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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康熙 郎窑与康熙官窑关系考释 一、“郎窑”名称的由来及其主角——郎廷极 “郎窑”是康熙一朝最耐人寻味的一段窑事，至今依然扑朔迷离，其主角为郎廷极(图1)，字紫衡，号北轩，盛京广宁(今辽宁北镇)人，家世显赫，隶镶黄旗汉军籍。郎氏19岁即以门荫授江宁同知，后荐升云南顺宁知府，并先后为官福建、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四月由浙江布政使升江西巡抚，驻南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兼任两江总督，调驻江宁(南京)。同年十月，郎氏出任漕运总督，驻江苏淮安，三年后(五十四年，1715年)卒于任内。9 “郎窑”发生在郎氏出任江西巡抚的八年任内之事(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间)。但不见于正史记载，在郎氏墓志铭、传记及所撰文集当中皆无提及。对于“郎窑”的记载，只有康熙时期的两则文献为原始之信史，是研究“郎窑”的基础资料。援引如下： 一为刘廷玑《在园杂记》“卷四”曰： “近复郎窑为贵，紫垣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宣成，釉水颜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予初得描金五爪双龙酒杯一只，欣以为旧，后饶州司马许玠以十杯见贻，与前杯同，询之乃郎窑也。又于董妹倩斋头见青花白地盘一面，以为真宣也;次日，董妹倩复惠其八。曹织部子清始买得脱胎极薄白碗三只，甚为赏鉴，费价百二十金，后有人送四只，云是郎窑，与真成毫发不爽，诚可谓巧夺天工矣。”10 刘廷玑，字玉衡，号在园，汉军镶红旗人，于康熙四十年至四十四年间(1701—1705年)曾任江西按察使，与郎廷极在南昌共事一年，撰有《在园杂志》，刊刻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 一为许谨斋撰《郎窑行，戏呈紫衡中丞》诗曰： “宣成窑器夸前朝，收藏价比妤琳高; 元精融冶三百载，迩来杰出推郎窑。 郎窑本以中丞名，中丞嗜古衡鉴精; 网罗法物供品藻，三千年内纷纵横。 范金合土陶最古，虞夏周秦谁复数; 约略官钧定汝柴，零落人间搜出土。 中丞嗜古得遗意，政治余闲程艺事; 地水风火凝四大，敏手居然称国器。 比视成宣欲乱真，乾坤万象归陶甄; 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 尧咨工訹明化理，舜叙百揆陶河滨; 考工用补冬宫阙，中丞材具拟其伦。 俗工慕效争埏埴，百金一器何由得; 淮海书生买不能，恭承嘉惠犹能识。”11 许氏另有《戏赠叶生》六首之三： “新来陶器仿前朝， 混入成宣价更高。 占断江南有开府， lsquo;熊窑’端不及‘郎窑’。”12 许谨斋，名志进，字念中，山阳人，康熙三十年进士，与郎氏诗词上多有唱和，其诗稿里存《赠北轩郎中丞》等诗达十五首之多，足见其为郎氏好友，关系亲密，故许氏诗词所述当足采信。上述二诗成诗时间为康熙癸巳年，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 二、郎窑研究之学术回顾 由于郎窑无明确官方记载，以致后世众说纷纭，错乱附会，不乏可笑之例。真正开启对郎窑学术研究者，当推已故著名史学家童书业先生。童氏发表《郎窑考》(1947年)、《郎窑再考》(1948年)，最后整理收入其《清初官窑瓷器史上几个问题的研究》一文(1957年)13，确认郎窑为郎廷极所属，界定郎窑存在的时间为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点明郎窑摹仿明宣德、成化瓷的特性，并对其式样(品种)勾勒出三大类。限于当时信息所限，童氏未能联系相关实物，仅侧重文献考据方面的论述，但其开创之功不可没。 上海博物馆的陆明华先生则是郎窑研究的深入者。陆氏于1996年发表《郎窑及其作品研究——新数据的发现与启示》14，藉原范季融旧藏明项圣谟《胥樵遗墨》册页所存郎氏翰墨、印鉴，考证出纯一堂为郎廷极所属，此为陆氏对郎窑研究之最大贡献，并将明确为郎氏订造的署款瓷器罗列出来，予人对郎窑有一个实体概念，是研究郎窑必读之作。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林业强馆长对郎窑关注已久15，在陆氏撰写上文之时已经认识颇深，并于2003年前后将“御赐纯一堂”的产生缘由、使用时间的文献做了更进一步的考证，为迄今研究郎窑最翔实之作。 三、郎窑——郎廷极的私家堂款作品 上述陆、林二位先生对郎窑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考证出郎廷极的私人家堂款瓷器，拨开了郎窑研究的新思路。现将已知的“郎窑”私家堂款作品罗列如下： I.“御赐纯一堂”款 过墙丹凤翠竹斗笠杯，所见品类有青花和斗彩两种，北京故宫博物院(图2)、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图3)及私人均有收藏。 林氏考证出“纯一堂”系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第四次南巡之际御赐给郎廷极的堂号。《江西通志》记载：“……四十六年四月御书赐巡抚郎廷极‘布泽西江’匾额及对联：‘政敷匡岫春风满，会洽鄱湖澍雨多’。廷极并将四十二年为浙藩时御赐‘纯一堂’及‘清慎’二字皆钩摹悬诸厅事。”16(图4)故“御赐纯一堂”款的使用不会早于康熙四十二年三月。 