林党人，可惜在位时间太短，没有给予东林党人足够的政治资本，为了打击浙党首领方从哲（首辅），提高和巩固既得利益，东林党人又拿红丸说事儿； “移宫案”则纯粹是为了在小皇帝登基前进行政治投机，政治作秀。可以说，东林党人并非是正人君子，相反，一些列事情的做法证明了这个组织是纯粹的无组织无纪律，一切以自己组织的利益为宗旨，完全无视国家利益，不管怎么说，天启皇帝是上位了，因为在登基初期他看不清楚东林党的真面目，也曾给予东林党人高官厚禄，但是东林党人却并没有能够对得起小皇帝的信任，他们的一些做法，让小皇帝非常的不爽，渐渐的，小皇帝改变了对东林党的看法。 魏忠贤真正走上历史的前台也是在这个时期，具体做法，据说是抢走了原先和魏朝相好的客氏，而客氏是天启的乳母，天启同志又有那么一些恋母情结，于是乎，魏忠贤走裙带路线，得到了天启的重任，后来成为了东厂指挥。 对于这个说法，我的看法，依然是扯淡二字。  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屁股决定思路。往通俗了说，就是在什么位置上，干什么事。天启在什么位置上？皇帝。魏忠贤在什么位置上？客氏的相好，可是客氏的相好不代表是皇帝的相好，客氏再相好魏公公但是皇帝不喜欢也没有用。再说，天启接班的时候，朝廷外边儿东北女真人天天闹腾；朝廷里边儿党争吵得不亦乐乎，作为皇帝，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他的主要精力是做木匠活儿还是着手准备大干一场？从他的动作来看，天启选择的是后者。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天启不是个木匠吗？其实在此前也有一个人有过类似的悲惨经历，他就是明宣宗，一个踏实肯干的好孩子，唯一一个爱好就是斗蛐蛐，被人称作“蛐蛐天子”。这么说未免有些牵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很多领导会被称为“足球主席”、“乒乓局长”之类，不足为信。 天启对东林党人的打压，主要是魏忠贤去执行的，为了方便魏忠贤做事，天启让魏忠贤管东厂，目的就是避免东林党人走司法途径，造成可能的包庇。除此之外，魏忠贤也积极和非东林党人士打成一片，对东林党人进行反攻倒算。 据说，在天启即位之后，原先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走了，王安和东林党人关系很好，内廷外廷一团和气。等魏忠贤做了内廷的一把手也想和外廷一团和气，就和东林党人商量，东林党人断然拒绝了魏忠贤伸过来的热脸，送之以一个冷屁股。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得出来，东林党是一个党同伐异、认人不认组织的群体。 汪文言，安徽歙县人，是继顾宪成、李三才之后，东林党又一个著名的活动家。此人既非官员，也无功名，但为人讲义气，有智谋，善权变。 汪文言曾在县衙里当差，从事过狱讼相关工作，收点钱，打通关节，捞个人这样的事自然少了不，因此在工作中培养了很强的“活动”能力。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闲居在乡的东林党干将于玉立。于玉立很欣赏他，派他到京城活动，为了方便他开展工作，于玉立还花钱替他捐了一个监生的资格，让他进了国子监。 国子监这个舞台使汪文言如鱼得水，他的活动能力得到发挥，很快就和大量官员建立了密切关系，史书记载他“游诸贤豪间，恂恂若无所为者。蹑足孱语，时见端绪”，汪文言蹑手蹑脚的样子与水浒传中的时迁有几分相似，因此他在《东林点将录》中被称为鼓上蚤汪文言。 汪文言最重要的一项活动成果，是与光宗的近侍、东宫伴读太监王安深相结纳，沟通了东林党和太子联系的渠道，从而获得太子的支持。万历病危时，东林党人跳得很高，积极为太子顺利接班保驾护航，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根源在此，这个成果也为东林党后来的翻盘奠定了基础。 汪文言对东林党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分化了东林党的对手。万历末年，东林党人像是过街老鼠，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日子很难过。汪文言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东林党人败退后，其他党派会因分赃不均产生矛盾，只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设计用间，就不难把他们搞垮。于是他在各党之间奔走，设疑布谣，大搞离间活动，加剧了浙、齐、楚、昆、宣各党的分裂和内斗，从而削弱了非东林党人的力量，减轻了东林党的压力。 正因为如此，浙、齐、楚、宣各党对其狠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王安被杀后，顺天府府丞邵辅忠，立即弹劾汪文言，剥夺了他的监生资格。汪文言刚刚离开京城，又被御史梁梦环弹劾，被捕下狱，受尽牢狱之苦，后经东林党组织营救出狱。