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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西洋军事历史的画卷上，十五世纪末与十六世纪末是截然不同的两幅图景，十五世纪末的战争仍是英雄的史诗，而仅仅一个世纪之后，战争已经变成了学者的论文。十五世纪末，中世纪的战争形式已经达到了它的巅峰：火器刚刚在欧陆战场大量出现，火枪手和弓弩手并肩作战，射石炮与投石机同台竞技；骑士全身包著坚固灵活的盔铠，他们雷霆万钧的冲锋仍然主宰著战场；职业步兵已经不再惧怕他们但地位仍然卑下。百年之后，古老的骑士退出战场形成了军官阶层；全甲骑兵的消亡已成定局；步兵成为了军队的主力，他们排成精心设计过的阵形，踏著准确的步伐前进。优美的城堡被经过几何学计算的工事取代了。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整个欧洲，从生产之根基到文明之建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清晰地投影到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进步上，所有的一切都受到怀疑、推翻和重建。这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它令我们得以仔细审视当诸古文明沉醉在旧日辉煌和天朝上国的梦乡中时，这个潮湿寒冷大陆上曾经凶蛮落后的战士如何摇身成为准备征服世界军队的奇异过程。 提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军事技术革命，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同一样东西——火药。在部分旧日学者和今日大众的眼中，这种从遥远神秘的东方传来的同样神秘的黑色粉末不仅是军事革新的催化剂，而且也是社会革新与文明革新的催化剂。谁不知道恩格斯说过“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呢？谁的脑海中没有浮现过这样的场景呢：冷静的炮手俯身点炮，巨大的石球将古老城堡的哥特尖塔击成瓦砾；沉着的火 枪手瞄准击发，小小的铅丸把世家骑士闪亮的铠甲打出血洞，城堡、骑士和中世纪就这样被发明一起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历史的发展脉络远非如此简单明白。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全身铠甲在当时几乎是比火药更时髦的技术革新；而某些中古末期的城堡连二战时的火炮都无可奈何。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之前的论断似乎是倒果为因的。尽管许多古堡的确被火炮攻破，许多骑士的确被火枪射杀，骑士和贵族的中世纪也的确让位给了王权和职业军队的文艺复兴，但这并非是火药引发了军事和社会的革新，相反，是欧洲的社会及军事革新，是那个时代的怀疑、推翻和重建的精神让火药及火药武器得到了在它诞生的遥远古国和传播到的许多地方所没有得到的空前发展，以至于几百年后，那个古国惊呼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并仿制了所能到手的欧洲火器，而到了现代，甚至有人在愚蠢的西方中心论影响下宣称欧洲人独立发明了火药！
15世纪一份手稿中的插图，画的是法国军队正在围攻一座尖塔林立的的城市。一名炮手正用烧红的铁条点燃放在凳型炮架上的攻城炮，在他身后弩手正在射击，全副铠甲的步行骑士正严阵以待，好一幅典型中世纪军队的气派 作为那个古国的不肖子孙，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展开讨论一个同时拥有火药、应用于军事的火药以及管形火器三项大发明的国度为何被赶上、超过并最终远远地抛在后面的原因。也许这里的社会和军事变得太成熟，太复杂，以致无法自发地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但任何试图将此问题归结于单个原因的企图都将是肤浅徒劳的。