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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新闻媒介报道了一则消息，题目比较醒目，即《河北发现“政和礼器”丰润牛鼎 世界仅存两尊》，因文章不太长，移录如下： 近日，一尊丰润出土的牛鼎在河北省博物馆库房被发现，这对冀东历史文化的挖掘开发与古代礼器的考古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据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等多名考古学家考证，丰润牛鼎为北宋时期（政和年间）复古仿制的礼器，寿命大致为900年，与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的牛鼎同为世界仅有的两尊“政和礼器”牛鼎。而丰润牛鼎作为第一个仿制品，应该比台北牛鼎更为珍贵。此鼎属青铜器，重55斤，上部两侧各有一长方形折耳，腹底铸有牛腿状的三个鼎足，足肩各铸一牛头向外，故得名“牛鼎”，且鼎腹内壁有41字铭文。现代学者推测，北宋靖康二年（1127），金兵掠虏徽、钦二宗以及抢来的金银财宝北上，中途曾驻跸丰润，而牛鼎可能就是此时遗落到丰润民间。直至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丰润县府在组织百姓修建书院时，发掘出这尊古鼎，才得以重见天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丰润牛鼎几经辗转，1953年被上交到河北省政府，后半个多世纪杳无音信。最近，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整理库房时再次发现了这尊古鼎。省文物局将其确定为国家二级文物，并于近期在新建的博物馆中展出。届时，历经千年的丰润牛鼎得以重现光辉。 其实，文章中所说的丰润牛鼎，早在230多年前，即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嘉学派的著名大师程瑶田就已对其作出了详尽的考证。 程瑶田（1725—1814），清代著名学者、徽派朴学代表人物之一。小名千儿，字易田，又字伯易、易畴，号让堂，安徽徽州府歙县人。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恩科举人，五十三年（1788年），大挑二等，得吏部选，为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县学教谕。嘉庆元年（1796年），诏开孝廉方正科，赴礼部会试，举孝廉方正，赐六品顶戴。与戴震、金榜俱从学于江永。精通声律、训诂，提倡“用实物以整理史料”，开启了传统史料学同博物考古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在训诂、象数、名物、制度、天文、地理、历算、声律、金石、书法、篆刻等领域，程氏皆有深入研究，堪称一代通儒。 乾隆四十年秋，程瑶田初到丰润。在丰润文庙游览时，见到了文庙所藏的牛鼎，遂作了一番考证。牛鼎“重五十五斤。两耳三足。足承鼎腹处为牛首，足末为牛蹄，故铭曰‘牛鼎’也。高通足一尺二寸有奇，耳高五寸有奇，出鼎口者三寸有奇，通高一尺五寸有奇也。腹深八寸八分，口径一尺六寸六分，边一寸四分，去其边得径一尺三寸八分。前面一足当中，后面近两耳处为两足。腹内有铭，当前面一足之上铭五行共四十一字，其文曰： 惟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作宋器。审厥象作牛鼎，格于太室，迄用享，亿宁神休，惟帝时宝，万世其永赖①。” 关于牛鼎的来源，程瑶田在《记丰润县牛鼎呈朱竹君翁覃溪两太史》文中亦有“县志谓前明掘土得之”字样，因手中无丰润地方史志，故没有核对。 因铭文中有“甲午八月丙寅”及“宋器”字，程瑶田认为“适与刘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为甲午、八月二日为丙寅相合”，“此鼎为刘宋（454年左右）时物无疑也”②。 不久，有翰林汪师韩对牛鼎的铸造年代提出异议。汪师韩(1707—？)，字抒怀，号韩门，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师韩年少时就工诗善文，名闻四方。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奏直起居注。因母病假归。尚书张照为武英殿总裁，上疏荐举师韩校勘经史。后又受大学士傅恒推荐，入直上书房，复授编修官。未几，落职。客游畿辅，直隶总督方观承延请主讲莲花池书院讲席。 汪师韩认为，牛鼎铭文中有“格于太室”一句，考“孝建甲午（时代）尚未营建明堂，不应先铸明堂格庙之鼎”，“谓鼎当铸于赵宋政和（1111—1117）年”③，汪氏还著有《丰润古鼎考》一文，并刻入了自己的文集中。程瑶田随即在《丰润牛鼎说示潘二生》文中，对汪说进行了驳斥，因文太长，此处不引。 康熙中丰润知县方朴山，曾著有《浭阳杂兴》诗，其中亦有“赝鼎摩挲学舍昏”之句，并自注云：“学宫古鼎为某学师以赝者易之”，认为牛鼎是赝鼎。程瑶田经过仔细查验，确为真品。方先生只是“但据谣谚云云，未知深考耳”④。 17年后，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程瑶田在为朋友司马达甫鉴定雕戈拓本时，偶然发现牛鼎铭文中的“肇作宋器”，应为“肇作寶器”，“据薛氏《款识》⑤载祖辛卣⑥‘寶’作‘宋’以证之”。