获释后，汪文言并没有收敛，活动更加频繁，经常门庭若市。 泰昌、天启年间，东林党势力大炽，在外廷倚仗刘一燝，在内宫靠王安撑腰，汪文言从中交通联络，后来大学士叶向高破格任用汪文言为内阁中书，相当于内阁的办公室主任。 汪文言虽然官小，但他杰出的活动能力使他成为东林党实际上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 汪文言的活动早己引起了魏忠贤的注意，魏忠贤磨刀豁豁向文言，苦于找不到借口，无法下手。 天启四年四月，东林党人阮大铖与左光斗、魏大中因人事问题产生矛盾，转投魏忠贤集团，他唆使依附阉党的给事中傅櫆上书弹劾左光斗、魏大中，说他们与汪文言暗中勾结，专搞阴谋诡计。 魏忠贤见疏大喜，立即草诏一道，经天启批准后迅速发下，将汪文言逮捕，关进诏狱。他们希望从汪文言身上打开突破口，以便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 东林党人急忙止血，魏大中、左光斗上疏力驳，首辅叶向高也挺身堵枪眼，他上疏说，汪文言是我任用在内阁办事的，他的错责任在我，请皇上惩罚我一个人就行了，不要牵扯其它人，“以消缙绅之祸”。 叶向高以辞职相威胁，把所有责任扛在自己身上，不惜牺牲自己来保护组织，魏忠贤无可奈何，只好作罢。在东林党人御史黄尊素的活动下，汪文言被从轻发落，仅以“梃杖褫职”了事。 杨涟的奏疏一出，京师为之震动。此后东林党人炮火源源不断，揭发魏忠贤罪状的奏疏像雪片一样送进宫中。 魏忠贤出手打击汪文言，对东林党人震动很大，尽管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集团长期龃龉，但这些斗争都是针对个别人，涉及到的人物也都无关紧要，这次魏忠贤对汪核心舞剑，意图摧毁整个东林党，与以往有着本质的区别，东林党人对此深感不安。 天启四年（1624年）上半年，汪文言事件后不久，东林党人在北京召开秘密会议，讨论魏忠贤的问题。 东林党内部就是否与魏忠贤摊牌意见不一，相当一部分人忌惮魏忠贤的权势，担心打狗不成反被狗咬，不赞成对魏忠贤发起攻击。 左副都御史杨涟为人激进，又曾在天启即位时有逼宫壮举，有恃无恐，他力排众议，主张向魏忠贤开战。 六月一日，杨涟上疏攻击魏忠贤，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包括擅权、迫害忠臣、干预人事任免、谋杀宫中异己、强迫皇后堕胎、绝帝〔天启皇帝〕嗣子等。 杨涟奏章直斥天启与魏忠贤、客氏的三角关系，指出魏忠贤权大震主，人们怕祸不敢反映意见，魏忠贤偶尔“奸状败露”，又有客氏“为之弥缝”。 他批评皇上政务过于依赖魏忠贤，造成大量无耻朝臣对魏忠贤“攀附枝叶，依托门墙，更相表里，迭为呼应”，以至于人人“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 他质问皇上，正值“春秋鼎盛”之年，“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 最后，杨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皇上将魏忠贤交刑部议处，“以正国法”，并将奉圣夫人客氏驱逐出宫。  东林党人的做法是为了一举干掉魏忠贤，再次获得天启皇帝的青睐，掌握朝廷的话语权，为了达到一步到位的目的，东林党人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一方面给天启制造压力，一方面也是对魏忠贤的敲打。按照东林党人的意思，最好的结果就是魏忠贤被交给刑部处理，这样方便自己的势力按照法律的途径解决掉心腹大患。这一招在正德年间也有先例，为了要正德皇帝朱厚照驱逐刘瑾，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以及朝廷六部尚书联名上书要求驱逐刘瑾。把爱玩儿的朱厚照都吓了一大跳。但是刘健和谢迁要把事情做绝，为了活命，刘瑾向朱老板求情，最后结果是刘健、谢迁被赶回老家。 尽管杨涟等人的火力很猛，可他注定是要失败的，按照军事术语来说就是东林党人过早的暴露了自己的实力给对方，孙子在2000多年前就教导我们“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但是东林党人除掉魏忠贤的愿望过于急切，暴露了自己的组织和力量，犯了天启的大忌。因为结党本身是有问题的，任何一个帝王都不会允许，对东林党的处罚，是天启本人的意思，魏忠贤虽然起到了参谋助手作用，并具体负责执行，但最终决策权还是牢牢掌握在天启手中，魏忠贤不过是皇帝的一只狗而己，皇上让他咬谁，他就咬谁。 毫无悬念，杨涟受到天启“严旨切责”，天启批评他的动机是“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以便控制皇上。在天启的支持下，魏忠贤对上疏的东林党人进行大规模的反击。 