还是来看看这幅拙劣插图中的奇怪火器吧，它来自一本1326年的手抄书，是目前欧洲管形火器的最早记录。它的瓶状身管被安放在一张四腿长桌上，发射物是一支巨大的带羽箭矢。显然这种笨重、弱小的武器，最早不过是撞城锤、弩炮的小弟弟，只能用来轰击城门、雉堞，杀伤守城士兵罢了，真正的城墙破坏者是另一种更早从东方引进的机械——巨大的杠杆配重式抛石机。这种巨物可以造到4、5层楼那么高，能将数十乃至上百公斤的石块扔出数百米远，并且现代试验显示，它可以反复命中同一区域并最终将城墙轰塌。与它以及形形色色经过数千年发展的投射机械相比，火器除了能发出闪光和慑人的噪音之外，似乎是太不起眼了。
欧洲火器的最早记录，来自一本1326年成书的英国手抄本。无论是奇怪的花瓶外形，还是奇怪的发射物，都再清楚不过的表明这些早期火器是从遥远的中国一路来到欧洲的。在接下来的数百年时间内，欧洲人将简陋粗糙的火器发展成了用以征服世界的工具 然而，正是这种不起眼的武器吸引了全欧洲攻城技师的注意力，他们谈论它、制造它、改进它，而改进过的火器则获得了更多人的注意和青睐，最终让其他投射机械黯然失色。到了15世纪中叶，抛石机在北欧已经基本被火炮所取代；在南欧，抛石机的最后参战纪录是在1480年的罗德岛围攻战中，而在1487年的马拉加(Malaga)围攻战中，卡斯蒂利亚军队还用抛石机把一个摩尔刺客的尸体扔进城中。此后它就仅出现在技师和科学家的著作中了，熟悉达芬奇的人想必不会忘记他设计的六轮巨型弩炮。1521年夏，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围攻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时，还曾由于火药短缺而在一座金字塔顶装配了一架投石机轰击该城。有意思的是最终他们也没法让这架机械正常工作起来，只得再次求诸火器。他们在活火山口收集硫磺，并用当地的铁矿制造火炮。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古老的知识一旦失落就再难重拾，而新的技术尽管开始并不起眼，但稳步坚定的发展终将使其胜出。 火药改进了。它变得更便宜，因为一整套提纯硝、硫磺的工序被发展出来。火药成分中最昂贵也最重要的是硝，不同于在这方面得天独厚的东方，欧洲没有天然的硝石矿藏，但这无非让事情更麻烦些罢了：天然硝石可以从遥远的印度进口；集硝官则忙着从厕所和马厩的墙上收集析出的晶体，或者将粪、尿、石灰和蚌壳堆放起来制硝。另一方面，便宜的火药变得比以前更厉害了。人们发现由于3种组分比重不同，早期的火药很容易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分层。而将火药加水调匀并在干后打碎成粒状，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人们继而发现，这种粒状火药不仅不会分层，其爆炸威力更远超过先前的粉末火药，这一变化甚至影响了火炮本身设计的发展。炮弹也改进了。最早的炮弹和抛石机的石弹并无二致，均为雕磨过的石球，相比之下金属射弹密度更大，因此在攻击工事时威力也更大。随着欧洲铸铁工业的出现，这一技术很快就被应用于大口径炮弹的制造，小口径者则与火枪一样用铅制作。不过石弹以其廉价及爆碎杀伤的能力计而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在海上。16世纪末的意大利仍有发射20磅石弹的后装舰炮记载。 至于火炮本身的材质，几乎从一开始就沿着2条路线发展：锻铁和铸铜。锻铁炮是最早出现的，其制造方法与箍桶手艺相似，将长的锻铁板纵向拼接起来，并用同样以锻铁制的箍箍成炮管，因此直到现在，枪炮的身管之“筒’’在英语中还与木桶之“桶”是同一个词。箍桶之于锻铁炮，正如铸钟之于铸铜炮。铸造天主教堂大铜钟所用到的技术知识，很方便地被转用到了铸造其教徒对外或互相交战用的铜炮的制造上来。并且由于铜的昂贵稀缺，城镇本堂的钟本身也常被作为战利品交给此地的征服者熔铸成大炮，正如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对叛乱城镇所做的那样。