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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且多变的乡村社会政治生态中，合作社制度在实际运营中会被政府作为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包，会成为下乡资本谋利经营的策略，会成为乡村少数精英包装投机资本的牟利工具。 ◆作者|冯小 用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的三种表现 案例一：合作社成为下乡资本谋利经营的工具 浙江省某苗木公司王老板为了扩大经营，进军鄂中H市S镇。为了使自己的苗木基地能够顺利建成，他邀请当地有名的老板、村民公认的“混混”头目刘某入股合作，同时聘请当地L村的经济精英陈鹏做副总。三人合伙于2010年秋在镇流转了约800亩土地，进行了土地整理、地块平整、道路修建和滴灌系统等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建设。2011年春，苗木公司开始在新建设的苗木基地种植苗木，雇佣村、组干部负责苗木基地的工人管理和租金发放。2012年夏天，苗木公司利用与农民的土地流转合同申请成立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争取享受国家优惠性政策下的免税经营。 在上述案例的苗木合作社中，下乡资本占主导。镇根本就没有苗木经济的发展，农民更没有苗木种植和市场营销经验，苗木市场和合作社的产业发展均没有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只是参与了土地流转。根据农民和王老板的协议，农民入社后在利益分配上仅获得固定的土地租金，不能获得苗木合作社的分红。王老板利用公司与农户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只是以合作社为名，采用包装下乡资本的模式来经营苗木生意。作为合作社成员，农民并不具有主体地位。 案例二：合作社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包 鄂中市的某粮食公司与X县的农民采用订单生产模式成立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该公司老板（曾是H市粮食局的局长，现下海做生意）在当地承包了5000亩土地，自己只耕种其中的600亩以形成示范区供上级政府检查，其余4000多亩以返租倒包的形式仍由农民自己耕种，农民每年固定把粮食卖给粮食公司。另外，该公司在邻县也发展了约10万亩订单，为农民提供相应品种的种子和化肥，粮食收获之后，农民固定将其卖给公司，以保证公司的优质粮源。该公司在当地申请了商品粮基地项目，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均进行了相应扶持，仅建泵站、修水渠、修路就投入了430万。2010年，H市政府批复了一项发展基金对其进行扶持；2013年4月，又向该公司新批了一个综合循环项目（这是粮食局、发改委的定向项目）。 作为X县县委和H市市委共同打造的目标产值上亿的企业，该公司获得的许多项目均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争相给予扶持的优惠包。同时，该公司与农民的订单生产楔式也套用了农民合作社的牌子来运作。公司门口挂了水稻种植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粮食加工合作社三块牌子，以合作社为名获得了国家的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然而，参与订单生产的农民却享受不到上述优惠项目所包含的廉价的灌溉和农技服务，而是需要向公司支付高昂的费用购买。 上述案例呈现了当下地方政府、涉农部门和资本下乡投资的情形。粮食公司戴着多顶合作社的帽子，这是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驱动进行政策扶持的结果，还是基于部门逐利逻辑进行变相“投资”的结果，在此无法深究。但其最终后果是政府相关部门和资本耦合形成的多种合作社挤压了农民的利益空间，使得合同订单中的农民成了农业公司产业链中受剥削的群体,从独立的生产者被推到了半无产化的境地。 案例三：合作社成为乡村少数精英投机资本包装的载体 皖北B村有三户农户与村干部成立了粮食种植合作社。三户农户中，一户是当地的经济精英，一直在外做建筑承包生意；另外两户是村里有名的富人党员。他们与该村的村书记和村长合作，在其他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的支持下，把两个村民小组农民的土地承包合同和户口本收集起来（涉及约1000多亩土地，既非土地流转，也非农民入股，于2010年秋天申报成立了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好当年冬天该镇下达了相关的水利和道路建设及农田综合整治项目文件，文件要求优先考虑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几个合伙人积极活动后，该合作社获得了400多万元的项目。毫无疑问，作为经济精英的建筑承包商成为项目的承建主体。水利建设项目要求打机丼和兴修渠道，农田综合整治项目需要平整土地和整修机耕道。这些项目均需要先进行项目施工，上级相关部门按项目进度进行检查考评后再给予拨款。 第二年春天，参与合作社的农民可以从村里的合作社购买比市场价低元或元的化肥、种子、农药等生产物资对于合作社的这些建设项目，农民的普遍反映是，田间的水利项目是豆腐渣工程，机丼没水，水渠表层的水泥太薄，漏水严重；机耕道沙子铺得太薄，一下雨就是烂泥坑，无法通行；平整的农田没有按规定进行表层熟土剥离再还田，只是在田埂打乱后的石块和泥土混合层上撒了一层熟土，破坏了原有土地的土壌肥力。