对于天启皇帝，《明史》上记载的都是天启同学怎么怎么喜欢做木匠工作，喜欢盖房子，盖了拆拆了盖，可是从天启即位后的一系列表现来说，他的工作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在外廷沦落成为党政官员打击政敌的菜市场的大环境下，天启重用魏忠贤，整治内廷，使得明朝在外廷趋于崩溃的情况下依靠内廷的力量继续支撑明朝，应该说，天启本人的工作还是值得肯定的。之所以在我们心目中变成一个木匠、DIY发烧友，其实还是因为那本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个专制君主关注下编写完成的《明史》导致的。不得不说，《明史》这部书，是中国二十四史中可信度最低的一本。 工部官员万燝，曾任职皇陵工程，他控告魏忠贤不肯拿出内官监的旧铜器建筑光宗的陵墓，而在香山碧云寺为自己建造的坟墓却很宏大，跟皇陵不多。 万燝的立论奇特，而且上疏时间在皇帝屡次“严旨切责”之后，属于顶风作案。 被朝臣弹劾搞得焦头烂额的魏忠贤正无处出气，决定杀鸡骇猴，拿万燝立威，于是万燝被罚午门前杖一百，罢斥为民。 六月十七日，一帮内侍闯入万燝家，将万燝抓往午门。 从万燝家到午门有三四里路，魏忠贤公报私仇，让内侍们先上点小菜，一路上对万燝拳打脚踢棍殴，把万燝打了个半死。到午门后，开始上大餐，内侍们趁热打铁，行梃杖时格外卖力，将万燝打得死去活来，万燝身受重伤，不久死去。 此后，对东林党的打击不断扩大，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一批东林党人受到处理。 七月，叶向高被逼去职。 十月，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因人事问题被罢黜。 同月，因吏部尚书赵星南的继任人选问题将杨涟、左光斗、陈于廷削籍（永不录用）。 十一月，逐斥接替叶向高的首辅韩爌。 十二月，逐斥接替韩爌的首辅朱国桢，首辅之位落入魏忠贤集团的顾秉谦手中。 天启五年（1625年），打击东林党的行动掀起高潮，许多反对东林党的人与魏忠贤结合在一起，展开了对东林党的大围剿。为了明确打击目标，东林党的反对者们制定了黑名单，献给魏忠贤，以便定点清除。 魏广微和顾秉谦搞了一本《缙绅便览》，其中将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一百余人列为邪党，将贾继春、霍维华、徐大化等六十多名反对过东林党的人列为正人。 崔呈秀搞了两本：一本是《同志录》，收录东林党人名单。一本是《天鉴录》，收录东林党反对者名单。 最精彩的要数王绍徽编的《东林点将录》，王绍徽是老牌东林党反对者，从万历三十七年就和第一代东林党人掐过架。他编的《东林点将录》将东林党一百零八人按其特征分别对应《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十分传神。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托塔天王李三才”。 大批东林党人被揭发出来，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无处躲藏，魏忠贤集团按图索骥，定点清除，东林党的势力跌到了低谷。  在打击东林党的同时，魏忠贤起用非东林党人填补东林党人留下的空缺，一批曾经被东林党人打击过的官员纷纷官复原职，为了防止东林党人阻挠，此时的人事任免一般都是通过皇帝中旨的方式下达，而不是通过传统的由内阁票拟的手续。 东林党人是从在野党起家的，罢免东林党人并不能阻止其活动，只要留有星星之火，早晚还会燃起烈焰。在天启的支持下，魏忠贤等人决定将东林党赶尽杀绝，并从肉体上消灭其骨干分子。 锦衣卫和诏狱，直接受命于皇帝，可以不经过司法程序对大臣进行抓捕和审讯，让东林党人在用刑过程中“意外”死亡，是从肉体上消灭东林党的快捷方式。 这次，魏忠贤仍将突破口选择在汪文言身上，因为他身上的污点最多（而且他认识的人最多，了解的事也最多），制造了六君子之狱。 五月初，汪文言在监禁中被折磨至死，魏忠贤拿着据说是伪造的汪文言供词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逮捕下狱，同时将赵星南、邓渼、毛士龙、王之寀等十五人削籍并追赃。 六月二十八日，六人先后到位，阉党开始对他们施以各种酷刑。 左光斗分析了阉党的意图，认为阉党可能会在刑讯逼供中打死他们，或是暗害于狱中，然后对外宣称是病死，掩人耳目。 他们认为，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如及早承认罪行，这样可以移送司法部门，走正常程序审理，那样就可以保住一条命，将来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于是，杨涟等六人很快招供。 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汪文言被捕入诏狱北镇抚司，掌北镇抚司事指挥是魏忠贤的爪牙许显纯，许显纯贯彻落实魏忠贤指示，对汪文言进行刑讯逼供，让他供出东林党人收受杨镐、熊廷弼贿赂的情节。 杨镐和熊廷弼分别于万历四十七年和天启二年在辽东惨败于后金，被捕入狱，传闻二人为了保命，托人打通关节，求助于东林党人。 