自此“御赐纯一堂”成为郎氏最为荣耀之身份象征，并篆刻为章，与翰墨相随，除了前揭项氏遗墨册页留有实证，亦另见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乌程陈焯《湘管斋寓赏编》的记述：“康熙乙酉(康熙四十四年)春日，广宁郎廷极题《七子度关图》绢本，画极秀润，树石亦精……郎跋楷书十行，前用‘御赐纯一堂’长方朱文印，印后用白文‘郎廷极印’，印红文‘紫衡’印。” II.“御赐纯一堂珍藏”“大清康熙年制”二款合一 此类款识现知有二例： 一为霁蓝釉弦纹盉碗，中国国家博物馆、香港竹月堂(图5)有收藏; 一为霁蓝釉宫碗，北京故宫博物院、英国大维德基金会(图6)有收藏。 III.“御赐纯一堂藏”款 仿影青釉浮雕饕餮纹出戟三足鼎式炉，梁氏正观堂藏品(图7)。 该器于2010年9月出土于淮安河下古镇，位于漕运总督府旧址的西北隅，应为郎氏于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赴任漕运总督后带去。其写款颇为独特，是近年新发现的重要材料，为我们了解郎窑署款作品的多样性提供了参考。式样与装饰皆体现浓厚的摹古之气息。款字运笔挥洒遒劲，与第二类霁蓝釉器皿的写款一致。 IV.“振鹭”款 斗彩团夔龙纹杯(图8)，为胡氏暂得楼惠赠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典藏。 “振鹭堂”为郎氏的另一堂号。原范季融先生旧藏(现为上海博物馆藏品)项圣谟《胥樵遗墨》册中附有郎氏翰墨，引首章为阳文“振鹭堂”(图9)。 “振鹭”一词，见于《诗·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雍。”孔颖达疏:“言有振振然絜白之鹭鸟往飞也……美威仪之人臣而助祭王庙亦得其宜也。”后因以“振鹭”喻在朝的操行纯洁的贤人。如宋·王禹偁《送郝校书从事相州》诗：“金台莫作多时计，非久应归振鹭行。”明·高启《送前进士夏尚之归宜春》诗：“故国归鸿少，新朝振鹭多。” 郎氏取此为堂号既有自勉之意，亦见其为官清廉之品行，正与“纯一”之义呼应。纯一是指为人纯朴、单纯。汉·王充《论衡·本性》：“初禀天然之姿，受纯一之质，故生而兆见，善恶可察。”晋·干宝《晋纪总论》：“汉滨之女，守洁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纯一之德。”故“振鹭”与“纯一”寓意义理互见。 四、郎窑是否为官窑——对郎窑烧造模式的新探讨 郎窑之性质该如何界定?对此一直众说纷纭。前揭童书业先生认为是“半官窑”，陆明华先生视之为“官私合一窑”。对此，笔者持不同的看法。 1、康熙六十大寿与郎窑之声名鹊起 康熙官窑当中有一类器皿个性鲜明，纹饰特异。器形多见盘碗类，以五彩装饰为主，矾红彩使用突出。胎釉细薄莹润，丽质非凡，且款识风格比较统一。笔者认为，它们应该是为康熙皇帝六十大寿而专门烧制的贺寿御瓷。 理由有二： 一)此类器皿的大部分款识(图10)与上海博物馆收藏“大清康熙壬辰年制”款矾红八吉祥纹盘的款识字体一样(图11)。壬辰年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正值康熙六十大寿(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的前夕，按景德镇制瓷规律推断，此类器皿的烧造时间应在康熙五十一年前后，与贺寿御瓷所需时间一致。 二)此类器皿皆装饰祥花瑞果、仙禽灵鸟、各路神仙图案，口沿往往描绘“万寿无疆”篆书或者洪福环绕纹饰。其纹饰寓意处处与康熙皇帝六十大寿的主题相呼应。 此前学者皆认定“郎窑”发生于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之间(1705-1712年)，但这只是个模糊的范畴，并未具体指明其起止时间。“郎窑”到底发生于何时?其烧造时间长短如何?是郎廷极任职江西的八年内连续烧造，还是短时期的烧造?这些问题则从未被关注。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成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刘廷玑《在园杂记》记载：“近复郎窑为贵，紫垣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此话表明，“郎窑”是在郎廷极离任江西之后，也就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前后，才突然变得为大家所重视和珍赏。这一记述在时间上与许谨斋(郎廷极的好友)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所撰《郎窑行，戏呈紫衡中丞》“迩来杰出推郎窑”一诗相互印证。细察文献，我们会发现“郎窑”是在郎廷极离任江西之后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才声名鹊起的，这一现象充满意味，值得细细品味。 那么，是甚么导致了“郎窑”突然间的名声大振呢?考察康熙五十年前后的历史和用瓷情况，笔者以为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郎窑”与上述康熙贺寿御瓷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是“郎窑”承办了康熙六十大寿的贺寿御瓷这一重大项目。由于这批贺寿瓷器深获康熙皇帝的赞赏，得到朝廷上下一致好评，特别是受到了诸如许玠、董妹倩、曹子清等当时官宦阶层的大力推崇，如此才有了“近复郎窑为贵”、“迩来杰出推郎窑”的现象。 