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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辛十九年（甲申，前1057），文王受命二年。密人侵阮，西伯率师伐密。《诗·大雅》记录了这件事：“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旅。” 周文王经过周密的计划，挑选精兵良将三千人亲率大军出细川（今雍川镇），过黑水（今达溪河），直奔密须国。密须国君紧急召集群臣商议，准备起兵抵抗。不料一些大臣考虑到自身安危，不愿以卵击石，旋即反叛，将国君捆绑，打开城门送交给周文王。周文王命将其处死，其家属充为奴隶。将密须国贵族迁于西周的别都程邑，因为那里住的大多数都是周国人，从而加强了对密人的监视与统治，以防他们叛乱。 周文王旗开得胜，两年内陆续击败犬戎，灭掉密须国，大振了军威，巩固了后方根据地。为了庆贺胜利，展示军威，与民同乐，周文王命人在荆山之麓（今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城）筑台设坛，辟“灵囿”、“灵沼”，祭祖谢天，“广播德化”，其台后世几经重建，现在犹存。如今的灵台县就是因灵台而得名。 帝辛二十年（乙酉，前1056），文王受命三年。周文王领兵伐邘国（今河南焦作沁阳市西万镇邘邰村），邘国为殷之属国，邘城北扼上党之门，南控虎牢之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邘侯与鬼侯、西伯昌（文王）于殷纣王初年同时被封为“三公”，有一定军事实力，是商王朝依赖的重要封国。周军秘密行动，渡过黄河偷袭河东的邘国，邘人猝不及防，周人很快就攻进城内，一举灭掉邘国，并派重兵驻扎，控制了商都朝歌以西的部分地区。周文王将邘国设立为东进灭商的军事基地，对商王朝首都构成了威胁。 帝辛二十一年（丙戌，前1055），文王受命四年。春，周文王继续推行军事扩张政策，亲自与军师姜尚领兵讨伐黎国（又称耆国，子姓诸侯国，在今山西长治市黎城县东北），史称“戡黎之战”。 戡黎之战是姬昌与姜尚早就拟定好的战略目标，因为黎国不仅是殷商王朝的嫡系子姓诸侯国，而且一直公开和岐周作对，再说黎国的地理位置也非常重要，羊头岭南距羊头山、北距百谷山四十余华里，东距壶关五谷山三十余华里，西距发鸠山五十余华里，处于四方之中，所辖疆域包括今长治县、壶关县、黎城县、高平市，其地势为盆地，土地肥沃，适宜农耕，而且有山有水，是一处富庶之地。国都位于羊头岭，是整个黎国的指挥中心。 黎国是商王族西部内属侯国，即武丁时的旨方。其首领曾为商王朝的“西史”，参与征战，勤劳王事，深得重用，是商王朝重要盟友之一。周文王出兵讨伐，实际上就是在向商王朝示威。此次出兵正是为向商王朝大规模进军做准备。 周军主力部队渡过黄河以后，先驻扎在邘国休整。黎国人根本没有想到周军是冲他们来的，没有丝亳的防备。西周军突然派出一支精锐的作战部队袭击黎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黎城。等黎国人缓过神来为时已晚，这支精锐的部队骁勇善战，进城后直奔王宫。黎侯来不及迎战，就被冲进来的西周军活捉了，他的族人和卫兵也都乖乖地做了俘虏。 西周大队人马很快进城。 当时殷商的大臣祖伊乘坐马车正好往黎国催收贡赋，半路上遇见了许多逃难的百姓，询问方知黎国已经落入周人手里，大惊，迅速调转马头，快马加鞭赶回朝歌报信。 祖伊是祖己的孙子，先祖是成汤时的左相仲虺。祖伊赶回朝歌脸都没顾得洗一下就匆匆忙忙进宫，向商王子辛报告这个惊人的坏消息。《尚书·商书·西伯戡黎》记载了这件事：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这件事大意是，祖伊说：“天子啊，上天恐怕要断绝我们殷商的国运了！那善知天命的人用大龟来占卜，觉察不到一点吉兆。这不是先王不力助我们这些后人，而是因为大王淫荡嬉戏自绝于天。因此，上天抛弃了我们，不让我们安居饮食，大王不测度天性，不遵循常法
现在我们的臣民没有谁不希望殷国灭亡，他们说：‘上天为什么还不降下威罚呢？’天命不再属于我们了，大王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商王子受听了大怒，命人把他轰了出去。 帝辛二十二年（丁亥，前1054），文王受命五年。西伯侯灭掉黎国之后又乘势灭掉了邻近的郝国。郝国的国都称作郝邑（今山西长治市长治县郝家庄乡），商王帝乙十五年（甲寅，前1087），帝乙封庶子子期于郝邑。据《通志·氏族略》记载，殷商灭亡后，子期的后代大多数改姓为郝，也有改姓为商的，子期为郝姓之祖。 帝辛二十三年（戊子，前1053），文王受命六年。春天，周文王伐崇。 崇国（今陕西西安市户县）是周人东征路上的一大强国。国君姒虎（崇侯虎）乃夏后氏嫡系，此人不仅武艺出众，而且精通兵法。崇侯一向敌视西周，而且国力雄厚，族人战斗力强，很难对付。之前，文王虽然已攻克了河东的邘国、黎国、郝国等，那里离商都亳邑（今河南安阳）和别都朝歌都不远，大约只有二三百里的路程，但由于有黄河和太行天险阻隔，调动大批军队非常困难。只有攻灭了黄河以南的崇国，进军中原的道路才能畅通无阻。所以这场仗非打不可。 周军出动主力部队强行攻打崇国都城。《诗经·大雅·皇矣》描述了文王伐崇的战争场面：“帝谓文王：訽（gòu）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面对周军的强大攻势，崇国依仗高大城墙和强大军力顽强坚守，被围困三十天，仍拒不投降。 