腐败的事情一般都极隐密，明代也没有录音、录像等取证手段，杨涟等人是否收受贿赂捞人，己很难考证，不过对于狱卒出身的汪文言来说，这活是老本行，轻车熟路，此罪名不似空穴来风。 不过此时杨涟等人是否有罪己经不重要了，魏忠贤欲以此为借口诛杀他们，他们己有死无生。 然而狡猾的魏忠贤并没有中计，逮捕他们时，就没打算让他们活着出来，拿到供词后，魏忠贤以追赃完以后再送刑部审判为由，命人继续对他们用刑。 史料记载：杨涟受刑最多，五日一审。许显纯令将他头面乱打，齿颊尽脱；钢针作刷，遍体扫烂如丝；以铜锤击胸，肋骨寸断；最后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而死。尸体被领出时，竟已全部溃烂，惨不忍睹，等到收殓时，仅得破碎血衣数片，残骨数根。 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也都相继在七、八月份被虐杀，只留顾大章一个活口，以便移交刑部定罪，向社会交待。 刑部按照魏忠贤的意思，将六人判处死刑，并将六人罪行诏告天下，顾大章在刑部走完程序后，魏忠贤急于灭口，要求将顾大章移交回诏狱，顾大章哪里还肯回去受罪，于九月中旬自杀身亡。 杨涟等人死后，魏忠贤令人用利刀将他们的喉骨剔削出来，各自密封在一个小盒内，直接送给魏忠贤亲验示信。面对喉骨，魏忠贤得意洋洋道：诸公别来无恙，还能上书否？  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魏忠贤又制造了七君子之狱，将东林党人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应昇、周顺昌、黄尊素和周起元害死。 事件起因和黄尊素有关。黄尊素在汪文言上次入狱时曾经营救过他，也曾跟风杨涟弹劾过魏忠贤，后被削籍回家。 黄尊素回到家中以后，与非忠贤党的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交往甚密，于是有传言说黄尊素要仿造杨一清用张永诛刘瑾的故事，用李实杀魏忠贤，魏忠贤得知后命心腹太监李永贞以李实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奏疏，弹劾黄尊素等六人。 罪名与周起元有关。周起元曾任苏松十府巡抚，李实告他任巡抚期间，贪污十万公款，用于东林党人的活动中。 奏疏一上，立刻得到天启批示，着锦衣卫“扭解来京究问”。 三月，高攀龙闻迅后投水自杀。 逮捕周顺昌和黄尊素的缇骑在苏州遭遇了民众的民变（后有五人因此被处死，魏忠贤倒台后被合葬于虎丘旁，时人留有名篇《五人墓碑记》），事后周顺昌和黄尊素自投诏狱。常州也发生了保护李应昇的民变。 从四月到九月，六人先后都惨死于狱中。 据统计，自天启四年十月至天启七年八月，东林党人被杀于狱中的有十多人，被发配充军的有几十人，被削夺的有三百余人，其它革职降级的不可胜数，东林党人遭到毁灭性打击。 对东林党人的看法 魏忠贤集团对东林党人的打击，手段非常的残忍，也非常的血腥，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但是不能因此就说明东林党人是正义的、是无辜的，应该看到，是东林党人自己尾大不掉、结党营私，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才导致了魏忠贤集团在皇帝的授意下对东林党人的打击。 对于这段历史，人们普遍的看法是，由于天启的昏庸，使得魏忠贤独揽大权，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东林党人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才起来反对魏忠贤，从而招致了魏忠贤集团的残酷迫害。 这不是误解，而是极大的误解。 事实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东林党人结党乱政，不堪使用，天启才不得己任用内臣，而东林党人为了达到控制皇帝，掌握政权的目的，才发起对魏忠贤的攻击，目的正如天启所说的“屏逐左右，使朕孤立”。而且，从张居正、万历到天启对东林党连续性的打击来看，东林党人并非善类。退一万步说，就算天启和爷爷万历都是史书中说的一样都是昏君，那么张居正作为晚明最有作为的首辅总不算是糊涂蛋吧？而且张居正手段更加铁腕，直接下令捣毁天下书院，足见张居正对党人（当时还没有正式组织东林党，对东林党人暂且称为党人吧！）结党营私危害国家的深刻认识。这从一方面也可以说，东林党人在晚明时代确实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天启时期对东林党人的打击实质是皇帝对政治集团的处理，很难想像，在没有皇帝的许可和支持下，魏忠贤能够多次动用诏狱和中旨，抓捕朝廷命官，并在狱中刑死。可以说所谓“阉党”的背后是皇帝，也可以说所谓“阉党”就是“帝党”。 如果抛开人道主义，单从政治的角度看，对党派的处理是必要的。 天启继位时，面对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边境上辽东战事靡烂，败报频传。朝廷上东林党人把持朝政，致力于报仇雪恨，天天打口水仗，不以国事为重。