这一推理在时空逻辑上是成立的，因为按照制瓷工序与输京时间来推算，作为康熙皇帝六十大寿的贺寿御瓷，其烧造当开展于此前的康熙五十年、五十一年，时值郎廷极任职江西巡抚，此时由“郎窑”承命烧造贺寿御瓷，两者在时间与空间上完全对应。 其二，从康熙皇帝与郎廷极之间的君臣关系上考察亦为合情合理。郎廷极为上三旗之中的镶黄旗汉军籍家世显赫，深得康熙皇帝之器重。康熙帝六次南巡，其中四次郎廷极得以接驾，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十六年(1707)前后两次接驾均获赐御书。康熙与郎廷极君臣关系的亲密在郎氏奏折中亦得以印证： “奴才系主子旗下之人，世受国恩，而奴才前于山东登莱道任内，浙江布政司任内，恭迎圣驾三次南巡，赏赐稠迭，天语褒嘉，授以封疆重任，即粉身碎骨未能报效万一……”17 从郎氏的奏折和康熙的朱批内容，可以看到郎家与皇室关系密切，非比寻常。如今烧造康熙六十大寿的贺寿御瓷，郎廷极一定非常重视，时值郎氏任江西巡抚，更有照管之便，郎氏可谓承办贺寿御瓷的最佳人选。 其三，从款识方面比较，康熙贺寿御瓷与上述郎廷极个人独属作品的款识风格一致。比较贺寿御瓷中的一部分款识如原香港徐展堂先生旧藏“康熙五彩芦蓼落雁图碟”(图12)、“康熙五彩花果栖禽图碗”(图13)，与“郎窑”郎廷极私人堂款的写法如出一辙(图5、图6)。另，比较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康熙五彩莲池水禽图贺寿瓷盘(图14)与戴维德基金会收藏的贺寿盘(图15)，可以看到两者图案纹饰几乎一致，惟款识有异，前者为“菉漪堂”款，后者为标准的康熙年号款，但若仔细观察“菉漪堂”贺寿盘的写款，却又与前述郎廷极私家堂款作品“御赐纯一堂”(图2、图3)的运笔完全一致，从笔迹写法分析，二者当出自一人之手。 从以上时空逻辑、君臣关系、款识比较三方面分析，可以推知康熙贺寿御瓷与“郎窑”存在极其密切的关系，其烧造时间比较接近，且很可能使用的是同一批工匠。因此，“郎窑”的实际烧造时间应不会太长，否则不会出现郎氏离任江西“郎窑”突然声名鹊起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郎窑”的烧造并非传统认定的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1712年)的八年之久，而是为康熙皇帝六十大寿的贺寿御瓷而专门设立的，始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后，结束于贺寿御瓷的完成之时，其结束时间不会晚于康熙五十二年三月。 2、郎窑之前康熙官窑的烧造模式——名闻遐迩的“臧窑” 接下来的问题是，“郎窑”是以怎样的形式进行烧造的呢?事实上，康熙一朝长达61年，其官窑烧造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对于康熙官窑的烧造模式的探讨是理解和界定“郎窑”属性的关键。 从现有资料看，康熙官窑的第一次正式烧造始于康熙十九年，结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0-1688年)18。此次烧造在正史、地方志书中均有详细记载。例如： 《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广储司》卷一·“烧造磁器”条曰： “康熙十九年十月，遵旨派内务府官、工部官各一员，笔帖式各一员，动用江西藩库正项钱粮烧造成磁器，以供内用。所用钱粮由工部奏销。” 康熙二十二年本《饶州府志》之“陶政考”云： “差总管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工部虞衡司郎中加三级臧应选、六品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内驻厂督造。每制成之器实估价值，陆续进呈御览。凡工匠物料题名动支正项钱粮，按项给发，至于运费等项毫不遗累地方，业今大造痛革弊端，经画多方官民称便。饶南九道查继培、本府知府黄家遴、同知陶(火翟)协同董理，制器有成云。今回青外国未贡，实无此料，所用俱浙料，故色逊于前，其颜料则有铅粉、硝矾、赭石、紫英、翠蓝、黄绿、青红、紫金等色。陶器则有缸盆、盂盘、尊炉、瓶罐、碟碗、钟盏之类，而饰以夔云、鸟兽、鱼水、花草，或描或锥或暗花或玲珑，诸巧无不具备。”19 这次烧造目前仅知的有关康熙官窑的明确烧造记录，因由工部官员臧应选监造之故，传统称之为“臧窑”。“臧窑”的烧造模式是由代表中央政府的工部、代表皇室的内务府与地方官员三者一起协调烧造，烧造经费由江西行省(藩库)负责。 3、郎窑之后康熙官窑的烧造模式——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安窑” “臧窑”被视为清代官窑的重开之举，其烧造模式在此后的雍正、乾隆时期得以沿袭和发展，故而“臧窑”模式往往被人们想当然的理解为康熙官窑的唯一烧造模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查询档案史实记载可知，在康熙一朝61年里，官窑的烧造并不仅限于“臧窑”这一次，“臧窑”之后尚有“郎窑”，而在“郎窑”之后，还有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安窑”，三者的烧造模式并不统一。行文至此，为便于论述“郎窑”的属性，笔者以为需要提前对“郎窑”之后的“安窑”先做一番审视。 “安窑”的存在有以下明确的官方依据： 江西布政使常德寿奏折：查讯安尚义烧造磁器折(雍正三年四月初三日) 江西布政使奴才常德寿注一谨奏，写据实奏明事：窃奴才前恭请训旨，蒙皇上面谕：“着访查安尚义在景德镇造磁有无招摇等因，钦此。”奴才到任之后，遵即密委经历王联劳至景德镇地方细查。