于是周文王一面加强军力，准备大量攻城器械，兼备临车、冲车，联合那些同盟国共同行动，实施武力强攻。一面大造舆论，大肆宣传崇侯虎“茂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说苑》）等罪状，进行政治攻势。同时标榜自己代天行事，为民伐崇，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仁君形象。并且号令军队不得任意杀人、坏室、填井伐树、抢掠牲畜，以解除崇人顾虑，瓦解守军斗志。又经过了数日，周军终于攻下崇城。崇侯虎被周军所杀，其族被降为奴隶。 周文王灭崇后，在渭水平原的丰邑（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县西沣河西岸客省庄一带）修建一处新的都城，称作丰京。《诗经·大雅》赞颂道：“既伐于崇、作邑于沣。”考古调查表明，丰邑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筑有城墙、壕沟和许多墙垣，其规模和构建要比岐邑都城好得多。 帝辛二十四年（己丑，前1052），文王受命七年。春天，周文王突发重病，医治无效，于三月下旬病危。临终前他传太子姬发，口述留下遗言，嘱咐他欲称霸天下，必须要把握好手中的双刃剑，一边是武力征伐，一边是德政教育，两者皆不可废……旋即去世。太子姬发即位，号周武王，没有改元，继续沿用“文王受命”年号。 帝辛二十五年（庚寅，前1051），文王受命八年。西周在镐京建立贵族子弟大学，称作“辟雍”。西周时共有五座贵族子弟大学，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堂。除中堂“辟雍”外，还有南堂“成均”、北堂“上庠”、东堂“东序”、西堂“瞽宗”。 帝辛二十六年（辛卯，前1050），文王受命九年。在商朝放牧的原野上出现了夷羊。传说夷羊是古代的一种神兽、怪兽。夷羊出现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将要灭亡。（《周语》：“商之亡也，夷羊在牧。”）二日并见，两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上。（《通鉴外纪》：“纣即位以来，两日见。”）。《墨子·非攻下》记载：“时有女变为男。”在这一年，有个女子忽然长胡须、生阴茎，变成了一名男子。《淮南子·俶真训》记载：“逮至殷纣，峣山崩，三川涸。”其《览冥训》又说：“峣山崩而薄落之水涸。”据说这都是亡国的征兆，预示着殷商将要灭亡。 帝辛二十七年（壬辰，前1049），文王受命十年。周武王派人带着许多金银珠宝乔装进入商都做间谍，秘密与商朝的贵族和权臣联络，许以高官厚禄，拉他们反商奔周。商王朝的内史大臣向挚因对商王子辛不满，很快被周人间谍收买，偷偷带着商朝的地图、法律文书等重要文件，以及国家的重要机密，与家人乘车悄悄潜出王都，投奔了西周。子辛闻讯气得怒不可遏，可是却又亳无办法。他虽然不在乎向挚这个人，可是他不能不关心国家的机密，这些机密落到周人手里，对殷商十分不利。 帝辛二十八年（癸巳，前1048），文王受命十一年。《尚书序》记载：“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姬发率师东征，一路破关斩将，连续攻占了商朝数座城邑。冬十一月，西周军兵临黄河，一举攻下孟津（今河南洛阳市孟津县东北）。姬发在孟津大会天下诸侯，讨论灭商的方案。多数诸侯主张乘胜进军，一鼓作气灭掉商王朝。姬发却认为：商朝目前仍由那些忠臣执政，军队的力量也很强大，灭商的时机还不成熟，不可盲目进军。于是宣布罢兵，命各诸侯国的军队暂回本国，随时做好出征准备，听候命令。 姬发撤军后，派出大量间谍进入商都，采用各种手段施行离间活动。 帝辛二十九年（甲午，前1047），文王受命十二年。商王子受使人在王都暗访，发现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频繁出入箕子、微子、比干等朝廷重臣府中，经调查这些人都是西周的人，便下令全城戒严搜捕这些周人。周人惶恐，都躲进了箕子的府中。箕子秘密地把这些人转移出城，这些人安全地逃回西岐。帝辛大怒，立刻临朝召集群臣上殿，亲自审理此案，将箕子逮捕关进监狱。左相比干为箕子说情，语言过激惹恼了帝辛，帝辛便以私通敌国罪下令将其处死。微子吓得悄悄地逃走了。商朝掌管礼乐的乐官太师疵和少师疆也被西周间谍说服，带着家眷和乐器投奔了西周。商王子辛众叛亲离，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商王子受不敬鬼神，不畏天命，不受祖宗礼法的约束，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治理天下，这种叛逆的行径遭到了朝中守旧派大臣和大多数贵族的反对。一些老臣纷纷上表对他进行极为尖锐的批评。一些诸侯依仗独霸一方的军政实力公开叛商，向他施加压力。而此时东夷集团又不断出兵袭击商朝边境，对商王朝构成重大威胁。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帝辛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为了显示自己的王威，他采取了对外征讨对内镇压的政策，多次派兵东征，历经数年艰苦的战争，终于平定了东夷的叛乱，同时在国内严明法制，坚决打击那些守旧的顽固派。