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评尚未完稿的《试评“泉溪董氏宗谱序[明]董育阳”》数字论

          流坑宗谱与泉溪宗谱现今差异的矛盾焦点

           ————首评尚未完稿的《试评“泉溪董氏宗谱序[明]董育阳”》数字论 

                            荷香月暖 

     泉溪董氏宗亲发表发言稿，之后一些QQ群掀起了热烈的讨论。有人信誓旦旦认为出自我之手笔，从口语、语气等等揣度。在探讨董槐的谱序，仅仅从时代间隔的特殊性考虑分析，不了解也不想去考究宗谱的变化，因此有宗亲明言：“我不管你如何说董熹是后唐还是南宋，我就相信万历谱（万历三十五年丁未科的谱）”，相信万历三十五年的谱，是没有改动的谱，但具有先天性的唐朝时期的谱无法考究，世代间隔短的矛盾，需要在三大庭之前予以扬弃，但不要连自己的祖宗都舍弃。相信万历十年谱的人，在万历七年谱，董裕以董合为第一世，明万历十年董裕“故吾董之派直溯仲舒，而系详清然徵所信也。尤加详於司徒合以下，而谱而祠咸祖合者重始迁也，乃清然以上则不详者，匪不欲详不敢详也。孔子殷人也而概宋不足徵，太史公世典纪载，今其帝王世系具在而率多抵牾，不足信又何贵於清然以上耶。孔子删书断自唐虞而太史公多闻详自五帝徵所信也。”，倘若，相信万历十年的董燧谱，则属于明显改动历史以来的几百年的谱系了。改动过，这样的谱就是靠近董晋，与董晋的世代间隔比较符合，可那是变了样的宗谱？相信该宗谱，不如说相信多次改动还令人自豪？流坑谱与泉溪谱的矛盾焦点是：万历十年之前是否使用泉溪一样的董槐谱序？流坑的宗谱是否大范围的改动？

   一、四代间隔较大具有特殊性  

    《武宁泉溪董氏在流坑董氏宗亲联谊会上的交流发言》中有：“董熹重孙董有林（1082—1154） ，宋崇宁二年(1103年)进士，其墓在永修县虬津新城乡，董家岭江宅前，保存完好。），泉溪熹公后唐天成时（928年）为武宁令（估算为50岁）”；我分析是后唐天成时（926-929），而以估计30岁为武宁令，则熹公生于897年（见2014年《江西三大庭与海口支系的推测》）。有的人以时间推算：“董熹与有林间隔3世代，每一世代间隔60多年，可能吗？”

这样的质疑，似乎很有理由？当然，假设间隔十几世代，每一世代间隔60多年，绝对是错误的，然而，间隔几世，却有出现的可能性。董晋的第二个儿子在762－723=39岁；而1熹公（生五子：珪、璋、珮、琨、瑗）-----2珪（生三子：嵩，崇、山广）、璋、珮、琨、瑗------ -----3嵩，崇、山广【生团（生一子：信）、囮（名：有林）】-----4囦、园、囿、团（生一子：信，后省略……）、囮（名：有林，生一子：仕，名：孝均）-----5仕，名：孝均（生三子：汝明、汝霖、汝楫）；也就是有林是珪公（熹公长子）的第三个儿子所生的第五个男孩。其中不知道女孩的数量，是会有存在的合理性。不是几代间隔60多岁就没有生养？毕竟那是一夫多妻的年代。因此，不是简单的套用公式，也不是严格按照一个世代间隔30年左右，那是多世代的平均值，当世代数越少，偏离平均值越大。

矛盾的焦点是：流坑的谱是不是改动？从嘉靖谱序、万历谱序、以及松溪南雄的多次修谱的谱序即可证明！

从人员来看，清朝嘉庆的联谱，董楷与董诰的谱序也可以证实。

  二、《试评“泉溪董氏宗谱序[明]董育阳”》单纯数字论缺乏历史延续性

 在质疑董熹后几世代间隔的同时，有人撰《试评“泉溪董氏宗谱序[明]董育阳”》：

     我在今年初看到“华夏董氏通谱”第一卷，其中的第四十七篇，就是“泉溪董氏宗谱序”，

另外，还有[明]董发春写出的“泉溪董氏宗谱序”（第五十篇），（第九十一篇）“扩源董氏源流考序”[清]董春。为方便说事，以下将上面的那三个文件分别记为：47；50；91。

     在47文中，董育阳在明万历三十五年，自称是“文忠公熹二十一世孙，他在此提到“董槐金谱”。于是，我在那个“通谱”中找到了那个“金谱”——“虞乡游临川扩源董氏源流考序”[宋]董槐，这个“董槐”自称是“文忠熹公八世孙”。