这是有明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局面，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讲，能看懂这两个战场都很困难。 这个既无母后保驾护航，又无能臣辅弼，孤立无援的少年天子，面对着一个庞大的东林党利益集团，除了使用太监，他还能使用谁？ 无处不在的党争对国事是个严重的威胁，影响方方面面，辽东战场也未能避免。 天启二年的广宁大溃败就是一个显例。 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属于不同的派别，王化贞欲立功而熊廷弼想拆台，这才导致了失败和失败扩大化，这也是为什么王化贞战败而熊廷弼传首九边的原因。 因此，天启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使朝政走上正轨。 在君主专制的大背景下，这场轰轰烈烈的党争最终以“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的惨烈景像收场。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东林党内确有正人君子，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东林党内也不乏营营苟苟之人，整日致力于人事斗争。 一方面应该看到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是血腥的、残酷，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东林党人势力很大，遍布于三法司，通过正常的司法渠道不足以彻底查办东林党人，铲除东林党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莫过于使用诏狱和中旨。 一方面要看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东林党骨干分子常以在野之身影响朝政，除了肉体上消灭以外似乎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一方面要看到魏忠贤有泄私愤的成分，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天启才是东林命运的决定因素。 一方面应该同情当事人的悲惨遭遇，另一方面应该明白，无论古今中外，无论以何种理由，打着何种旗号，结党都是一个最不好的现象。 从处理东林党的决心和手段上看，天启比万历更铁血，由此可见天启并不是一个只会玩弄木工的昏君，而是一个铁腕的君主。 东林党，作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个政治集团，几经起落，最终归于覆灭，只留功罪，后人评说。 太监也是官，是宦官。 太监也是臣，叫内臣。 或许有人会说，太监，刑余之人，何足道哉？的确，太监因为其生理上的缺陷，加上影视作品的丑化，成为阴阳怪气、阴险邪恶的代名词，为人们所不齿。 但是别忘了，司马迁、蔡伦、郑和都是刑余之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太监专权的时代，但太监在历史上的贡献也是勿庸置疑的。 太监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十分活跃，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影响很大。不少人将明代的太监当成一个负面的问题，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不能正确地认识明代的太监，就不能正确认识明代的历史。 有些人认为明代是太监专权的朝代，事实恰恰相反，明代虽然太监数量庞大，机构众多，但从未出现过太监专权的现象，不仅没有太监专权，也没有外戚专权和大臣专权，明代有很多人反对太监，但是从来没有人反对过太监机构的设置，明代的太监机构己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些人认为朱元璋严禁太监干政，后来的子孙违反了朱元璋的祖训，大量使用太监，才产生了太监干政的问题。非常不幸，事实又恰恰相反，正是朱元璋本人带头大量使用太监，朱元璋不仅大量使用太监，而且还屠杀了一批反对使用太监的人。 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考虑到汉末和晚唐时期太监专权引起国家动乱的前车之鉴，决定严格限制太监，他曾经说过，太监在宫廷中是少不了的，但只能做奴隶使唤，打扫跑腿，人数不可过多，也不可以做心腹，要让太监们守法，不要让太监有功劳，一有功劳就难以管束了。 朱元璋立下规矩，凡是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许穿外朝官员的服装，内廷官品级不许超过四品，外朝各衙门不许与内官有公文来往。