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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龄：中医不仅是技术，更是文化
□高琪
70岁的华润龄医生，温文尔雅，一口吴侬软语。秋风渐紧，吴门中医馆更拥挤了些，华医生坐诊一天要看很多病人。他仍旧不紧不慢，望闻问切，一边搭脉一边闭目凝神片刻，轻声慢语和病人交流，然后开方。华医生每周分别在苏州市中医医院和吴门中医馆坐诊一天，其余时间则安心享受退休生活。 近百年来，中医可谓一路坎坷，一再遭到质疑和排斥。华润龄对传统中医的热爱却是矢志不渝。从年轻时自学，到跟随老中医学习，直到进中医院工作。他还用业余时间和同道一起整理吴门医学典籍，用十年时间点校出版了一套四册的《吴中医籍》，荟萃吴门医药典籍40多部。 当医学界发现中医能够治疗SARS，老百姓发现许多疑难杂症仍需求助中医之时，中医再度引起关注，有了复兴之势。前不久，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医药又扬眉吐气了一次。华润龄医生却表示，这是对中医的鼓励，但是仍要警惕“废医存药”。 中医的坎坷沉浮，似乎与苏州的老百姓无关，他们信奉着自己的养生之道，和中医亲密无间。每到秋冬，苏州人都习惯于找中医开方配膏滋药。中医，早已成为吴文化的一部分。华润龄说，中医不仅是技术，它更是文化。 中医产生在中国文化体系中， 是对人体生命的理解和认识 苏周刊：中医和西医相比，有些什么特点？ 华润龄：中医西医各有千秋，各有所长。对人体生命的认识，很难去作标准化的界定。临床上的变化，西医以某种病来命名它，这是感冒，这是胃病，这是肾病，实际上这些过程中即使病相同，不同的人症状也可能不同，可能中医的处理方法就不一样，这表现为中医的灵活性，对每个病人辨证论治的要求不一样。西医，是针对病的，中医，是对人治疗的。西医治的是“病”，中医治的是有病的“人”。西医的治疗是对抗性的，什么病用什么方法来治，中医更重视病源。西医当然对病源也有解释，比如说过敏，对病的处理是抗过敏；中医会看过敏本质上有什么变化，每个人不一样，也许会采取比较灵活的方法，每个病人的方子都不一样。中医的难度就在这儿，很难标准化。但是管理需要标准化，用西医的管理套中医，就是中医进入管理之后出现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在反思，尤其要强调中医的特性，两个体系不能用一种方法。 苏周刊：中医的现状如何？ 华润龄：提倡中西医结合之后，反而削弱了中医的传统。最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缺失。首先是文化的认同观发生了差异。中医是中国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体系当中的，能体现道学、儒学、佛学的认识。以自然为法则，以因果为劝导，讲究以“和”为贵。中医是产生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是对人体生命的理解和认识。现在的年轻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在现代社会东西方的大交流之后，文化认同感已经西化了，所以出现了现在的中医学生不会去读原著，没有句读，繁体字，他看不懂。 苏周刊：近年来关于中医常有争论，有人质疑中医的科学性，认为中医是伪科学，您怎么看待这些争论？ 华润龄：以前我们把科学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读书的时候医学还是属于文科的，改革开放之后归入了理科，医学被归为自然科学。现代西医的研究方法将人的生命结构、病理变化都用物理的化学的方式去解释，将人的身体拆成零件去研究，胃、心脏、血管神经，都被拆零，缺乏整体的系统的观念，这就是将医学视为自然科学的后果。钱学森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生命科学的概念，认为可以将人体生命科学看做一门独立的学科，区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认为这比较符合中医的认识。中医是唯象医学，人身体有各种表现，病有各种形态的表现。《黄帝内经》里有句话，“有诸于内，必形诸于外”。包括我们看人的精气神，舌苔，脉搏，皮色，我们的四诊八纲就是这样，望闻问切，人走近后，都有气味，湿热重的人是什么气味，尿毒症的人身上是什么气味，都可以闻出来，还有问，交流，当然还有切脉。现在很多中医不相信搭脉了，尤其是年轻的中医。为什么？现在有检验化验设备，他们认为更准确，但是中医就死在这里，中医的依据不应该是检验化验的结果，那只能作为和病人交流中的参考，中医的诊断应该取决于望闻问切，四诊八纲，这些设备我们可以用，可以加强微观的认识。中医是宏观的，但是在望闻问切四诊八纲中也有微观的东西，这是中医的依据，是不能丢的。但是由于今天的教学中这一块比较弱，只好将人的很多指标标准化之后来主导处方，再用中药。所以现在中医有废医存药的现象。 苏周刊：您在《吴门医派》这本书中把章太炎作为苏州儒医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据说他的老师俞樾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先提出废除中医的？ 