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陆来到台湾，满目多是高楼广厦。见得多了，虽然仍有雄伟壮观之感，然而却也觉得那都不过像一幅画、一帧照片，甚或是一段幻梦，与一般的人们并没有更多的相关，并不会令人感到更多的亲切。
耕云禅学基金会的陈维沧先生与我可称是忘年之交。当我与他一起穿行出入于高楼广厦之际，向他提出想拜访耕云先生时，他郑重地想了想，才微微一笑，点点头说：“以往我们也曾邀请过学者来访，但都没有向耕云先生引荐，对你可以破个例了。”我心中暗自有些高兴，不过仍有一丝云在心头浮过：耕云先生久负盛名，桃李天下，一定也是在哪座高楼广厦中，仰之弥高的吧？
陈先生驱车送我和合唱团的梁老师一同去拜见耕云先生，车子驶出台北市中心的繁华区，两边虽然仍有各式各样的店辅买卖，但显然比中心区的规模小多了，人也不似那样摩肩接踵。最后驶进一条小巷，道路不宽，一条狗懒洋洋地伏在路边人家的门前。车子停在一家餐馆门口，好在餐馆已经歇业，正贴着告示准备转让，停车倒有了方便。小巷里已没有了车来车往的喧嚣，台北冬日温暖的阳光洒在路面上，空气中有一种似雾非雾的朦胧感。
陈先生走到一座颇为陈旧的不高的公寓楼下，按响了暗色油漆铁栅门旁的门铃。稍等一瞬，门开了，我们一行沿着不宽的楼梯走了上去。这样的楼道，和北京最普通的六层宿舍的楼道几乎没什么区别。我已经暗暗地有些愕然，与自己的预想相差竟如此之多。
耕云先生已来到门口，师母在他身后。1992年大陆闹水灾时我在北京见过先生，他对同胞之难感同身受，感召随访的团员捐献了身边的全部现钞和二斤黄金。当时只觉得他形象很矍铄高大，并不像上了年纪的老人。但今天我确是站在这位不老的老人面前了。他看人很专注，眸子黑亮深邃。事后曾洗出我与先生的合影，由于显影不足，照片上人物和背景都淡淡的，却有两个赫然的黑点令人难忘，那居然就是先生炯炯有神的双睛。他讲话起初很慢，以长者之风招呼我们坐下，随后渐渐讲得快起来，等我向他请教时，他已是侃侃而谈，妙语连珠，又全然不像老人了。
我们不像一般人那样寒暄客套，而是像师生重逢一样，劈面便要问道。我首先提出自己的、也是当今从事人文科学或社会文化事业的知识分子的困扰：在如今商品经济浸入各个领域的社会氛围中，我们手中没有实力，要办一些有益于民族与民众的文化事业，就要先为经济困难去折腰。我是耻于手背朝下的，我甚至想先去挣了钱再全部拿来办文化、办教育……但中心摇摇，莫衷一是，因此想就教于先生。
先生没有一丝笑容，他理解我，因为他知道这并非是一个想发财的遁辞，于是很认真地开始了回答。
他说，从古至今，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要有分工的，不能大家都做同一种事。每个人的资质不同，有些事能做好，另一些事却并不一定也能做好，或者说不一定比别人还好。有些人擅长于经济运作，但文化方面只有景仰赞助，让他亲身去做，很难出色。经济上有成就的人愿意拿出钱支持文化事业，供养文化人，说明他们意识到文化比金钱更可贵。如果文化人自己却要放弃文化而追逐金钱，岂不是自己反倒看轻了文化么？古人推崇“高风亮节”，今人也还要有这一点风骨节操才好。否则，即便因弃文经商而真的成了陶朱公，大好的光阴不免已虚度过去，比挣钱更重要的“为天地立命，为圣贤立言”的大任也不免要辜负，这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是一种损失。
他把话题落到我的问题上，幽默地说：“你这个人就不必经商了，以后也用不着再折腰，缘份到了，自然会有更多的人来辅助你。”
一句话引得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气氛也轻松多了。于是耕云先生便行云流水般畅谈起来。
他认为，人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扬善抑恶方面，都有许多应做的事。台湾的物质生活发达充裕，人便容易骄奢淫逸；大陆有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大家壮有可为、老有所养，本是好事，但也容易使人产生依赖性、惰性。这都是缺乏针对人性中坏的一面去教化的结果。