朱元璋还铸了一块铁牌（此牌后被英宗朝司礼监宦官王振毁去）立在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这只是一方面，朱元璋还有另一方面，朱元璋统治时代，太监机构己经多达十二监、二司、七局，并设立过厂卫特务机构和诏狱（后来取消了），太监人数众多，尤其在其大量屠杀功臣之后，更加倚重太监。 史书记载，朱元璋的外甥、开国功臣李文忠曾经劝告朱元璋，让他远离刑余之人，减少太监的数量。朱元璋怒斥：“若欲弱我羽翼何？”意思是说，你想削弱我的助手，是什么目的？这句话和天启所说的“屏逐左右，使朕孤立”如出一辙。 朱元璋认定这是李文忠的门客出的主意，于是派人将李文忠的门客全部杀死，李文忠也因此忧惧而死（一说是被朱元璋毒死）。  朱棣之所以能够成功篡位，太监居功至伟。靖难之役时，由于朱允炆对待太监过于苛严，许多太监心怀不满，一些太监与燕王暗通消息，有的干脆跑到朱棣军中，向他报告朝廷的虚实。朱棣得知南京空虚后，才敢孤注一掷，长驱南京。 朱棣身边的一些太监还拼杀疆场，多有战功，比如郑和就曾经作为监军在北京郊区与朝廷的军队作战，立有战功。 朱棣当上皇帝后，投桃报李，大量使用太监，太监机构进一步扩大，逐渐衙门化，被称为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太监在明朝的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郑和出使西洋以后，被派去镇守南京。太监候显不远万里出使西藏，使明朝与西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太监阮安是著名的建筑专家和水利专家，为北京城尤其是紫禁城的营建做出巨大贡献。 不能因为太监是刑余之人，就抹杀了他们的贡献。 还有人认为明末的帝王过多使用太监，才导致政治腐败，最终灭亡，事实依然是——恰恰相反，明朝的灭亡与崇祯没有很好地使用太监、过分打击太监有一定的关系。 明朝亡于民变，而负责侦察消灭民变工作的是太监，具体负责部门是厂卫特务机构，具体负责人是东厂提督，再具体一点就是魏忠贤及其属下。崇祯皇帝钦定阉党逆案，长达两年之久，涉及三百多人，尤其强调处理太监，这样造成了内廷的瘫痪，侦察处理民变的工作也就瘫痪了。 也许有人要问，明朝末年的民变是由于腐败和饥荒造成的，与太监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回答也是一个问题，腐败长期存在，灾荒年年都有，为什么偏偏在崇祯上任以后，处理“阉党”的时期爆发大规模民变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明代维持政权运转的两大支柱是处廷（大臣）和内廷（太监），万历以后，外廷因为党争逐步瘫痪，天启赖于内廷的良好运作得以维持局面，而崇祯没有执行其兄关于“忠贤宜委任”的遗嘱，同时瘫痪内廷和外廷，亡国也就再所难免了。 驱逐了东林党之后，魏忠贤声誉雀起。 皇帝表扬，被东林党人排挤过的大臣感激涕零。 于是一场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美化魏忠贤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天启率先垂范，他常把魏忠贤挂在嘴边，口头禅是“朕与厂臣”，一点也不介意将自己与卑贱的太监相提并论。 魏忠贤本人除了司礼太监和提督东厂太监职务以外，还进上公，加恩三等，称九千岁。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魏忠贤的许多族人也受到荫封，他的侄子魏良卿地位最高，封宁国公，加太师，另一个侄子魏良栋封东安侯，加太子太保，侄孙魏鹏翼封安平伯，加少师，后两人都还是吃奶的的孩子。 天启六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祯为魏忠贤建祠于西湖，天启亲笔题词“普德”，并将潘汝祯提拔为南京刑部尚书，作为对此举的鼓励。 此例一开，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就连尊贵的楚王和远在宁远的袁崇焕也加入了建造生祠的行列。 一名叫陆万龄的监生还别出心裁，建议在国子监建造生词，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认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 可以说，魏忠贤享受尊荣之高，在中国太监史上无出其右者。 爬得越高，摔得越重。魏忠贤很快就会知道高处不胜寒的道理。  天启七年八月，天启帝驾崩，因其无子，唯一的弟弟信王朱由俭入继大统，魏忠贤功高震主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魏忠贤作为官场老手，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他先是尽最大努力挽救天启的生命，崇祯继位以后，他又试图通过辞职以自保，接着他又努力向崇祯表明忠心，希望崇祯能像天启一样继续信任他。 