据该员回称：安尚义之子现在扬州行盐，自康熙五十九年起，差伊家人马自弘、杨宗，伙计俞登朝三人，每年用银九千两，在景德镇置买材料，雇工烧磁。所烧磁器尽行载到扬州转送进京。历年以来所用材料以及工匠价值，俱预行给发，并无短少，亦无招摇生事等语。奴才犹恐所访未实，又调浮梁县知县吴邦基到省，细加面询，据称安姓家人，在镇烧磁，从前未知确实。自邦基到任，三年以来，并无招摇生事克扣窑户，亦无片纸到官，甚属安静等。因出具印结存案，为此据实缮折恭奏以阅。 朱批)知道了20 雍正五年三月初九日年希尧奏折 内务府总管管理淮安关务臣年希尧谨奏为奏闻事： 臣自本年正月初七日由臣淮安关署启行前赴江西，业经具折奏明。臣抵景德镇之后，随将窑务事宜斟酌料理，窃此番烧造磁器，原议照依康熙十九年之例，动用钱粮是彼时事，属尽善，今宜踵循而行，若稍有未协亦必更改妥贴，以期无负皇上任使之万一。…… 臣仰体皇上至公至明，如此科派陋弊不敢丝毫效尤，随经行文地方官严行禁止，一切窑工物料并皆照时发给，惟有稽查浮冒糜费，以重钱粮并严饬郎中臣赵元逐一遵照，臣仍不时察查，不敢怠忽。至于各种磁坯，去年赵元到镇鸠集工匠，即值冬寒水冻，仅可盖造坯房，置办器用，及交春融无日不雨，不独坯未干燥，窑座亦多潮湿，查烧造磁器必须胎坯颜料人工天时精好凑合方能如式，现今赶造，器坯将来天气晴明入窑烧得即可进呈。 朱批)不要急忙，坯越干愈好，还有讲究的坯要待数年入窑方好之论，若一匆忙，可惜工夫物料，置于无用。 仰恳圣恩俯赐睿鉴。 再者马士弘烧造酒圆俱书成化年号，臣尊俞(谕)旨传唤马士弘严行申饬，据马士弘口称，原系愚昧无知，惟有惶惧叩首自行认罪，其景德镇烧造磁器俱不许写明朝宣德成化年号字款，臣去岁到淮之后，即遵将旨意行知江南总督江西巡抚，各衙门钦遵奉行，臣到江西知该督抚俱经转行严示饬禁，兹臣于二月十五日由景德镇起行，旋淮三月初五日已抵臣署，所有微臣赴镇回署日期理合恭折奏闻，谨具折奏。 雍正五年三月初九日 朱批)马士弘等不曾归并一事、磨坯房等事，伊等先前窑户房不足用否书合为一事，有用者留用，无用者令伊等完结他们所办之事令其北上回京，安尚义效力处可以不要了，他们所办未完事物可着赵元接班，一切图样从前所办的数目皆留与赵元一(以)免重复，可明白?知会伊等奉行。21 从以上雍正三年、五年的两份奏折可知，从康熙五十九年至雍正四年(1720-1726年)，曾有明珠家奴安尚义于景德镇烧造瓷器上输宫廷，前后达七年之久，在此我们姑且称之为“安窑”。安尚义，或称安尚仁，安三，字易之，康熙朝重臣明珠的大管家，其子为康雍时期著名书画鉴藏家安歧，朝鲜族人，隶明珠所属之正黄旗。22。有意思的是，安尚义在负责为清宫烧造之时并无任何官方身份，而且只是一个家奴，但这种烧造竟持续了七年之久，那么“安窑”又是以怎样的模式烧造的呢? 从奏折中可以看到，“安窑”的模式是安尚义派家人马自弘、杨宗、伙计俞登朝三人“在景德镇置买材料，雇工烧磁”，每年用银九千两。形式简单，远远没有前述“臧窑”那么兴师动众。从奏折中我们还看到，“着访查安尚义在景德镇造磁有无招摇”，雍正皇帝似乎并不关心安尚义有没有私吞、浪费烧造经费之类常见问题，而是以“招摇”一词去审视安尚义，颇令人寻味。一方面，安氏虽无任何官方身份却为清宫服务，雍正皇帝怕安氏借烧造御瓷之名骚扰地方，欺压窑民，可见安氏的家人在景德镇虽尽心为清宫服务，但这种烧造模式并不属于官方行为，其经费并非来自官方，而应是安尚义自己贡献经费，为清宫效力(只有这样，雍正皇帝才不关心经费花销情况)。另一方面，则说明至少在雍正初年雍正皇帝还是默认“安窑”的存在的，到了雍正五年才觉得“安尚义效力处可以不要了”。 4、郎窑烧造模式推测及其性质界定 我们看到，康熙末期至雍正早期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于“臧窑”的“安窑”模式。从上述奏折中，我们看到安尚义只需派遣家人马自弘、杨宗，伙计俞登朝三人，每年用银九千两，“在景德镇置买材料，雇工烧磁”即可为宫廷完成烧造御瓷的任务。问题是，“安窑”并非是朝廷委派，但是“安窑”“所烧磁器尽行载到扬州转送进京”，其产品确实为清宫所用，“安窑”的性质应该如何归属呢?笔者以为，“安窑”亦属于康熙官窑，只不过是一种低调的官窑烧造模式而已。“安窑”的这种烧模式，成本低，效率高，既不动用大量的行政资源，浪费公帑，又不滋扰地方百姓。“安窑”这种低调的模式也体现了清宫只求满足需求，不问具体形式的实用主义思想。 与康熙早期特别是三藩之乱后景德镇窑业凋敝的情况不同，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发展，康熙后期的景德镇窑业繁荣，制瓷技术精进，海内外需求旺盛，市场化程度非常高，彼时的景德镇窑户已有充分的能力承接大批量高档瓷器的订造，官方不再需要参与瓷器制作的全部流程(如此前的“臧窑”模式)，而只需提供经费和烧造要求，按照商品经济的方式“在景德镇置买材料，雇工烧磁”即可。 本文之所以不惜笔墨论述“安窑”，是因为“安窑”的这种低调的官窑模式与本文所要讨论的“郎窑”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安窑”并非官方正式所为，所以上至内府档案，下至地方史志，皆无记录，如非前述雍正奏折中有记载，恐怕不为后世所知;同理，“郎窑”在迄今所见的正式史书档案中亦无记载，如非郎廷极好友、同僚的唱和记载，几无踪迹可寻。 从档案记载可知，郎廷极与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殷洪绪相识，殷氏在传教的同时，密切留意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并曾经分别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和六十一年(1722年)写过两封长信回巴黎耶稣会总部，详细报告他在景德镇的见闻。