谈到人格，耕云先生声调颇为铿锵。他主张国有国格、人有人格，中国人不能靠洋人解决中国人自己的事，不能告洋状。他反问道：“是不是还要八国联军再来一次呢？那样的历史不能再重演了！”
耕云先生是“安祥禅”的首倡者，我们自然要向他请教有关“安祥禅”的问题。他认为，名之为“安祥禅”，是由于要表示一种与大宇宙相合的天人合一的心态，没有别的更好的字眼，只好用“安祥”二字。其实，“原来如此”，就是真理，其大无碍，“安祥”只是一个标志，“即相离相，即念离念”，才能获得某种不可言说的心态。有的人讲到佛法，“如是我闻”四个字可以讲四天，越讲越玄，并不可取，也不是佛法的本来面目。“无念”、“无住”、“无相”，凭这种心态是做不到的。
我听得津津有味，为了让耕云先生多讲一些，便不断提出问题。我说，“安祥禅”，毕竟占一个“禅”字，您的教诲中也常常引用佛教的理论、典故和公案，那么“安祥禅”与传统佛法是如何相联系的？
耕云先生笑了，我这一句显然引出了他的知心话。老人家谦虚地说，作为中国人，他自幼崇仰巡民教化的圣贤，但他认为，具备教化的水准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因此，他将自己的心得名之为自悟自得的一种“禅”，只讲给有心之人、有缘之人、有觉之人、有悟之人。至于佛法，是他从少年时代便倾心研习的，经过抗日战争，他成长起来，对佛法的了解也逐步深入。他仰慕释迦的伟大人格，受到他的智慧的浸润，因此愿意以佛法为内涵来表达自己的觉悟。
不过，耕云先生仍难以忘情于“教化”的社会功能。他认为，以台湾社会来看，物质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但犯罪率并未降低，说明仅有物质的满足是满而不足的，必须有一种能令人觉悟的思想来教化民众。他不反对健全法制，但不相信仅靠法庭和警察便能治理好一个社会。没有宗教，难以发挥一种安定人心的影响力。先生悲天悯人的慈心在谈话中时时流露。他强调应提倡对因果律的认识，这不是迷信，表面上看是宗教，其实是一种理顺社会生活的理性逻辑。
十分艰涩枯燥的话题，在耕云先生口中却淡淡讲来，如寒泉细流、清澈见底。他讲自己的身世、经历、感受和心得，坦坦荡荡，正像他自己倡导的那样，他做的事都是可以讲给别人听的，不愿隐瞒，也不必躲闪。
我一边聆听默记，一边看着先生身边茶几上的一架大理石小屏风。那屏风上黑白相间，纵横交错，一片朦胧，有意看时，不过是一些无形无状的纹理而已。但若无心一瞥，却不禁令人暗自叫绝！那竟是一幅远山依稀、近树婆娑、流水潺潺、行云飘渺的山水图。这是一幅由天地孕育融铸了不知多少岁月才成就的天然图画！从这画图中的另一个世界里，我仿佛听到了耕云先生话音的回响。
我怕耕云先生劳神太过，谈了近一个小时便告辞。先生和师母又起身送我们到门口。我望着耕云先生，仿佛又看到他身边那幅大理石屏风。这是一位“天然去雕饰”的人，是一位既不平凡却又平凡的人。他的不平凡使我们受益，他的平凡使我们感到亲切。
初来时我心头的那一丝浮云早已飘得无影无踪，到像是有些大理石的纹理在心间交错。我走下小楼，走入小巷，台北冬日的阳光落在肩头，眼前明晃晃的。我忽然想起少年时曾读过语文老师去拜访一位老书法家后写的两句诗，当时觉得以其诗征其人，未免有些溢美，但此时此刻却不由得轻吟了一声：
“寻常巷陌寻常寓，藏有惊天动地人。”
（王志远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书画家协会副主席，1998年在《法音》、《佛教文化》同时发表《回顾千载展望百年──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主编《中华佛教二千年》画册，200万字。该画册重88斤，已打破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世界记录。在画册中撰写《中华佛教二千年简史》15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