天启死前仅有两条遗言，高度概括。一是国事：“忠贤宜委任”；一是家事：“善视中宫（皇后）”。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应该说天启对魏忠贤的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否则不会作为遗言交待。 可是魏忠贤和“中宫”张皇后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主要是张皇后看魏忠贤不顺眼）。张皇后曾经向天启暗示魏忠贤是赵高，天启未予理睬（对自己的小弟，天启还是很放心的，尽管魏忠贤权力很大，但是都是自己给的），魏忠贤对此十分愤恨，据说张皇后流产就是因为魏忠贤从中搞鬼的结果。 天启的遗言或许就是针对二人的关系而发。意思是要崇祯加以调和，防止自己死后二者相害，对魏忠贤应加以拢络利用，确保家国无虞。 显然崇祯未能很好地理解天启遗言的深意，对魏忠贤的处理，除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怨咒之外，张皇后无疑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崇祯刚进宫尚未正式加冕的时候，她甚至告诫崇祯不要吃宫中的食物，以防魏忠贤下毒加害，可见其对魏忠贤猜忌之深。 对于崇祯而言，皇嫂是自家人，自己能够继位，皇嫂居功至伟。而魏忠贤一奴才耳，杀之如杀一狗。不难想像，崇祯的天平完全倒向了皇嫂，魏忠贤的覆灭己是注定的事。 一些嗅觉灵敏的大臣很快察觉到崇祯与魏忠贤的气味并不相投，于是上疏弹劾，崇祯因为立足未稳，没有对魏忠贤动手，而是对魏忠贤进行慰留。但是对那些弹劾他的大臣也没有进行处理，这等于是肯定了他们的弹劾。 魏忠贤就像一个刚死了丈夫的二手女人，为了取得新夫的欢心，努力展示着自己的纯洁。 为了打消崇祯对他的顾虑，表明自己并没有毒牙，他授意弹劾自己人崔呈秀，使其离职。 掌握军权的崔呈秀去职，魏忠贤对皇帝就构不成什么威胁了，这是一种极其委婉而微妙的表达方式。 此外，魏忠贤还主动要求不再建祠，以免自己的光芒盖过新皇帝，崇祯依旧采用温水煮青蛙的办法，他表示以前批准建的还可以继续，以后不再批准。 不管魏忠贤怎样做，也改变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铁律，他己经不是政治处女了，崇祯不可能再对他感兴趣了，崇祯既不打算娶“她”，也不打算休“她”，而是要让“她”死。 过了一段时间，崇祯看出魏忠贤貌似庞大，其实并无爪牙之利，不过是黔之驴而己，于是他开始对魏忠贤进行处理。 在此过程中，魏忠贤并没有一点反抗的迹象，就像是一缕蛛丝，被轻轻挥去，全不费功夫。 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魏忠贤被勒令到凤阳祖陵司香，后来崇祯又派出锦衣卫前往辑拿。 十一月六日，魏忠贤抵达阜城县南关，在一个小旅馆夜宿，获悉皇上派出官旗出京扭解，知道必死无疑，于是上吊自杀，亲信太监李朝钦也自缢殉死。 长久以来，人们对魏忠贤的看法己经脸谱化了。 人们认为他操弄权柄，迫害忠良，结党营私，祸国乱政，有谋反的迹象，是宦官专权的典型。 然而仔细考察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种看法并不全面，我们现在对魏忠贤的看法，多来源于重新上台的东林党人的说法和著作，既然是老对手，还是死对头，擅长拿文笔打口水战的东林党人自然不会落人下风，自然会在魏公公头上扣屎盆子，很显然，这种说法不具备客观公正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关于魏忠贤是典型坏分子的说法，本身就是注过不少水的。  关于魏忠贤这个人物的评价： 首先应该站在党政的大背景下。 正如明代人所说：今日之争，起于门户，门户起于东林，东林起于顾宪成。东林党是明末党争的始作俑者。作为天启帝的心腹、司礼监秉笔太监、东厂掌印太监，对东林党人的打击实际上是完成皇帝的意思。不能因为魏忠贤收拾了东林党就说魏忠贤是奸贼。真正权威的历史学家对东林党的评价并不高。 黄仁宇教授认为，魏忠贤“用特务人员迫害文职官员，使各方愤怒。可是今日研究历史的人将所有纪录仔细检讨，只看出当时的官僚组织己不堪管制，文官吵闹之中却无一定的目标，也就不能自辞其咎。”著名明史专家孟森认为，“但东林之讲学，以干预时政为宗旨，其盛时绝有势力于政局，即奔走东林者不能无奔竞之徒，此为晚明讲学之风为之一变"。既然“党争起于东林”，东林党人有不少“奔竞之徒”，这些人“以干预时政为宗旨”，且“绝有势力于政局”，受到打击“不能自辞其咎”。那么打击东林党就是一件有必要的事情，为什么魏忠贤打击东林党就有罪呢？ 事实上，孟森“不能自辞其咎”“不能无奔竞之徒”的说法是比较委婉含蓄的，说得不客气一点，东林党虽然披着“清流”的外衣，以君子自居，但是其中有不少人是伪君子，他们的活动以讲学为名，但也干了不少营营茍苟的勾当，其“争吵之中”并非“无一定的目标”，而是无休止地党同伐异，在治国整军方面却未见任何政绩，属于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党争的危害有多大？