更有意思的是在百多年后的宗教战争中，天主教的萨伏雅公爵设法压价购进法国南部的新教徒所摒弃的铜钟（新教教堂是不用钟的），反而用来铸炮镇压这一地区的新教运动！  16世纪一个忙碌的铸炮工厂，来自弗兰德斯画家Stradanus的铜版画集。画面中央穿着最体面的是大师傅，他正在看着熔融的铜水倾入铸模，这是铸炮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内里房间的学徒正忙着把一堆填进炉子里重融成铜，最右边坐着的工人用锤子和凿子酱刚铸好一门小炮上的边毛瑕疵修理整齐，大师傅左边的工人也在做相同的工作，工件是门中型尺寸的臼炮。画面极左的工人正在转动一台镗床的踏轮，给地上放着的一门火炮镗孔  一名炮手正在用他的象限仪测量火炮身管的抬升角度。地上代长柄的筒形铲斗有两个作用，一是称量火炮的发射药，每一斗就是一次发射的所需量；二是将装满火药的铲斗伸进到炮膛底部，转一下铲柄，火药就从铲斗上方的开口处到进了炮膛。每门炮配专用的铲斗。后视的定装发射药包要到18世纪才出现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锻铁和铸铜炮各有优势。锻铁炮的主要优点在于廉价而易于制造，一门锻铁炮的价格往往不到铸铜炮的十分之一。但是在性能方面它远落后于铜炮。它比铜炮容易炸膛，尤其是在多次发射后拼接处松动，以及维护不良导致锈蚀后更是如此，铜炮则没有这些问题。因此当16世纪强爆炸力的粒状火药广泛应用之后，锻铁就只用在一些小型火炮的制造中了。另一方面，铸铜炮成了君主们的最爱，这不仅是因为其性能，也因为铜炮的巨大身管上可以铸出美丽的浮雕，如把炮口铸成怪兽的嘴，提把铸成跳跃的海豚，甚至将整个身管铸成多立克带槽圆柱的式样。铸铁炮是两者的折中，它比铸铜炮便宜，性能虽不及铜炮但比锻铁炮好。可是铸铁炮要到16世纪晚期才在英国和瑞典出现，并且其应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局限于舰．炮和重型火炮上。  火炮形制的设计经历了更多的改进。早期的火炮有着各种带试验性质的千奇百怪形制，如最早的瓶形身管。到了15世纪中叶，最流行的是巨型攻城炮，其特征为特别大的口径和相对薄的管壁。这种设计的原因也许是粗劣粉状火药的力量太小，或不佳的冶金技术不允许多量强力的火药，或者兼而有之，加上从抛石机时代流传下的经验，使得炮手更喜欢依靠沉重的射弹来达到理想的破坏效果。这些怪兽中有留存到今日的，最著名者当为“蒙斯·梅格(Mons Meg)"，这是一门锻铁拼接炮，1449年为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力制造，于1457年转送给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现存放在爱丁堡博物馆。它的口径为560毫米，总重5吨，发射可重达180公斤的炮弹。 1497年移动这门炮时，沉重的炮身压垮了炮架，花了3天才修理完毕。另一门德意志地区制造的名叫“帕姆哈特·冯·施泰尔(Pumhart vonSteyr)”的臼炮，口径达到了800毫米，发射的炮弹重量约为800公斤！ 技术进步后，这些巨兽也随之被更多、更小、更灵活致命的火炮设计所取代。16世纪初，近代火炮的大体形制已经为各国的设计者所公认：铸造的炮身上联铸炮耳，以此为轴能够轻易地调节炮身的俯仰角度；较大的长径比（约12比l到40比1），以粒状火药发射铸铁炮弹。各种规格的火炮开始按大小和比例分类，每类中又按射弹重量分为全、分、半、倍等级别。最大的两类是加农炮和长蛇炮（音译卡尔维林或寇飞宁炮），一般来说前者较粗短，用于近距离轰击；后者更细长，用以远距离射击。这2种炮型后来融合成后世的加农炮。有意思的是长蛇炮之所以射的更远，并非是因为身管更长，而是因为铸炮时模具是矗立放置的，那么更细长的长蛇炮尾部在铸造时液态铜所受的压强也就更大，这就对青铜产生了相当于冶金学上加工硬化的效果，使其尾部能比加农炮承受更大的爆炸力，从而可以使用更多量的发射药。在当时的手册中，长蛇炮的发射药量为弹重的五分之四，而加农炮的药量只是弹重的三分之二。重量级的加农和长蛇炮多用于攻城，但在开阔地上对有生目标也极有威胁。军队在野战中以轻便计，通常还是使用四分加农、轻长蛇炮等射弹重12～15磅级别的火炮，以及更轻的鹰炮、隼炮等。 炮架的改进也决不能忽视。早期的原始炮架形制可谓五花八门，有长桌形的，有滑橇形的，有板台状的，更有直接将炮管钉入地中的。到了16世纪，炮架的大体样子已确定为l辆2轮车，当火炮瞄准、发射、后坐时，两侧的轮子和架后的尾撑形成稳固的三角支撑；而当运输时，只需将尾撑与另一辆已经套上挽畜的2轮车——即被称为前车者——相连接，就成了1台转向和长途牵引都很灵便的4轮大车。这种炮架非常成功，其基本形制可以说一直沿用到了今天的牵引火炮上。
