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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学会听讲座-第20期 本期主讲：谭延桐 为什么写诗？ 诗歌不能没有盼头 这个盼头 会衍变出许多的盼头 包括我们人类的盼头   谭延桐，1962年5月生于山东淄博。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先后做过教师及《山东文学》《作家报》《当代小说》《出版广角》《红豆》编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读者》杂志社及南宁市文联签约作家，南宁文学院及多所大学客座教授等。 /11 07 你能告诉我日月为什么要发光鲜花为什么要开放鸟儿为什么要飞翔河水为什么要流淌海水为什么要荡漾吗？ 哈哈，开玩笑了。但，智慧的你一定知道，我又不仅仅是在开玩笑。 最初写诗，的确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一点儿刻意，也没有一点儿故意。或者说，是受了诗的诱引。心突然饿了，正好有好吃的诗歌在那儿摆着，我便不管好歹扑过去了。是的，诗歌很解馋。吃了之后，我的心就不再饿了。可这不饿也只是暂时的，过了不久之后，就又饿了，就又继续吃，继续吃……越吃越上瘾，渐渐地就改不了这个以诗为餐的习惯了，以大口大口地吞吃诗歌为生了。后来才发现，这美味的诗歌是上帝特意为我烹制的，觉得我是个可怜的孩子，不忍心看着我的生命继续瘦下去，对付不了经常地在世俗中出没的豺狼虎豹，便悄悄地给我准备了这样一份上等的营养品——你要知道，上等的营养品之于穷人那简直就是一份奢侈品——因此，在这里，我要首先谢谢上帝。 算起来，这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才十来岁，十来岁我已经写了厚厚的几个本子了。那些本子很简朴，那些诗歌也很简朴，简朴得就像是我的一个远房姐姐的嫁妆。往事历历在目。那时候，我真的就像饿鬼一样。写了好几年，才终于发现，诗歌不仅可以家养还可以牧养，就一批一批地放牧出去了——那时候投稿不用贴邮票，只在信封上写个“稿件/邮资总付”然后再在右上角剪个角就可以放进邮筒里怀着宽广的期待了。1978年，值得纪念，因为这是我初次发表诗歌的一个年份。记得很清楚，我当时的稿费是两块钱。两块钱，就相当于现在的两百块了，因为现在的工资和物价已经是那个时候的一百倍。就可见，那个时候比现在更尊重人们的精神劳动，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以经济为中心”这一说，“经济大革命”还没有拉开序幕。 写着写着，我就发现我走路走得更稳了，眼里也更有光辉了。写诗之前，我是茫然的，心力不足的，总感觉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至此，我才终于发现，诗歌是东西，饿了的时候可以当面包吃，天黑了可以当灯使，累了还可以当拐杖拄着，遇见豺狼了还可以当武器用……我就在心里把它叫做“亲爱的诗歌”了。亲爱的诗歌陪伴着我走过了好一段孤独的日子。 “朦胧诗”，我经历过了。都知道“朦胧诗”那个时期是一个辉煌的时期，人们对诗歌的尊重是一个制高点。可渐渐地，就不那么尊重了，甚至有些嫌弃了。眨眼之间，诗歌就沦为弃儿了，因为“经济大呼隆”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一切都让位给经济了，就似乎经济眨眼之间就由平民变成了皇帝似的。时代越来越嫌弃诗歌，我不嫌弃，因为诗歌永远都是我的亲爱的。诗歌笑的时候，我也笑；诗歌哭的时候，我也哭；诗歌发脾气的时候，我也发脾气；诗歌一团和气的时候，我也一团和气……就这样，我和我的诗歌捆绑得越来越紧了，密不可分了。世俗的刀子再利，也割不断这根捆绑我们的坚韧的绳子。 一闲下来，我的心就交给诗歌，交给诗歌去使用，去安排。这是我的荣耀。那些亵渎这种荣耀的人，我知道他们一个一个都是白痴。这年代，白痴多了，大多的时候我都懒得去说。 也尽管这是一个小说的年代、戏剧的年代——当然是相对而言了，不见小说家和戏剧家比诗人更有光彩么——但如果我是一个小说家、戏剧家，我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荣耀。我的所有的荣耀甚至高傲，都是诗歌交给我的。当然了，我的谦卑也是诗歌交给我的，诗歌交给了我很多很多。有了这很多很多，我便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标准的富翁了。 诗人写别的，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还是评论，也都是好样的，多年来我都是在以实际行动证明着。诗歌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栽培了我，我要让诗歌放心才是，我不想让诗歌看着我的生命很高贵生活却很卑贱。 这年代，诗人自杀的有不少——其实我也早就“自杀”了。“旧我”死了，“新我”却还活着，从“新我”那里不断冒芽的所有的诗歌，都是世俗的稀释剂和消毒液。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因为我至爱的诗歌不是金钱，不是关系，更不是权力。 诗歌死掉的那一天，肯定就是我们人类死光的那一天。因为这个世界要讲个“阴阳平衡”，“阴阳”失衡了，绝路就找上门来了。其实，多年来我和我的众多苦难的诗内姐妹弟兄一直在做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目的，就是给越来越寒心的诗歌一捧温暖，一掬光亮，一个盼头。 诗歌不能没有盼头。这个盼头会衍变出许多的盼头，包括我们人类的盼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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