无法形容。这么说吧，说它危害有多大，都不算过分。 第二、看待魏忠贤的问题要放到君主专制的大背景下。 许多人认为魏忠贤的另一大罪名是专权擅政，但是权力大和专权擅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明代是中央集权的朝代，有重用太监的传统，皇帝、朝臣、太监三者关系微妙，皇帝经常利用太监来制衡朝臣。 魏忠贤和赵高、王莽等人不同，后者能够废立君主，没有迹象显示天启失去了对政权的掌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魏忠贤抱有极大担心的崇祯耗了一年时间才准备收拾魏忠贤的时候，发现魏忠贤压根儿没有一点儿反抗，反而自己抢先自缢了。 魏忠贤是在取得天启信任的前提下，得到天启的授权，落实天启的意志，为其办事，他的一切行为仍在天启的掌控下。 要做事就必须事权统一，必须掌握一定的权力，而且要有一套人马，不能简单认为有人有权就是专权擅政。 人们总是说魏忠贤“矫诏”这样，“矫诏”那样，真正情况是否“矫诏”，有谁研究过？什么是“矫诏”？“矫诏”就是冒充皇帝的意思为自己办事，依据魏忠贤的地位（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和他跟天启的关系（天启封的魏忠贤九千岁，说起来自己和魏忠贤都是“朕与厂臣”），魏忠贤有必要冒险“矫诏”吗？“矫诏”是杀头之罪，能“矫诏”一次就不得了，魏忠贤为什么能够频频“矫诏”？这么说有何依据？ 那种认为天启是一个只会摆弄木工的昏君，魏忠贤才得以频频“矫诏”的看法基本上是没有经过论证的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不具有可信度。 打击东林党人的是天启帝而不是魏忠贤，魏忠贤只是工具而己，他不可能不经皇帝同意多次“矫诏”。 不论魏忠贤有多大权力，也不论人们称他几千岁，他本质上还是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鹰犬。 第三、众多朝臣倒向魏忠贤形成“阉党”是东林党人对其斗争的结果。 有些人认为众多朝臣为魏忠贤建生祠是魏忠贤的一大罪状，是魏忠贤结党专权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些人都是“阉党”。 其实所谓“阉党”的形成要远远晚于东林党，前者是为了应对后者的压力才出现的。 东林党在万历后期就己经形成并且因其活动受到过万历的处理，“阉党”出现在二十多年后的天启年间。 东林党人重新上台后，以“三案”为工具，大肆进行报复，排挤非东林党人，非东林党人为了自保，不得不靠向天启支持的魏忠贤以求自保，形成所谓“阉党”。 所谓“阉党”从某中意义上说是“帝党”，因为魏忠贤代表了皇帝的意志，朝臣拥护魏忠贤，也是出于对皇帝的拥护。 魏忠贤打击东林党人不仅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还得到了为数不少的朝臣的拥护，因此在天启后期形成了“围剿”东林的局面。 天启之所以将魏忠贤拔高到九千岁的高度以及朝臣广泛为魏忠贤建生祠，主要是因为魏忠贤为驱除东林党做出了贡献，获得了大老板天启皇帝的认可。站在天启皇帝的角度上讲，他也需要一个可以代表他意志又不需要直面东林党人口水和屎盆子的代言人，魏忠贤正好满足了天启的需要，天启可以稳坐幕后，操纵前台的魏忠贤对东林党人大肆杀戮。 解决东林的问题后，明朝的内政外交开始走上正轨，对外战争中取得了宁锦大捷，对内完成了重修故宫三大殿的盛事，这些事情与魏忠贤的工作不无关系，也是天启和大臣追捧魏忠贤的主要原因。 不能简单认为对魏忠贤的称颂是天启昏庸，大臣们趋炎附势的表现，这种情况是有着复杂的前因后果关系的，至少不是单纯的结党和趋炎附势。 第四、崇祯给魏忠贤安插的罪名都缺乏证据。 魏忠贤与张皇后有矛盾，但是“绝帝子嗣”，强迫皇后堕胎的罪名没有什么证据，属于传言。 天启死后，魏忠贤曾与兵部尚书崔呈秀有过私下交谈，据说魏忠贤欲自立，崔呈秀予以劝止。这种说法只是传闻，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据，人们以此认定魏忠贤要谋反，这很牵强。 张居正与太监冯保关系密切，万历死时太监王安与东林党人紧密联系，这些难道也是要谋反吗？事实上，崇祯上台后，魏忠贤为了表示忠诚，主动让崔呈秀下台。 崇祯诛杀魏忠贤的过程，并不比杀一条狗更费事，说魏忠贤谋反，太看得起他了。 从明代的政治传统以及崇祯铲除魏忠贤集团时的从容表现看，魏忠贤谋反的可能性几乎可以排除。 总之，通过认真审视魏忠贤，可以看出，魏忠贤虽说不上是什么好人，但其主观恶性也不应该无限放大。虽然魏忠贤比狗屎还臭，但我们仍然要还原其本来面目，不能不假思索地拾人牙惠，人云亦云。 写到这里，基本上理顺了天启、东林党、魏忠贤的关系。 文章来源：一起读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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