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学不再价值｜儒学视野下的文人画

昵称29149705 201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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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人画”兴起以来，中国绘画的价值功能已经越来越背离其原初的艺术精神，这一状况在当代尤然。

　　“伦理美学”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最高理念。在中国画学史上，道德价值的诉求、人格境界的提升始终最为画家所重视，盖绘画是用来表达个人对历史、现实情景、个人心灵和生命经验的主观呈现和感悟，这种呈现和感悟必须是高尚的，至少是“思无邪”的。比如：当画家用视觉传达有如梅、兰、竹、菊等题材时，往往最为注重的并不在其形态的美感，而在于其是否被作为一种高洁人格的象征。

　　这种艺术观即“比德”审美。从古老的《诗经》《楚辞》以来，艺术已经习惯于使用花木鸟兽来作为隐喻、比拟、嘲讽、感喟的借口或陪衬，最典型的文本莫过于《离骚》，它将抽象的意识品性和复杂的政治社会关系以象征的手段生动地化为草木香花，这种做法使遵循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文人们此后数千年中，常常在花草鸟兽的描写上寄托着他们最深沉的情感与最恢宏的理想。王逸评论《楚辞》时所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 作为国画精神论之也未尝不可。

　　“比德”审美观形成了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中一种独特的精神倾向，即注重自然山水审美的人伦精神和人文精神，君子渴望通过作品的比德化功能起到了传先贤之教化、垂圣人之典范的功用。

　　在艺术创作中，作者的人格修养和理想追求，对客观事物的价值或意味的发现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使艺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跃动有不同的层次，使艺术精神呈现不同的境界。北宋理学家们为了实现他们的教化理想，也常常不忘将经学之旨输之于画，使绘画成为体道宗经的工具之一。对此，明初理学家宋濂有很详细的论述。比如：“古之善画者，或画《诗》，或图《孝经》，或貌《尔雅》，或像《论语》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经而行。”明初书画家王绂作《书画传习录》共列六门：第一为道德门，主要是“采道德之言”以资艺事，而篇中所列全为两宋理学人物，有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邵康节、司马温公、杨龟山、朱子、张南轩、蔡元定、陆象山、陆九龄等十二人，一一叙其行迹、录其出处大节、摄提其理学主旨，以为“临池者观感而兴起焉”。该书所强调的“涵泳经史”，实际上就是由理学入手而把握儒家思想，从而陶染性情、发为画艺。

　　“附经而行”“涵泳经史”的思想在其后的画学中也得到一定重视。清代唐岱《绘事发微》列有《读书》一节，将六经的精神点点滴滴地落实到了绘画之中：

　　“欲识天地鬼神之情状，则《易》不可不读；欲识山川开辟之流峙，则《书》不可不读；欲识进退周旋之节文，则《礼》不可不读；欲识列国之风土、关隘之险要，则《春秋》不可不读；大而一代有一代之制度，小而一物有一物之精微，则二十一史、诸子百家不可不读也。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思，腕下具纵横万里之势，立身画外，存心画中，泼墨挥毫，皆成天趣。……彼懒于读书而以空疏从事者，吾知其不能画也。”

　　从宋代绘画开始分野，以赵佶为首的院体画和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推崇“墨戏”的文人画并驾齐驱，然而宋代以降，以“墨戏“为目的的大多数文人画家所涉及的题材却日趋狭窄，主要是为他自己所熟悉或者是有兴趣的几种，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象征的象征物，题材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题材自身以外很多，这样一来，文人画家所重视的便只是那些大家所已经认同的象征意义，而反过来忽视作为描写对象的题材的细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