爱丁堡广昌上的巨兽-蒙斯梅格大炮，注意锻铁炮身上的条条箍环，以及比口径更细的炮尾，在更轻型的锻铁炮中炮尾往往是可以分离的，这就出现了最早的后装火炮
一名德意志炮手正在装填他的火炮。地上放着一门臼炮、两支带钩火门枪、炮弹、一桶敞开的火药、长柄铲斗和一个木塞，用来塞住炮口以防灰尘和雨水进入炮膛。诸位能不能把他们找全？
尽管这是一个变化革新的时代，我们还是可以发现那个时代的人们也使用陈旧过时的武备，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火炮装备的昂贵，例如可以很容易地在16世纪中叶的城防工事里找到一门15世纪末制造的长蛇炮。新旧特征的同时存在，在生物学上被称之为“镶嵌进化”。更常出现的情况是，旧的设计在改头换面后，在新的环境中获得了一席之地，这又与生物学上的“前进化”现象不约而同。例如粗短的臼炮本是由过了时的15世纪攻城炮发展而来，但改而以高抛弹道发射爆炸榴弹后，它被继续使用到19世纪，甚至现代迫击炮的身上也能找到它的影子。风琴炮，一种将数根小口径身管排放在同一炮架上的步兵支援火炮，很显然与某些早期的机械机枪具有传承关系，与现代机枪的战术地位也是类似的。还有一些武器，它们在这个时代显得如此先进，以致不可能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得到大规模应用，例如现存的1门1533年为英王亨利八世制造的铜铸三管后装炮，设计优美，工艺精湛，但它和同时代使用金属弹壳的后装火绳枪，以及其他一些奇巧的发明一样，注定只能是王家的玩物而非士兵的宠儿。 同样处于新旧交替之中的还有人们对于火器的态度。旧日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骑士气急败坏地悲叹他们横行战场的特权行将消逝，例如15世纪末著名的意大利佣兵司令，也是著名的骑士英雄维特洛佐·维特里( VitellozzoVitelli)曾命令砍去所有火枪兵俘虏的手。的确我们也在史籍上读到过虔诚的基督徒对这些发出闪光、浓烟和硫磺气味武器的诅咒，说它是黑暗和巫术的产物，来自燃烧的地狱中魔鬼的恶作云云。但现在，更多的史料证明这些“魔鬼的武器’’很快就获得了那个时代欧洲大多数王公贵族的青眯，他们不仅着迷于这些武器的威力，更将它们当成了各种空前气派的仪仗。1530年在慕尼黑城外为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举行的凯旋式上，一支小型军队表演了一场拟真攻城战斗，各色火炮向专门搭建的缩微城防一起开炮。鸣枪致敬成了阅兵场上常见的礼节，而礼炮的声声巨响则是王公们更多不同场合下必备的排场，如出生、葬礼、迎客以及一些重要节日等，这些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当时的炮兵指南上甚至专门列有供此使用的火药配方，据说能成倍增加发炮时的声响。
当时的许多贵族们像喜爱佳兵良驹般喜爱他们拥有的火器，给它们起各种各样威风凛凛的名称，如隼炮、鹰炮、蛇炮、怪兽炮等等，这些后来都成为火炮的规格；有些火炮则有着诸如“大恶魔”“王后”、“地震”、“大黄蜂”、“不言中”等绰号，部分绰号的来历还颇为曲折有趣。历史上著名的狂热火炮爱好者，其徽章图样就是一门发射中火炮的费拉拉公爵阿方素。戴斯特(Duke Alfonso d．Este of Ferrara)拥有一个庞大的兵器库，收集了超过100门各色火炮，其中最有名者是1门叫做“儒略’’的巨型长蛇炮，这来自公爵的敌人，教皇儒略二世的名字。这可不是出于什么对敌人的骑士风度，而是因为1511年博洛尼亚市被攻占以后，该城中米开朗琪罗为教皇所塑的铜像被打碎并卖给阿方索这门炮就是用这些铜熔铸而成的。