华润龄：俞樾是经学大师，自己会处方治病，但是他反对中医，因为他的妻子儿子相继病逝，他写过《废医论》。但他身体有点不适意的时候，还是自己开张方子。后来他又写了一篇《医药说》，对《废医论》中说得过分的地方作了纠正，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出现了“废医存药”的观点。章太炎是俞樾的学生，但他并不主张废除中医，只是承认中医有缺陷，认为中西医应该取长补短。章太炎的中医造诣高深，他遍览医籍，对中医典籍有研究，也给人治病，曾经治好了孙中山的失眠症。曾经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说，我是医学第一。 苏周刊：从清末开始，对中医为什么会出现激烈的反对的声音？ 华润龄：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认识到坚船利炮的重要，认为西方的科学比我们发达，反思中国落后的现状，于是从文化开刀，要借助西方的科学来救中国。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迫切想改变中国的现状，因此反对旧文化。五四时期出现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抨击，当时的一些文化名人，包括梁启超、胡适等人，都排斥中医。这里面有中医的问题，但很大程度上是代中国文化受过。但是后来，也有人反对的激烈态度有所缓和，胡适的糖尿病就是中医治好的。郭沫若曾经表示，至死不用中药。鲁迅也反对中医，因为中医没有治好他父亲的结核病。结核病直到解放后用西药才能解决，当时是治不好的。把这归咎于中医是不合理的。中医是在一路坎坷中过来的。同西医比较起来，它某些方面是落后的，但是也有其先进的地方。 治疗疑难杂症，中医有优势 苏周刊：您认为中医和西医相比，有哪些先进的地方？ 华润龄：中西医是两个医学范畴，对生命的认识是两种不同的概念。西医是将生命机体拆零研究的，中医是整体性系统化的。西医学是在生物医学模式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中医学是以中华传统文化“天-地-人”三才思想为根基构建而成的整体医学模式。西医分科很细，这是从属于它的技术手段的。中医学是个平衡医学，认为健康就是阴阳气血的平衡，一旦平衡打破就出现偏差，发生错乱，人就会生病。当我们理解了生命的本源，发现一些慢性病。实际上真正健康的人10%都不到，20%是病人，70%是亚健康的人。人类的慢性病很多，真正感染性疾病只占一小部分，非感染性疾病、慢性病、亚健康，这些情况的治疗，中医都是占优势的。所以中医的市场很大。很多疑难杂症，中医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是要综合考虑系统考虑的，它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对抗性地治疗。 苏周刊：中医和西医是否可以取长补短， 共同发展？ 华润龄：目前我认为，首先应该争取中西医并重。现在国家已经这么提了，可以开展中西医配合、互补，但是离结合还有段距离。目前中医界的主流是中西医结合。现在学医，中西医属于两个文化体系，文化背景不同，原理不同，很难结合。而我认为中西医结合是不成熟的。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发了指示，让西医学习中医，来推动中医的发展。但是现在的结果是中医西医化了，中医搞中西医结合，弱点是中医守不住。现在通行的中西医结合是，西医的检查，开一点中成药，有的连方子都不开，其实是把中医简化了。西医的检查我不反对，这是老百姓的需要，中医也需要这些检查来帮助提高微观的认识，但是我不提倡标准化，这个指标高一点，那个指标低一点，对中医来说可能不重要，我们需要知道它的倾向。中西医结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想这首先是文化背景的问题，现在中国的文化西化了；第二，学生的来源、教学的方式变了，以前是师带徒，一带一，现在是大课堂教学；第三，分科变了，文科变成理科了，中医学院的教学，西医和中医的内容大约是三七开、四六开。现在有不少中医不相信搭脉。这方面教学不够，要求也不够。由于西医接触多了，中医的基础反而弱化了。搭脉、辨证论治、处方，这些中医的基础内容，反而被弱化了。 苏周刊：中医近年来有复兴的势头，今年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是否让大家重拾了对中医的信心？ 华润龄：中医近年来的复兴，是在SARS以后，非典对人类的刺激很大，原来，非典是靠中医药治疗好的，在中国引起很大震动。西药治疗非典，需要用大量激素，死亡率高，感染率高，后遗症严重。当时靠中医药扭转了非典治疗的局面，用的就是温病学派的方子。非典的治疗触动了人们，知道了中医药对一些病的有效控制，中医药参与治疗非典，零死亡，零感染，零合并症。这是对中医的一次肯定。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确实是对中医药的又一次肯定。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青蒿是中药，但是现在广泛使用的青蒿素是化学合成的西药。疟疾是温病，是一种传染性强的疫病，古书里关于它的记载很多，在青蒿素发明之前，用奎宁，它的前身是金鸡纳霜，这是西方人在南美发现的，它曾经由法国传教士献给康熙皇帝，治好了康熙的疟疾。