由于这两封信都是当时景德镇的实况记录，其年代和“郎窑”的发生时间相当，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康熙晚期景德镇的窑业盛况，高度的内部分工、成熟的的窑业技术以及景德镇本地井然有序的管理都让这位传教士吃惊不已，可以推知“郎窑”时期的景德镇瓷业环境已经十分优越，窑业繁荣。 在此情况下，作为江巡抚的郎廷极会是以怎样的模式进行烧造呢?笔者推测，“郎窑”的烧造模式应与“安窑”有着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郎窑”一定没有像“臧窑”那样动用大量的行政资源，否则档案中不会没有记载;其最大的可能烧造模式就是如“安窑”一样派遣其幕僚或家奴“在景德镇置买材料，雇工烧磁”，依循官方的烧造要求承接烧造任务，“所用材料以及工匠价值，俱预行给发”，一切遵循市场经济原则。作为江西巡抚的郎廷极负责督烧，“郎窑”以低调的模式进行烧造，经费则来自官方(很可能是出自内务府)。 康熙皇帝为一代明君，不好尊号，不喜排场，勤政爱民，在位六十年间曾发布诏谕多次，不许大举庆贺皇帝寿辰。作为奉烧贺寿御瓷而成立的“郎窑”，其在形式上一定是不会大肆张扬，只有类似“安窑”这类低调的烧造模式才可以让康熙皇帝觉得不扰民，体恤百姓，这也符合当时景德镇瓷业发展的实际水平。 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对郎窑之性质作一个结论：“郎窑”是奉命为清宫服务的窑场，其烧造经费来自官方(很可能出自内务府)，而由私人(郎廷极)承办，是一种低调模式烧造的康熙官窑。 五、郎窑的官方代表作 正因为“郎窑”以这样非官方的低调形式进行烧造，故郎廷极才可以利用职务之便，烧造一些私家堂款瓷器，例如前文所述的“御赐纯一堂”、“振鹭”等。而在“郎窑”的官方作品方面，我们前文也已经论证了“郎窑”与康熙贺寿御瓷之间密切的关系。贺寿御瓷是郎窑当中最具艺术美感之作，其设色妍美，画意清怡，为康熙一朝彩瓷之卓越者，独步一时，叹绝古今。与此同时，笔者推测很可能是因为“郎窑”承办的贺寿御瓷虽然受到上下一致好评，声名大噪，但贺寿御瓷毕竟仅限于皇帝专用，常人难以分享，故而导致真正令“郎窑”名声大振的反而是其在贺寿御瓷以外的其它一些作品。 从文献记载可知，“郎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高超的仿古技术，尤其是在仿制明代宣德、成化官窑方面，达到了“仿古暗合，与真无二”的程度。刘廷玑所举出的几个例子，如“描金五爪双龙酒杯”、“青花白地盘”、“脱胎极薄白碗”等，皆以非常惊讶的语调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了康熙当朝人对“郎窑”仿古技术的赞叹。“其摹宣成，釉水颜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此句表明，“郎窑”当中有对明代宣德、成化官窑绝对忠实仿制的作品，胎体、釉色、款识、绘画均达到了“比视成宣欲乱真”的程度。按此标准来检视康熙一朝瓷器，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两岸故宫和英国戴维德基金会皆有这种仿明代宣德、成化的“郎窑”作品收藏，典型的例子可见： 康熙仿宣德青花折枝花果纹花口碗款识“大明宣德年制”(北京故宫藏品)(图16) 康熙仿宣德青花岁寒三友纹碗款识“大明宣德年制”(北京故宫藏品)(图17) 康熙仿宣德青花异兽高足杯款识“大明宣德年制”(北京故宫藏品)(图18) 康熙仿宣德青花缠枝莲纹盘款识“大明宣德年制”(北京故宫藏品)(图19) 康熙仿成化缠枝茶花纹碗款识“大明成化年制”(北京故宫藏品)(图20) 康熙仿成化斗彩鸡缸杯款识“大明成化年制”(北京故宫藏品)(图21) 综观现已发表的康熙朝所有瓷器，上述作品可谓仿宣德、成化官窑最为成功的作品，当为刘廷玑所赞叹的“仿古暗合，与真无二”的“郎窑”之作。与此同时，比较这批绝对忠实仿前朝的“郎窑”作品，我们看到康熙朝还有另一批作品，胎体、釉色、款识与前者一致，唯款识不写仿款，而是写本朝款。举例如下： 康熙仿宣德庭院仕女图碗款识“大清康熙年制”(北京故宫藏品)(图22) 康熙仿宣德青花双凤纹碗款识“大清康熙年制”(北京故宫藏品)(图23) 康熙仿宣德青花莲托八宝纹碗款识“大清康熙年制”(北京故宫藏品)(图24) 康熙仿成化斗彩团螭龙纹杯款识“大清康熙年制”(北京故宫藏品)(图25) 颇为有趣的是，上述二类型瓷器胎釉、成型、纹饰、绘画等工艺特征完全一致，而且这批瓷器的大部分写款都存在与前述“郎窑”郎廷极私人堂名款瓷器相互对应的情况。试比较上述例?康熙仿成化斗彩团螭龙纹杯(图25)与前述郎廷极之“振鹭”款斗彩团螭龙纹杯(图8)，二者不仅胎釉、造型、纹饰特征相同，且款识的笔法也相同。因此可以推知，上述这批书写本朝康熙款的仿宣德、成化瓷器也是“郎窑”的作品。 笔者的这一猜想在近年圆明园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在圆明园出土瓷器中，康熙官窑所占比例高达八成以上(图26)，且多见康熙朝仿宣德、成化官窑之作，有青花、斗彩和单色釉等品类，其款识为标准宋体字的康熙款(图27)。众所周知，康熙四十八年(1708年)康熙皇帝在行宫畅春园的北边始修建“镂云开月”景区，并赏赐给皇四子胤祯居住，至康熙五十(1711年)年初成，这就是圆明园的前身23，故现今在圆明园发现的这些康熙瓷器应该是康熙五十年以后作为胤禛的日常用品而配置的。因此，圆明园出土的这批康熙瓷器年代上限当为康熙五十年(1711年)，这一时间与“郎窑”的烧造时间相吻合。 