顺便一提，达芬奇原本要在米兰为弗朗西斯科·斯福扎(S forza)塑像所用的158000磅铜，后也被转给斯福撒家族的宿敌戴斯特家族，即阿方索之父俄科勒·戴斯特(Ercole d．Este)铸炮之用。并非只有庞然巨物吸引贵人们的兴趣，他们中有些人对机械小玩意非常感兴趣，堂堂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就最喜欢摆弄锁具，也包括和锁具原理相似的簧轮枪机。有名的冒险者、刺客，自称是苏格兰王后玛丽斯图亚特亲属的罗伯特。斯图亚特(Robert Stuart)则以制造特制的穿甲子弹而名满法国，这种子弹被称为“斯图亚特弹”。诸如阿方索公爵、亨利八世、查理五世和他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这样的显赫君王无一不是新军事技术变革的热心提倡者，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新的武器、兵法及战争形式的发展会缓慢得多。 文艺复兴时代火炮的型号 文艺复兴早期的火炮按大小形态粗略地分开并以各种毒虫猛禽或其他五花八门的名字命名，如怪蛇炮、长蛇炮、毒蛇炮、海妖炮、宠臣炮、罗宾炮、鹰炮、隼炮……等等，如此繁杂的分类既无必要，而且由于弹药部件都无法通用，还大大加重了后勤工作的负担，降低了战场上的效率，因此这些分类慢慢融合统一，按照射弹重量分成不同型号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标准化，下表就是16世纪中期基本确立的各色火炮型号，但这只是根据当时手册的记载做一概观，实际各国之间不仅规格不一，度量衡也都不一样，这些细节我们不展开讨论。
文艺复兴时代火炮的射程 对兵器爱好者来说，现代枪炮的射程无非是普及书籍上铁板钉钉的数字罢了，但若问16世纪的火炮射程有多远？ 这就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即使是当时的记载，由于个人经验和实验方法的不同，彼此之间也有着很大出入。在这里提供的两份资料中，著者都较严谨地同时给出了炮管水平放置的射程，即直射射程以及45。角放置的射程，即最大射程。其一是意大利军事工程大师尤吉尼奥·詹提里尼(Eugenio Gentilini)，他曾先后为威尼斯、托斯卡纳大公国和马耳他骑士团服务，并于1598年出版了《炮兵指导》一书，下表中的射程数据即来自该书。 火器型号 直射射程 最大射程 大型火绳枪 60（步） 1200（步） 2磅小鹰炮 80 1800 4磅鹰炮 100 2000 8磅隼炮 150 2500 14磅长蛇炮 200 3500 16磅加农炮 150 2500 20磅加农炮 180 2800 20磅长蛇炮 250 3800 30磅加农炮 200 3000 30磅长蛇炮 260 4000 40磅加农炮 220 3000 40磅长蛇炮 300 4000 50磅加农炮 250 3500 50磅长蛇炮 300 4000 60磅加农炮 250 3500 60磅长蛇炮 300 4000 90磅加农炮 250 3500 90磅长蛇炮 300 4000 100磅加农炮 250 3500 100磅长蛇炮 300 4000 120磅加农炮 250 3500 12磅长蛇炮 300 4000 另一份数据来自詹提里尼的同代人马克安东尼奥·贝隆(Marc' Antonio．Bellone)写于1584年的《炮手指导》一书，他的数据要更乐观一些。 火炮型号 直射射程 最大射程 半加农炮 500（步） 6000（步） 四分加农炮 450 5400 隼炮 350 4200 鹰炮 300 3600 小鹰炮 250 3000 长蛇炮 600 7200 半长蛇炮 450 5200 上面的单位“步”是指自然跨出两步的距离，每一小步为2英尺半，一共是5英尺（当地英尺长度定义），这里的5当地英尺算下来，与1米大略相近。 但是，在实际战斗中火炮的开火距离和精度随各种因素的不同而变化，这些因素包括火炮和炮架的材质、火药的质量、炮弹的圆度、弹药装填的好坏以及炮手瞄准的能力，甚至炮手的个人状态也要考虑在内。