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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烦》是东汉年间（公元148年）书刻于褒斜道石门西壁的一块摩崖刻石,全称《故司隶校尉健为杨君颂》,是当时汉中太守王升表彰杨孟文等开凿石门通道的功绩。刻石迄今已近二千年，但刻石画貌仍然如新。它是一篇连同书丹者的笔意，镌刻者的凿工均完好保存下来的东汉赋颂佳作。《石门颂》以其态肆奔放、率意天真、豪迈浑穆的书法特点享誉古今中外书坛，被称为汉隶名碑、“汉三颂之首”、“隶中草书”。清人杨守敬称“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或如长枪大戟，挺劲飞动。”康有为亦为文盛赞《石门颂》书法。日本书界巨擎种扇舟先生称“汉中石门，日本之师”。中田勇次郎教授诗赞日：“石门摩崖隶草奇，天然古秀入神技。春潭千丈绿依旧，移得岭岩中外知。”汉中对外开放以来,国内外书界游旅纷纷来汉，争睹石门书法风采……，可见《石门颂》在国内外和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 《石门颂》的书写不同于其他任何汉隶（除形质略似的《杨淮表》外），很少重按铺毫，大多是用三分笔尖垂直于纸涩笔推进，笔画的波捺提按幅度小，转折缓慢自然如行云流水，因而形成它笔画粗细差异不大，下笔虽轻但质感强烈、金石味浓的独特风格。由东汉迄今,历代重视“石门摩崖”刻石的专家学者数以百计，如宋代的欧阳修、赵明诚、郑樵、陈思、王象之，明代的严盛、赵函、陶宗仪、周弘祖，清代的顾炎武、钱大昕、王昶、翁方纲、阮元、冯云鹏、叶昌炽、罗秀书、万方田、徐廷钮、张少村、康有为，当代的容庚、郭荣章等等都直接或间接的为石门摩崖刻石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涉及《石门颂》。
《石门颂》大放异彩，身价陡增，是清末与近代的事。清朝张祖翼有一段有趣的论述:“然三百年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写《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石门颂》的章法与康崖碑碣相比显得特殊，它的额题，“故司隶校尉健为杨君颂”十个大字是放在正文的上方，而不像一般摩崖通常是放在正文的右面，且题目十字用笔极为细劲，形态生动，且与《石门颂》的文字形成极鲜明的对比，故放在文的上端显得醒目，它奠定全文的书写基调，给人别开生面的感觉。使文题既有对比，又相呼应，可谓落笔不凡。而这种标题方法，也为以后出现的一些隶书碑碣所借鉴。
《石门颂》中顺数第二行第四个字“高祖受命’的“命”字，倒数第六行最末一句“世世叹诵”的“诵”字和文中王升的“升”字，直画都特别伸长。而且“命”字长过两字，第三行第九字“道由子午”的“道”字捺特大，这些都吸收了汉简中的表现手法，它反映了作者不拘绳墨、挥栖自如的书写风格。 《石门颂》的笔，基本上乃采用篆法，就是代表隶书，蚕头燕尾的笔法，也没有细致地刻画出来，只是一条稍向上排的圆浑的笔道，看出好像用秃笔写成。其每笔起处逆锋，收笔回锋，线条含蓄瘦健圆劲，有篆书之笔意，如文中的“坤”、“尤”字便是用篆法写成。“定.、“寒“、“空”等字的宝盖篆意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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