   在此，我就怀疑这个“董槐”不是真正的那个“宋右丞相董槐”。因为，他自称是董晋第三子全素的后代。史料记载，董晋生于公元723年，其次子全溪生于762年，那么全素定生于763年以后；在这个“金谱”中，董谦是全素的第十代。谦为观察御史，因梁移唐祚，遂弃官潜至流坑！后梁是907—923年，后唐是923—936年，据此董谦应生于900年前后。在不到150年的时间要传十代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个可能出现吗？且不说这十代人中有多少个副相级的高官的真伪。据武宁泉溪的发言稿，泉溪熹公是董谦的孙子，大约生于878年，与全素生于764年相距只有114年并且有十二代！这就更加离奇了！一面是文忠公熹，又一面是熹公字德昭。显然这个“德昭”不能是流坑与德元公（1096—1163）同辈的那个“德昭”！

    董槐（1191——1262）自称是“文忠熹公八世孙”，据此推算“熹公”应生于990年前后。那就是北宋时期，距全素（764）有226年，与878年相差112年；那么，“熹公”是生于878年还是990年？还是这两个时间都不对呢？又说，董熹重孙董有林（1082—1154），看来董熹生于990年的可能性较高。由此，董谦生于930年前后，那么“谦为观察御史，因梁移唐祚，遂弃官”潜至乐安流坑隐居的说法就不能成立！（待续）

   这个可能性的推断，是单纯以数字推算，这样的推论，他是不会推算出：流坑的清然，变化了几次修改？宗谱修改了几次？多少人参与？联谱了多个地方，联谱了几次？

    这推论是建立在平均数的推定每一代间隔28年左右的基础上：“董槐（1191——1262）自称是“文忠熹公八世孙”，据此推算“熹公”应生于990年前后。”忽略了某几个世代的特殊性。

   那么，董槐（1186—1262）先是在前几代的特殊情况，即董熹到曾孙孙董有林（1082—1154）先忽略，则董有林到董槐是5世代，间隔年一代，不是接近吗？一般来说，每一世代间隔30年左右是在10世代以上的各地平均值，不是专门仅仅指一个地方世系。董熹到有林世代间隔长，有林至董槐世代间隔比平均值低一些，则再把上文论及的结合起来，推论董熹到董槐：（1191—897）÷7=39.3年，不至于偏离很大，结合历史，仍具有可信度。

   若单纯以数字论，哪一个也不会算出流坑清然的世系变化来变化去，到万历十年变成董晋的孙子，这是数学算得出的改动宗谱的变化吗？

三、以记载县志为标准的方法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接着《试评“泉溪董氏宗谱序[明]董育阳”》续写：“再看47文所记：谦生子三：长曰远、字承宗；次曰遂、字承祖；幼曰述、字承嗣。述生炎与熹。熹为南昌武宁宰。此时应该是北宋朝。在这里虽然没有说明熹的学位，能出任武宁令最低是个举人出身。这个身份应该在武宁志中有记载。现在没有武宁志来应证。而那个[金谱]是：“幼曰逑，字承嗣，至乐安流坑而居焉”。没有往下记述：“述生炎与熹”。作为“文忠熹公八世孙”的董槐还称“封许国公”没有写这关键的五个字，看来这个自称[金谱]的含金量是很有问题的！而今遍查史料，流坑没有董熹这武宁令的记载。对于当年的流坑在官场的人很多。如果董熹确实是流坑人并还当了武宁令，绝对不能不记录在册！”。

这个假定完全是在单纯数字推算，忽略事实上存在的客观性与可能性，以世代间隔的长短，否定历史，就会陷入历史的虚无史观。

以数字超过平均值，就否定全假；一刀切。全真，部分真，部分假，全假，是四个不同预测，他们专门选一个，排除三个，怎么就一下肯定全假，也显得这些人的习惯性的推算缺乏欠周全的表现。

所谓“而今遍查史料，流坑没有董熹这武宁令的记载。”我不知这样的大侠是查阅什么史料？是县志？那个地方的县志？什么时间才第一次出版的县志？如今的县志大多记载于明朝时期为多？五代时期的后唐兵荒马乱，平民崛起，士大夫阶层的世袭被取消，国家官谱档案烧毁，北宋欧阳修修史，还感叹谱料的缺乏，何况地方志？

 看来，不要仅仅知道一些数学知识，还要多读些历史知识。在不真实的假定基础上，假定是什么？假定仅仅是怀疑，不等于推翻，拿什么事实推翻？

从中，看出对谱序的知识的缺乏，谱序后记载“封许国公”，就如清朝的董诰一样，董诰的谱序后，以：“经筵起讲官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管理刑部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户部三库事务加三级守派诰谨撰”后人都会在他的序，标示那个人的官职，“金谱”是董槐经过努力查找后的修谱，耗费巨资，是文天祥给予的赞许。看来，连谱序知识都不清，不会是“愚不可及”吧？

 

2015年11月13日10：56作于广西贺州

【附注】 熹生子五：珪、璋、珮、琨、瑗。珪生子三：嵩、崇、山广。山广公祖居修坡，元配石溪黎氏夫人，生子三：園、囿、团，均守旧业，厥后山广公复迁建昌石门，娶萧氏生子一：有林。有林为山广公第二夫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