因此，农民的意见较大，于第二年秋收后统统退出了合作社。目前，村只是空挂着一个合作社牌子，农民仍是自己种自己的田，卖自己的粮。 上述案例的核心逻辑是少数乡村精英合谋进行典型的政策投机。建筑承包商依靠村干部在乡村的强势地位和便利的政策信息渠道，利用乡村富人的社会资本架空了村庄内的个体农民，巧借农民这一“符号”资源，对国家推行的合作社政策进行投机，以合作社之名套取国家自上而下输入的惠农资源和涉农项目。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上述合作社为何能够绕幵农民而“被包装”，而且还能获得乡村基层组织的大力支持？ 农民分化打破原有的合作纽带 按照中国农业家庭经营的发展趋势以及农业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要求，农民有合作的需求，但存在合作的现实障碍。目前，农民的生计方式已经在逐步改变，农民的主要生计来源已经转为非农行业，但土地仍是他们的最后保障。虽然不能失去，但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就如鸡助一般，“弃之不舍，食之无味”。农业家庭经营不能为农民提供足够的货币收入，但能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已不再像过去一样是命根子，而仅是规避现代社会风险、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农民不再像过去一样都以土地为生，其家庭生计来源的多样化使他们对农业生产和土地的依赖程度出现了不同的分化。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共同生产合作纽带逐步淡出农民的生活。 因此，在对合作社制度的关注程度、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和对合作社的期望方面，农民已发生了内在的分化。 招商引资带来的行政压力 作为最贴近农民日常生活的组织引导者，农村基层组织在税费改革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由乡村利益共同体的结盟转向分离，而且出现了悬浮状态。同时，面对压力型体制的考核，基层组织还需要加入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锦标赛中以完成上级的考核任务。他们完成考核任务的措施便是把工作目标锁定在能够带来业绩的下乡资本上，即以推动招商引资工作为重心。 由于工作重心的变化，农村基层组织逐步脱离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不会关心农民的福利和真实所需。他们的工作重心是较好地完成考核任务，于是，他们积极为能带来业绩的下乡资本服务，如案例二中所呈现的政府各相关部门均积极为粮食公司服务，出现了国家资源集中扶持的现象。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例如建泵站、修水渠等这类公共品，农民却享受不到，还需要向粮食公司付费购买。乡村基层组织在体制转型中的工作重心不再是服务于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而是服务于可以带来业绩的下乡资本，他们为完成考核任务给下乡资本开通各种形式的“贵宾”通道。这种治理结构转变的根源是基层政权由“悬浮型”向以“招商引资”为工作重心的发展促进型转变，以项目作为筹码吸引下乡资本。 合作社运营离不开资本和人脉 乡村经济发展已不主要依靠农民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来推动，而更多地是依靠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高新技术的运用，依靠国家惠农资源和涉农项目创造的便利条件来推动。然而，国家的惠农资源和涉农项目都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才能获得。从合作社推动产业发展的路径来看，成立合作社是需要合作成本的，仅成立合作社前期的协商成本和跑项目的成本就不是个小数目，而这一笔前期投入资金是普通老百姓或村级组织无法承担的。案例一中王老板的土地流转启动资金就达300多万；案例三中的私人老板联合乡村精英、向上跑关系争取项目的前期投入也有十多万，再加上后续的工程垫付款，相关投入达到一百多万。不过，这些投入是套用合作社名义所必须的，只有为合作社搭建好平台，他们才能获得项目的审批。正如粮食公司的财务副总所言，“用各种合同形式成立合作社的目的不是为了国家的一点粮食补贴和种子补贴，这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需要获得国家的项目支持以及各种税费优惠。” 除资本外，成立合作社还需要建立广阔的人脉关系，这样才能在跑项目的过程中拿到具有优惠条件的项目。否则，申办合作社便是赔本的买卖。粮食公司和外来老板具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在招商引资的政策潮流中能够便捷地获得政府的“贵宾”服务。下乡资本与农民是合作社的两大主体，但无论是在合作社成立过程中还是在其成立后，农民均未主体性地参与，只是以合同的形式加入合作社，既不参与合作社的红利分配，也不承担合作社的风险。合作社以公司形式运营，农民的参与只是象征性的，农民只是下乡资本成立合作社的象征符号。合作社在成立前期所进行的土地流转以及与农民建立生产订单合同均需要雄厚的资本，合作社在成立后期与政府互动的过程中，套用合作社名义去申请国家政策性项目也需要资本的支持与投入。