正如郎廷极的好友许谨斋所赞颂的“郎窑本以中丞名，中丞嗜古衡鉴精”，郎廷极显赫的家世背景及其与皇室密切的关系，使得他有机会能够“网罗法物供品藻，三千年内纷纵横”，练就了良好的眼光和艺术鉴赏力。由于康熙时期人们对收藏明代宣德、成化官窑的推崇，导致“宣成窑器夸前朝，收藏价比妤琳高”，在此环境下，嗜古成性的郎廷极在督烧贺寿御瓷的同时，借助地利和职务之便，“政治余闲程艺事”烧造仿制前朝宣成时期的瓷器，是为顺理成章之事。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郎廷极个人优秀的艺术素养在景德镇康熙时期高度发达的瓷业技术条件下，也确实成就了“郎窑”在仿古艺术上的超拔高度“比视成宣欲乱真”、“新来陶器仿前朝，混入成宣价更高”，以致“郎窑”的这些作品在康熙当朝就引发了景德镇民窑的竞相仿制，“俗工慕效争埏埴，百金一器何由得”。 综上，借由康熙六十大寿展示贺寿御瓷之契机，再加上“郎窑”在仿古方面的突出成就，我们就不难理解“郎窑”为何能够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前后声名鹊起了。 六、“郎窑”与“郎窑红”的关系 在讨论“郎窑”这个题目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关于“郎窑红”的争论，因为“郎窑红”是否属于“郎窑”所出近年来备受质疑。笔者以为，本文在对“郎窑红”展开正式讨论之前，需稍作拓展，先对康熙朝“豇豆红”、“祭红”作一介绍。同样是作为高温铜红釉家族的成员，“豇豆红”、“祭红”、“郎窑红”三者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在年代上也不一致。 一)豇豆红 以往判断豇豆红之年代归属时多承袭晚清民国以来厂肆之说，认为是康熙晚期之物，是在仿造宣德鲜红釉瓷器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新品种，或者直接归附于“郎窑”名下。然而此说与事实不符，上海学者汪庆正、陆明华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提出新论，认为豇豆红是康熙“臧窑”产品，即为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七年之际(1680-1688年)，后来香港中文大学林业强馆长又有详加论述24。 事实上，“豇豆红”为近代之名，原名“吹红”。“臧窑”烧造豇豆红釉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如《景德镇陶录》卷五“康熙年臧窑”条中就清楚提及“浇黄、浇绿、浇紫、吹红、吹青者亦美”;在成型、款识等工艺特征方面(图28)，豇豆红与康熙中期的“臧窑”产品表现出一致性，而与康熙晚期的“郎窑”则不符。关于豇豆红年代的详细论述，读者可以参见前述学者的论文，本文点到即止，将不一一赘述。 二)祭红 祭红的颜色深沉失透，均匀静穆，为康熙朝恢复的一类高温铜红釉，器形丰富，品类甚多。从目前所见的康熙祭红器来看，所写款识风格、笔路均明显不同于典型“臧窑”时期和更早期的康熙瓷器写款，反而与“郎窑”作品接近。郎廷极的好友许谨斋所撰《郎窑行，戏呈紫衡中丞》诗中有“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说明郎窑一定烧过青釉和红釉祭器“贡之廊庙”。查国内外公私收藏，可以看到有不少康熙祭红器的年款写法与前述“御赐纯一堂”款关联的“大清康熙年制”款一致，例如北京故宫收藏的祭红釉梅瓶(图29)、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祭红釉橄榄瓶、竹月堂收藏的祭红釉碗盘等等。从文献记载结合款识分析，可以认定这批祭红瓷器应该是“郎窑”的作品。对此林氏一文已早有论述25，笔者深表赞成。 三)郎窑红 “郎窑红”是康熙瓷器中的一类名品，为仿宣德宝石红釉而成，其鲜亮厚润的宝石釉色和高难度的工艺技术，使得其起身价不菲，深受近代鉴赏家、古玩商的推崇。不过，近年来“郎窑红”是否属于“郎窑”作品则备受质疑。质疑的理由归结起来有二：一是“郎窑红”在清前期(嘉庆以前)的文献中不见记载，直至嘉道以后，方为诸家著录，声名远扬;二是“郎窑红”均无款识。因此，质疑者认为这类俗称“郎窑红”的器物被视为“郎窑”之物是古玩商攀龙附凤以求牟利的结果。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持审慎的态度。 虽然“郎窑红”在清代嘉庆以前没有见诸文献记载，但是“郎窑红”为清宫旧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且至少在乾隆以前就已入宫，著名的例子是北京故宫收藏的郎窑红釉直口穿带瓶，器底刻有乾隆御制诗(图30)。此瓶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们俗称的“郎窑红”这类瓷器在仿宣德宝石红釉方面的确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以致于见多识广的乾隆皇帝也将之误认为是宣德器。而从造型、胎质、成型特征等方面观察，“郎窑红”与康熙朝青花、五彩多有共通，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所称的“郎窑红”是康熙朝产品。 从制瓷业发展规律以及商品经济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难想象康熙时期的景德镇民窑会突发奇想挑战“郎窑红”如此高难度的仿古技术?因为景德镇迄今流传一句俗语“要想穷，烧郎红”，无论此句从何时传来，可以肯定的是“郎窑红”的烧制难度绝非普通民窑所能承受，换句话说一定要有雄厚的财力支持和技术保障才有可能实现。