直到1820年，法国化学家才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炼出奎宁，成为抗疟疾的特效药，但是到上世纪50年代以后有抗药性了。屠呦呦和她的团队从青蒿中提炼出青蒿素。很多古方中对青蒿都有记载，屠呦呦经过多次实验，从青蒿叶子中提炼出青蒿素，临床试验效果不稳定，屠呦呦在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一句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十几个字启发了她，这里提到“绞取汁”，她意识到可能高温会破坏青蒿中的有效成分，因此改用低沸点溶剂，果然药效明显提高。这是提取青蒿素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中医的好方子多的很。 苏周刊：发掘中医典籍中的资源，将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结合，这是否可以作为中医发展的方向？ 华润龄：中医药中有好多优良的资源，人们还没发掘出来，这是个伟大的宝库，但这可能是中国药业的发展方向，它提高了中医的地位，但并不是中医的发展方向。屠呦呦从中药里提炼出青蒿素，对中国人的意义很大，中医药提供了这一宝贵资源，但这并不完全是中医药的成果。不要在这个方面迷惑了方向，如果把这就看做中医发展的道路，那么就又走向了“废医存药”。 苏周刊：那么您认为中医应该如何发展？ 华润龄：首先要回归，挖掘，开发，中医好东西很多，古籍里宝贝很多，绝大部分没有继承下来。比如说，现在还有个新发现，中药的汉防己碱是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最佳候选药物，目前正在研究中。这又是一个中药的资源。什么叫中医？首先，有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有中国文化的基础，有中国人观察世界的认识方法，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看待世界是物质化的，而我们是宏观的；其次，要有中医的思维方法，看哪个指标高哪个指标低，那是西医的方法，中医的方法是望闻问切、阴阳气血；第三，应用中药。如果放弃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放弃了中医的思维方法，而只是用一些中药，那不是中医。现在综合性医院，西医也开中成药，但是他是没有辨证论治的，他使用的方法和我们不一样，只是把中药西化了。 在我们苏南地区，中医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东西 苏周刊：您曾经致力于对吴门医派的研究，吴门医派有些什么特点？ 华润龄：吴门医派兴盛于明清以来的苏州，有几个特点：首先，医家多，有文字记载的名医多，目前能找到的记载有一千多人。其次，古籍多，这些名医文化水平高，著作多，留下来的医学古籍多，这很了不起，其他地方没有像苏州这样有这么集中的大量的医学古籍留下来。苏州留存最早的是宋版医学古籍，明清的更多。这些古籍有一小部分在苏州图书馆的古籍部，当时的苏州医学院也有一小部分，苏州中医医院图书馆有2万多册医学古籍。第三个特点这里是温病学派的发祥地。温病就是发热病，再扩大点，急性的烈性的传染病，就是瘟疫。明清两代这一带温病发病率高，因为这里是水网地区，经济发达，人口集中，有发病的基础，所以有很多医家从事温病的治疗和研究，温病学派就诞生在苏南地区，这是历史上很有特色的学派。 苏周刊：苏州人对中医似乎历来比较信任？ 华润龄：在我们苏南地区，中医是老百姓生活中间的东西。这是因为文化的留存。这里经济发达，文化发达，有很多讲究生活的人，尊重生命的人。他们都有一些保护生命的意识，比如说苏州人的生活习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吃饭，这是生活安逸的人的习惯，不是上班族的习惯，上班族早饭中饭马虎，所以晚餐要丰盛点，还要吃夜宵，这是不健康的。譬如“不时不食”，不吃反季的东西。譬如对小孩的要求，“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和寒”，饿一点冷一点没问题，过度地饱食和保暖反而会出问题。这都是中医的东西，也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东西。譬如睡觉“脚对风，请郎中，头对风，热烘烘”。中医是苏州老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很通俗的，苏州老百姓对中医比较信任，过去西医没有那么大覆盖率，大部分疾病是靠中医解决的。这个地区的文化决定了对中医的信任度，也懂得养生，懂得调养。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外地人到苏州，也在寻觅苏州文化的根。找我来看病的人，过去是年龄大的多，现在是年纪轻的远远超过年纪大的，从外地到苏州来的也很多，很多人对中医有浓厚的兴趣，知道中医对身体的保护作用，受到了苏州文化的影响。医学不仅仅是技术，它更是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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