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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背后的低人口增长和生育意愿
2015年10月29日晚，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全会公报指出中国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继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我国的生育政策调整一直进展缓慢，主要原因是各界对放开二孩到底会带来多大的人口增量充满争议。2014年，国家卫计委曾宣称，如果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出生人数上升100到200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的4年内，将每年出生2425万人（2015年政策不变情况下正常出生的人口约1583万人）。而人口学家王广州估算，2015年全国统一放开全面二孩以后，年新增人口最高仅500余万，加上政策不变出生人口，年出生规模将在2017年达到峰值，约2170万人。并且，这样的生育水平预计只会持续一两年，很快便会一路走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中国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万人。这说明卫计委的预估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放开二孩后并不会带来“人口爆炸”。 同时，人们的生育意愿与真实的生育行为并不等同。根据江苏省2010年的一项调查，从不考虑客观条件限制下的“理想子女数目”，到“打算要生育的子女数目”，再到“现有子女数目”，存在一个递减的差距。日本的调查同样显示：尽管30余年来各项生育指标均有所下降，但实际生育和意愿生育的差距始终稳定在相似的水平。
即使就生育意愿而言，中国人也不高：有学者调查了不同类型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结果显示无论是一孩半家庭、双独家庭还是单独二孩家庭，“不要二孩”的比例均超过了一半。其中，男女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要二孩”的比例最低，仅13.3%。此外，我国虽然城乡差异较大，但各个家庭不要二孩的主要原因较为类似：二孩带来的经济压力。观念的变化同样重要，20.9%的城市家庭和18.4%的农村家庭都认为“一个孩子就挺好”，而关于健康原因的考虑则微乎其微。 （数据来源：《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石智雷、杨云彦；《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王广州）
养儿成本高，国家承担少，生育率提升无力 2013年，中国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2014年出生人口仅较2013年多了47万人，增长率为2.9%。“全面二孩”放开之后，生育率不断缩减的趋势依然难以改变。中国父母正面临着的高昂养育成本是生育率难以提升的最大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在瑞典、芬兰、挪威、丹麦这些北欧国度，政府承担的家庭福利公共开支占GDP的比重普遍较高，生育率也相对更高，如挪威的生育率在2011年为1.88，而瑞典达到了1.9。与之相似的是，法国用占GDP比重3.61%的公共家庭福利开支换来了达到2的生育率。而在地中海沿岸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度，政府花在家庭福利上的开支相对较小，生育率随之也不容乐观。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相关。 在养育孩子需要花费的成本中，哺养和教育是两个核心。 在婴幼儿哺育方面，目前国内托幼机构极度缺乏，家庭成为承担照顾责任的主要一方；国家也很少考虑儿童照顾方面的补偿，既没有中央层面的立法来规定陪产假，也没有育儿假、家庭照顾假以及育婴津贴的规定。同时，中国历年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相对较小，长期低于4%的基础线，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的各项指标与其他国家均存在差距并且增长缓慢。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国家在2008年的平均值就已经达到了5.9%，部分国家教育投入更高，如美国（7.2%），法国（6.00%），瑞典（6.30%）。中国政府承担的教育成本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和巴西。尤其是在学前教育方面，国家的开支低于0.1%，是OECD成员国均值的8%，美国和巴西的10%。与之相伴的是，中国的养育市场正在逐渐奢侈品化，政府部门的投入无力使得养育成本转移到每一个家庭身上，结果是每一对夫妻的养育负担更加沉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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