他先后诛杀了商容、祖伊、比干等权臣，又杀死了几位势力强大拥有重兵的诸侯首领，从而激怒了所有的奴隶主贵族，他们联合起来与野心勃勃的周武王勾结在一起，发誓要铲除商王子受，灭掉商王朝，然后拥立周武王为天子。 帝辛三十年（乙未，前1046），文王受命十三年。春二月，周武王率全副武装的军车（戎车）三百乘，战将（虎贲）三千员，甲士四万五千人，联合大小数百镇诸侯，军队数十万，向商王朝发起了总攻。已经六十六岁的商王子受亳无惧色，他调兵遣将先后出动七十万大军与西周联军血战。最后双方大战于牧野（今河南鹤壁市淇县西南），由于商族内部叛变，临阵倒戈，与西周联军里应外合，致使商军大败。子受与部下奋勇杀出一条血路，逃回朝歌城，七十万大军所剩无几。 西周军又使重兵围困朝歌城，都城危在旦夕。子受仰天长叹，于是登鹿台自焚而死。 子受三十六岁即王位，在位执政虚记三十一年（《商末周祭祀谱》），卒于帝辛三十年（乙未，前1046）冬十二月，终年六十六岁。遗体葬于纣王墓（今河南鹤壁市淇县西岗乡河口村），尊号商王。周武王夺取天下后赐给他一个谥号，称他为纣王。纣王是贬义，“残忍捐义曰纣”，用现代话来解释，就是凶恶的坏蛋。这是周人对商王子受侮辱、蔑视性的称呼，子受也因此成了历代封建帝王的反面教材。 子受的名子很多人不太熟悉，但是提起他的谥号“纣王”，可就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他原本是个很有才干的帝王，只因为是亡国之君，就被周人及其后世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泼了一头脏水。他的谥号是周武王所强加，他所有的罪名几乎都是历代王朝陆续编造而来，是“千年积毁”的结果。那么，都是哪些人参与了这“千年积毁”呢？ 主要有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他的生死仇敌周人，他们诋毁的目的是为了夺取天下。 第二部分是商王族内部的叛徒，他们诋毁的目的是为了争夺权力。第三部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他们诋毁的目的是为了宣扬自己的理论，拿子受做反面教材，肆意信口雌黄。第四部分就是历代王朝的史官，他们诋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明明知道子受的罪名是杜撰，却依然闭着眼睛说瞎话。第五部分就是文学家和民间艺人，他们诋毁的目的是为了讨生活混饭吃……但是他们眼里的“纣王”已经是艺术化身，并非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历史上最早站出来为帝辛鸣不平的是孔子的大弟子子贡，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罕十九》） 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臣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翻开《尚书》、《史记》等正史，夏桀所有的罪恶商纣都有，而夏桀没有的罪恶商纣亦有。可见那些所谓的罪恶都是后来的统治者强加的，大多难以置信。 明末的顾炎武先生也说过：前人多言殷亡于“纣之不仁”，“吾殊谓不然”。他列举了自盘庚以降，商王朝贵族离心离德的种种行径，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商亡是必然的，帝辛只是适逢其会，换了任何人，都无法拯救商王朝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帝辛与崇祯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起前几任帝王，都勤政、英明的多，但都“适逢其会”，做了亡国之君。无怪乎崇祯帝临死前仰天浩叹“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家国沦丧，众叛亲离，此恨曷极！故帝辛自焚，崇祯自缢，英雄末路，无限悲凉。 郭沫若先生在解放初期亲临殷商故地考证时曾大声疾呼：“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恶莫须有。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 顾颉刚先生指出：纣的罪恶在周人的《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了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了一事，东晋时增加了十三事，这样一凑，商纣就变成了自古未有的所谓残忍暴君。顾氏通过仔细的考证，彻底洗清了泼在帝辛身上的污水浊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帝辛无罪，妲己更是无辜。他们的所谓恶行都是封建王朝的欲加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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