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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记得国家宣布二孩政策放开当晚，我在微信上发感慨“对于我们这些已经爬上四十的70后夫妻，这个政策利好就受用不起了”。然而平静的心境在老母亲几天后的一个电话之后还是起了涟漪。
“就是你们这些有兄弟姐妹的人也可以多生孩子了的政策啊。”
“哦，我当然是当天就知道了啊，我自己就是做新闻的。”
“那你们生不生，我告诉你哦，你小学同学其伟剑飞他们都要生了，还有邻居家当医生的霞飞她们也是等了这个政策很多年了，这次都要生了……”
“哎，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想的，什么时候也听听我们老人的话啊，钱再多有什么用，人是最好的财产……”母亲失望地挂了我的电话。我心也忐忑。
当天的饭桌上和我家人试探性地说起母亲打电话来的事，假装不经意地问大家“要不我们也再生一个响应下，如何？”
14岁的女儿严肃地看了我几眼，问道“你肯定你还能生吗，你都已经四十几岁了！” 我婆婆像是被我的想法吓坏了，迟疑片刻，表态：“如果你们真想再生一个，你们最好先想好找谁帮你们带孩子，我肯定不行了。”
我的婆婆大人只比我大20岁，在2001年我女儿出生时，她才四十几岁，身强力壮。从那时起，婆婆就离开家乡，和我们生活在上海屋檐下，照顾我们起居。在中国，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如果没有了祖辈们的支持，双职工夫妇要生养一个孩子，可以夸张地用不可完成的使命来形容任务的艰巨性。
孩子爸爸尽管平时工作繁忙，从女儿初二年级开始，但凡不出差，饭后总是陪在女儿身边，帮她一起对付数理化课程中的疑难杂症。他这个曾经的“大学霸”对于我的二孩话题反应更是具有喜剧性：“我简直不敢想象，再过15年，满头银发的我还在陪着第二个孩子一起做数理化的题目！”
我们夫妇同属于70年代生人。我们出生时，还没有计划生育，因此我们各自有一个弟弟。我们当然知道手足之情，同胞之爱。孩童时我们在农村所谓“拆天拆地”，“上山下河”一起玩乐；成人后，我们在大事上相互探讨，经济上相互支持，赡养老人事项上也有商有量。如果时机合适，我们也愿意我们的孩子能像我们一样有这样的兄弟姐妹感情。可是，相差15岁的手足之情怎能和我们那时差两三岁的亲密关系相比。理论上讲，婆婆提出的“其他人来照看孩子”和老公提出的“谁陪伴二孩一起做功课”的两个任务都可以由我的女儿来承担。但是，在中国过去30年间，独生子女观念已经植根于大众思维模式。我无法想象我女儿会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尽心尽力照顾那个“虚拟”的弟弟或妹妹。我有足够理由担心一个新生儿的到来将会彻底颠覆我们目前家庭所享有的和谐。媒体隔三差五报道着兄弟姐妹之间为了争夺父母财产，法庭相见。小霸王接受不了父母想生二胎而以死威胁逼迫妈妈去打胎。再则孩子多了真有用吗，老年人把一堆子女告上法庭，寻求关爱和经济支持的案例也屡见不鲜。综合所有的因素，最大的挑战莫过于我女儿将要从“这一切都是你的”思维跨越到“你要和你的弟弟妹妹分享这一切”的现实。为了试试她的反应，我不惮以最血淋淋的事实下手“你看现在这房子是你的，到时有了弟弟妹妹，你就要表现好才能分到房子喽。”我其实想看看一个青春期少女歇斯底里的反应会是什么，结果我这点小伎俩根本没有用。女儿只是很不屑地耸耸肩，刻薄地反驳我，“你真以为你还能生出一个孩子来？”我不知道女儿问的“能”是指身体上还是经济上。但无论哪点，她无意都指向了症结。哪怕中年妇女如我还真能怀孕生一个孩子，我们在心理上都准备好了吗？我清楚记得过去14年我们全家是如何全心全意地抚养着女儿，陪她玩乐，给她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教育资源和其他一切一切。
我们可以说自己是衣食无忧的中产家庭。我们夫妻两人过去十几年一边兢兢业业工作，一边尽量陪伴孩子成长。哪怕上海是亚洲最贵的城市，生二孩的经济压力对很多家庭来说不是问题。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还能有对待第一个孩子那样的精力和热情吗？
更何况，假如我们真下定决心要再生一个，万一种子一直播种不上，难道接下去还得走街串巷寻访那些治疗“不孕不育”的专家门诊，这画面太惨烈，我不敢想象。目前现状，我们很幸福并满足于一个孩子的“优生优育”。三代家人之间相亲相爱，我们也准备了孩子接下来的高中与大学生活费用。另一个孩子将彻底打乱这一切，因此我们决定忘记这个“虚拟”的二孩，维持现状。只能让我的母亲伤感郁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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