前文笔者已经详细论述了“郎窑”在仿制明代宣德、成化官窑方面的突出成就，从仿古的技术难度看，就仿明代宣德、成化官窑而言，最为棘手最难攀登的仿古高峰就是失传已久的宣德宝石红釉，这一点对于嗜古成性的郎廷极“郎窑”恐怕也是最大的挑战。笔者以为，“郎窑红”在技术层面上就已经决定了其不可能由民窑自动研发，而只能依靠有官方经费支持的窑场“郎窑”，反过来说康熙朝“郎窑红”仿宣德宝石红釉的成功是不惜花费一切代价追求换来的成功，这就充分反映出摹古者对宣德官窑推崇至深，从情理上说这是符合“郎窑”的摹古性格的。 另外，我们从前文看到的“郎窑”在仿古方面达到了“仿古暗合，与真无二”的程度，“其摹宣成，釉水颜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郎窑”是对前朝宣德、成化瓷器的绝对忠实仿制，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最大程度的仿制?最直观、最基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参照原物，后世唐英督陶时期摹古赵宋的诸项颜色釉成就斐然，少不了临摹“内发旧物”，也就是就是从内务府借来实物，对照仿造，效果最佳，这是成功的基本保证。既然“郎窑红”是为了仿宣德宝石红釉，普通民窑几乎没有机会能借到或拥有宣红旧物，而能具备这样条件的窑场，在康熙后期也只有半官方背景的“郎窑”才有可能。 至于“郎窑红”器无款识，则更不足为据。因为款识并非判断是否官窑的唯一标准，且康熙官窑瓷器中无款官窑数目亦不少。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二年十月十六日内务府奏案： 八月初一日太监高玉传旨着将库贮康熙年号、雍正年号所有瓷器数目查明具奏，另查得“康熙年分无款琢器一千三百二十三件，无款圆器四千五百十一件。”26 以上可见，“郎窑红”虽无明确的直接文献依据证明其与“郎窑”有关，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也没有明确有力的依据能够证明“郎窑红”与“郎窑”无关。笔者从制瓷业发展规律、技术层面及相关档案文献考察，认为“郎窑红”与“郎窑”的关系不宜被轻易否定。 结语 本文从文献史料出发，结合实物和考古资料，在分析康熙官窑烧造模式的大背景下对康熙“郎窑”做出了新的探讨，所得出的认识小结如下： 康熙一朝六十年里，官窑的烧造模式并不统一。“郎窑”是由官方出资(很可能出自内务府)，而由私人(郎廷极)承办的窑场，是一种低调模式烧造的康熙官窑。 本文考证出“郎窑”的声名鹊起与其承办康熙贺寿御瓷有着密切的关系，“郎窑”是为烧造康熙皇帝六十大寿的贺寿御瓷而专门设立的。 “郎窑”的烧造时间并非传统认定的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1712年)的八年之久，而是始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后，结束于贺寿御瓷的完成之时，其结束时间不会晚于康熙五十二年三月。 “郎窑”以非官方的低调模式烧造，“御赐纯一堂”、“振鹭”款瓷器等皆为郎廷极的私家堂款器物;本文勾勒出“郎窑”的官方作品的两类主要代表作：一为康熙六十大寿的贺寿御瓷，一为表现郎廷极个人嗜古情怀的仿古(特别是仿宣成)之作，其水平达到“比视成宣欲乱真”之程度。 在现有的资料条件下，“郎窑红”与“郎窑”的关系不宜被轻易否定。 英国伦敦东方陶瓷学会会员?黄清华 注释： 1 清·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卷之四《陶政》。 2 清·道光三年《浮梁县志》卷八《陶政》。 3 本文主要依据以下图录上发表的资料：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瓷器类选·清顺治康熙朝青花瓷》，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窑瓷器》卷一，上册，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杨新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第36册《青花釉里红》(下)、第37册《颜色釉》、第38册《五彩·斗彩》、第39册《珐琅彩·粉彩》，商务印书馆(香港)，1999年版;碗礁一号水下考古队：《东海平潭碗礁一号出水瓷器》，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上海博物馆：《上海博藏瓷选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与英国巴特勒家族所藏十七世纪景德镇瓷器》，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版;铁源主编：《江西藏瓷全集·清代(上)》，朝华出版社，2005年版。(日本)相贺彻夫编集：《世界陶磁全集》第十五卷《清》，株式会社 小学馆，1983年版。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黄冶窑考古新发现》，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巩义白河窑考古新发现》，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5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第九、十章《明代的陶瓷》、《清代的陶瓷》，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6 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与英国巴特勒家族所藏十七世纪景德镇瓷器》图版73、74，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223页。 