“今考定‘宋’之为‘寶’”⑦，起因是铸鼎人模仿古篆，致使后人出现误读。遂又作了一篇《考定丰润牛鼎非宋器记》，即丰润牛鼎的铸造年代既不是刘宋年间，也不是赵宋年代⑧。今鲁东大学教授陈冠明在《程瑶田全集》“前言”中，对此事亦有专门评价：“程氏为考古学家，……所考大多精确不移，令人折服。如辨‘宋器’当为‘寶器’，‘吉用’当为‘寶用’，即为典型例子。”⑨ 那么，丰润牛鼎究竟是什么年代制成的？程瑶田没有给出答案。相信在考古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解决这个问题，应不是难事。  图为程瑶田摹写的牛鼎41字铭文 丰润历史上还有一件金石韵事与程瑶田有关。 被誉为丰润一景的披霞山，位于丰润城北三里。披霞山，南北长900米，东西宽250米，海拔75.4米，状如南北放置的一把琵琶，因此古时也有人称它为琵琶山。每逢夕阳西下，层林尽染，披霞晚照，满目殷红，的确美不胜收。 在披霞山南山脚下有一座真武庙，庙内有一个旧石幢⑩，踣倒在地，多年无人理会。当年程瑶田发现这件古物后，即作了仔细考证，石幢“高可三尺，八觚（棱角）。觚面之广，度以今尺，不及七寸者，凡四面。四隅加敛（收起）焉，面凡四寸。自一隅始，环而书之者六面” 11。字体有大小，行数亦不一。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月廿四日，程瑶田带着纸、墨等工具再次来到真武庙。由于年代久远，石幢上的刻字已漫漶难辨。经反复洗涤，才隐约能认出数十字来。“其建首三字曰‘圣寿院’，……次二行有‘玉田俗姓郭氏’字，……次三行有‘即圆成寺也，至天庆八年前九月’字，次五行有‘维天’字，次六行有‘圆成’字”等12。 根据所拓文字，程瑶田认为，“天庆”为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第二个年号，天庆八年（1118年）也是宋徽宗（赵佶）的重和元年，这一年是闰九月，与石幢上的“前九月”文字相合，遂断定石幢是辽代天祚年间旧物。至于“圣寿院”“圆成寺”，“疑此地为故圆成寺，至是改圣寿院”。但经查阅丰润地方史志，却没有记载，致使“邑之古迹遂不复有能知之者”。若干年后，再经风雨侵蚀，石幢上的文字，恐怕更难辨认了。程瑶田觉得自己的收获，“其于丰润亦有小补者焉” 13。 远在江南的徽派大师，又是怎样接二连三地与河北的丰润有了接触的呢？据罗继祖先生所撰《程易畴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程瑶田从南方“至京师应礼部试，不售”。因程氏名声在外，京城官宦人家，竞相聘请，“延课诸子，遂留京师”。三十七年（1772年），武夷县令何圣容（思温）请程瑶田“至武夷，课其子” 14。后四十年（1775年）秋，何圣容奉调丰润知县，程瑶田亦随之前往，这才有了前面说过的考证牛鼎年代之事。是年，程瑶田又应礼部试，不售。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师兄戴震（东原）去世，程瑶田返回家乡。何圣容亦卒于京师。四十三年（1778年），计偕上京15。夏日，因表弟潘仿泉已被授为丰润知县，又到丰润与表弟相会。当游览丰润县北披霞山时，在真武庙（院）见到古经石幢，又有了考辨石幢文字之事。 程瑶田在治学过程中，注重调查研究，提倡实地考察。在丰润居住期间，曾多次到田间地头，向当地农民学习种植、收获粮食作物的相关知识，后在其《通艺录·九谷考》中，数处提到河北丰润的作物品种情况，当是其亲身实践的结果。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潘仿泉复召先生至丰润，课其二子”，《丰润牛鼎说示潘二生》即为此时所作。后潘仿泉父亲卒于家乡，潘氏亦致官奔丧，程瑶田遂在“五月，返京师” 16。后程瑶田曾授徒灵山。晚年失明，尚口授《琴音记续编》，使其孙写定。程氏自少至老，笃志著述。性和缓，终身不解诟詈17。嘉庆十九年（1814）卒，年九十。《清史稿》《清史列传》等均有传。 注释： ①《通艺录·解字小记》，见清程瑶田撰、陈冠明等校点，《程瑶田全集》第二册，黄山书社，2008年12月，第530页。 ②③同上书，第531页。 ④同上书，第534页。 ⑤薛氏《款识》：即《薛氏钟鼎彝器款识》，金石考证汇编。南宋薛尚功著。二十卷。此书临摹古器物之铭辞，遂加笺释，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图为主。后世考释金文之书，多仿其体例。 ⑥祖辛卣：是中国先秦时期酒器。口椭圆形，足为圈形，有盖和提梁，腹深，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圆筒形等。 ⑦⑧《通艺录·解字小计》，见《程瑶田全集》第二册，第535页。 ⑨《前言》，见《程瑶田全集》第一册，第29页。 ⑩石幢：指刻着佛号（佛的名字）或经咒的石柱子。 1112《通艺录·读书求解》，见《程瑶田全集》第三册，第193页。 13同上书，第194页。 14《程易畴先生年谱》，见《程瑶田全集》第四册，第180—181页。 15《通艺录·修辞余钞》，见《程瑶田全集》第三册，第316页。 16《程易畴先生年谱》，见《程瑶田全集》第四册，第183页。 17《附录·文献徵存录》，见《程瑶田全集》第四册，第213页。 （周景宝，乐亭县文化研究会会员，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会员。）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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