也就是说，成立合作社前后和以合作社名义申请涉农项目的全过程都表现出了亲资本性。 权力+暴力+精英，农民倒成了“局外人” 上述三个案例中的合作社都是按照法律文本的规范要求、以合法程序操作的，现实中的伪合作社也无不以正规程序和合法形式为外衣，而在实质上有意挤压农民的参与空间。笔者从县、乡基层干部那里了解到，他们针对合作社的审査是按照程序性的文件要求进行的，不会或根本没能力去深究合作社的主体资质和运营状况。这也是当今基层组织工作科层化、文牍化的后果，对合作社的管理工作只限于追求程序的合法和文本的规范而忽视了乡村实践。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包：下乡资本和部门权力旳结合 案例一中粮食公司的订单生产模式首先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吸引资本下乡的乡村环境中，以粮食公司为主体的合作社发展呈现出资本与部门下乡，共享乡村剩余的现象，粮食公司“戴合作社帽子”也只是这一现象诸多形式中的一种而已。政府相关部门把项目和政策优惠向当地的龙头公司如案例一中的粮食公司倾斜，这一龙头公司数千万的资本规模便成为各相关部门的招商引资业绩，各相关部门便能顺利完成上级政府部门规定的招商引资任务。在政府大力支持下乡资本的情况下，合作社变成了基层政府吸引下乡资本的工具，成为招商引资的新优惠包。 政府往往想以支持龙头企业的方式来带动地方发展，带动农民致富，而实质情况则常常事与愿违。 下乡资本创立公司的动力在于，可以利用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优惠包，套用合作社名义发展公司产业。因此，在利用地方政府提供的招商引资政策优惠包对合作社进行包装的过程中，下乡资本将广大的普通农民纳入控制范围，形成了资本控制的订单农业模式，这使得拥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农民成了无异于保持“家庭”外壳的契约化的雇佣劳工。因此，由下乡资本和部门权力结合所成立的合作社表面上看似乎尊重了农民的主体地位，但实际上，农民完全被动处于政府支持的下乡资本进村所发展的合作社的控制之下，被动处于附属和利益受损的边缘化地位。 下乡资本的谋利工具：下乡资本与暴力权威的结盟 外来的工商业资本下乡必须与农民接触，在下乡资本投资于需要进行土地流转的产业经营时更是如此，他们需要与分化的农户开展琐碎的协商事宜。在基层治理缺位的情况下，乡村暴力权威成为下乡资本应对农户不合作行为的主要力量。案例一中的王老板进村看中土地、策划进行土地流转时，首先便结交了乡村社会的暴力权威人物。乡村内分化的农民很难有应对下乡资本的集体行动力。面对少数钉子户农民，下乡资本需要借助乡村暴力权威所具有的威慑力量来“拔钉子”，以减少部分农民的不合作与对抗行为。暴力权威成为下乡资本减少土地流转障碍的重要工具。下乡资本与暴力权威的结盟重组了乡村权力格局，使得农民在已经固化的权力结构中没有任何谈判的能力和资本，更不用说在后期的合作社剩余分配机制中能有一定地位。 基层组织的审批程序和文本管理的逻辑是，只要有农民签字画押的“土地流转合同”，只要见到白纸黑字的订单合同文书，他们便认为农民是主体性参与，根本不会或无力深究合同订立背后下乡资本和暴力权威在其中的主导地位。下乡资本和暴力权威的结盟将分化的农民置于重组的权力格局之下，程序化的合作社审批制度使得外来老板可以轻松地绕开农民的主体性参与，利用农民的身份符号和土地资源将其所经营的公司操作化为带动地方农民发展的“龙头”为公司戴上合作社的帽子，争取市场竞争优势，下乡资本因而具有合作社之名、公司之实的特征。 乡村精英包装投机资本的载体：少数乡村精英的合谋 乡村的社会分化改变了其原本的政治权力格局，经济精英的崛起造就了新的社会权威。经济精英极易与具有正式权威的村级组织发生合谋，以享受国家政策优惠和获取项目扶持。在乡村权力格局中居于优势位置的富人和村干部往往能最先获得关于国家政策优惠和涉农项目的信息，他们既了解政府权力的纵向运作机制，又控制着横向的乡村内部的权力格局。在分化的乡村社区中，农民对合作社的关注与参与的积极性并不相同，这使得少数精英具有了支配合作社运作的能力和条件。 部分乡村精英们成立合作社的目的本就不是为了发展产业和组织农民，而是以合作社的名义套取国家相关的惠农资源和涉农项目。乡村少数精英基于牟利目的的合谋行动造就了伪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不仅没有实现组织农民、拓展市场、发展产业的制度设计初衷，反而擭取了国家投资于农村的涉农项目资金。 中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国家出台相关惠农政策和采取鼓励乡村产业发展措施的频度与力度会持续增强合作社制度处在农民分化、乡村治理结构和乡村经济发展动力的多重变动中难免不出现异化现象。在复杂且多变的乡村社会政治生态中，合作社制度在实际运营中会被政府作为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包，会成为下乡资本谋利经营的策略，会成为乡村少数精英包装投机资本的牟利工具。上述三种表现使得合作社的乡土实践与其制度目标之间存在巨大偏差。 在分化的乡村社会中，对暴力权威、下乡资本以及乡村能人、富人等占据乡村社会权力优势位置的群体应有所警惕。而作为农村发展及农业经营主体的普通农民，应真正成为合作社制度发展的主要对象。通过规范农村基层组织的行为、加强对合作社主体资质的具体审查仍然能破除乡村权力政治格局的干扰，实现真正将普通农民作为合作社制度的实质受益群体，达到推动农民合作经济健康良性发展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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