7 长沙窑课题组：《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8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第八章《元代的陶瓷》，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9 郎氏生平资料见于李绂撰《郎氏墓志铭》，(清)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百五十一·疆臣三。 10 (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四，二二零“磁器”条，第166页，《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排印本，北京，中华书局，2005. 11 (清)许志进《谨斋诗稿》·癸巳年稿下，《郎窑行，戏呈紫衡中丞》，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末年刻本，索书号：集9326 12(清)许志进《谨斋诗稿》·癸巳年稿上《戏赠叶生》，同前 13 童书业着、童教英整理《童书业瓷器史论集》，中华书局，2008年，页57-69。 14 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七期，上海，1996年，页92-110。 15 林业强《郎廷极——康熙晚期的江西巡抚及有关之御窑厂制品》，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刊，卷68,2003—2004，页27-49;林业强《汉军三人及其单色釉瓷》，见《五色琼霞——竹月堂藏元明清一道釉瓷器》，页24-26，香港，2005 16 (清)谢旻修《江西通志》卷十九“公署一”，“南昌府·巡抚都察院”条，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雍正十年刻本，典藏号：X/3193/82 17 郎廷极《江西巡抚郎廷极奏请将大理寺卿等现任官员发下质审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439页。 18 臧窑停烧时间有二说：年希尧于雍正五年奏折上记述为康熙二十五年;清雍正《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为康熙二十七年，并且于第二年增设茶库、瓷库，以为安放之用。比较两说，似康熙二十七年更为符合，本文从后说。 19 (清)黄家遴：《饶州府志》卷之十一“陶政·陶政考”条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典藏号：X/3194/813/81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725。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208-209。 22 康熙二十七年明珠失势之后，安氏父子为明珠于天津经营盐业，并致巨富，与同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山西巨富亢氏齐名，并称为“北安西亢”。毕竟属于明珠旧仆，曾不自觉卷入康熙后期诸皇子夺嫡斗争，处于与胤禛对立的阵营，故胤禛登基后渐遭查算，为求自保，雍正三年(1725年)天津改卫为州，安尚义父子自请修筑城墙，费时六年，耗尽家资，最后不得不出售藏画以竟全功。安尚义至少在雍正八年前后尚健在。关于安氏父子生平事迹，可参见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上册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04-807。 23据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十记载，圆明园为“藩邸赐园，康熙四十八年(1709)所建。”。据《圆明园记》，“园既成”，康熙皇帝亲自给该园题园额“圆明”。乾隆皇帝有《五福堂对玉兰花迭去岁诗韵》一诗，诗内有一条自注：“盖谓圆明园经营于康熙辛卯(1711年)。”因此，实际情况是胤祯于康熙四十八年“拜赐一区”，玄烨于康熙五十年辛卯题园额“圆明”。皇帝给皇子的园子颜额，是该园开始“经营”的标志，故胤禛入居圆明园应在康熙五十年之后。 24汪庆正《景德镇康熙瓷》，陆明华《清康熙官窑瓷器烧造及相关问题》，二文均收于汪庆正编《上海博物馆藏康熙瓷图录》，香港两木出版社，1998 25林业强：《汉军三人及其单色釉瓷》，《五色琼霞——竹月堂藏元明清一道釉瓷器》，香港，2005，页24-26。 26 转引自《清代御窑厂烧造瓷器的数量》，铁源编《江西藏瓷全集·清代》上册，页240，朝华出版社，2005 博宝声明：文中出现的数据均来自博宝艺术网数据中心，文章内容仅供读者参考，转载请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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