1582年西班牙军队围攻乌登那亚德（Oudenaarde)时，1名醉醺醺的西班牙炮手竟然往己方军营开了一炮并正中总司令帕尔玛公爵亚力山德罗的帐幕，把里面正在参加宴会的军官打得血肉横飞，好在公爵本人毫发无伤，还一边继续吃饭，一边镇定自若地看着或死或伤的同僚被从桌边拖走。一般情况下，炮手都尽可能地靠近目标，如1590年一位英国人提到火炮应放置在离目标80步的距离之内。远距离的冷炮狙击就要少得多了，但也并非没有发生过，1527年西班牙军队洗劫罗马前，城中著名的金饰匠．雕塑家兼炮手贝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此人后来又用火绳枪狙杀了波旁公爵)用1门小鹰炮在极远的距离击中了1名西班牙军官，连教皇克莱门特都亲自过问此事了解详情。
与火炮本身一样得到关注、研究和发展的还有可以抵挡，并同时应用这种新式武器之强大威力的全新筑城工事。相比从东方传入的火药而言，文艺复兴时代基于棱堡体系的军事筑垒学是西方的原创，并且直到工业革命前，也仍然影响着战争形式的发展。这里有一个深入人心但过时了的观念是：火炮的出现让又高又薄的中世纪城堡变得不堪一击，于是低矮厚重的棱堡就取而代之，但随着更深入的研究，学者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中世纪并不是一下子跳进文艺复兴一样，中世纪的城堡也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文艺复兴的棱堡的，筑城技师们对火炮出现最早的反应并非是将旧有的一切推倒重来，因为城堡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已经从简陋的木制堡场进化成了坚固、庞大、复杂、昂贵的砖石城防体系，而那种典型的又高又薄的石墙早在火炮足以威胁它之前，即已开始被威力巨大的杠杆配重投石机淘汰了。那么在此基础上，这时期的城防工事对面火炮的日益发展会首先作出什么反应呢？答案很快被筑城技师们建造出来了，这就是炮楼——壁厚达1米的巨大多层砖石塔楼，有时整个堡垒就是一个大圆塔——城防体系，各式火炮被放置在其中的炮室内并通过楼墙上的炮眼射击，它是城防的火力中心，守城方可以像攻城方一样利用新式火器的强大威力。不过它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发明，中世纪城堡的塔楼即已装备了各种弩炮和其他投射机械，炮楼只是其更大更强的升级版本罢了。
但是在当时许多追求尽善尽美的筑城技师眼中，炮楼城防体系也有其弱点和限制因素，这最终导致其他新设计出现并取代了它。首先炮室内部空间不大，这就限制了其中火炮的大小，最重型的火炮必须放在顶部的平台上，以开炮眼的胸墙提供保护。封闭的炮室不仅要承受火炮发射时的巨大后坐力，而且还带来通风的问题，发射数次之后炮室内就充满了久久不散的浓厚有害烟雾，以至有的炮楼要设计专门的烟囱或通风孔来减轻这一问题。第二是楼身高矮的矛盾。在炮楼城防体系中，单个的炮楼是作为能作全方位防御的坚固据点而存在的，这就需要大量火炮提供强大的火力，而每个炮室空间有限只能安放较少的火炮，因此就只能将楼身造高，这样层数越多，炮也越多，射界越广，进攻者也越难以攀援而上。一座普通的，例如萨克森的奎尔福特(Querfurth of Saxony)建于1479年的炮楼就有4层（3层炮室加l层顶楼平台），而现存布列塔尼，建于约1480年前后的富捷堡（Fougeres）高耸的炮楼竟有7层之多，设计这些高大塔楼的建筑师和制造同时代巨大攻城炮的军械师一样，似乎都试图求诸威力于尺寸。但这就带来了问题：巨大的攻城炮移动困难，开火缓慢，而高耸的炮楼除了造价和工程难度加大了之外，过于高大的身形使其很容易被进攻者的炮弹击中，另一方面，低矮的炮楼不仅火炮数量较少，而且还让进攻者能够很容易地攀登上去。解决这一矛盾的权宜之计是紧贴楼基边挖一圈极宽而深的壕沟，西班牙人1497年在鲁西隆的萨尔斯(Salses of Rousillon)建造的著名的萨尔斯城堡从远处看几乎像是整体陷入了地下一般。这样，地平面以上暴露在炮火射击下的楼身很低矮，但当进攻者冲进壕沟准备攀爬时又将发现楼身变得很高。这一设计原则被后来的城防建筑所沿用，但它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低层炮室的火炮射界仍然很差，并且在建筑学上很少有像萨尔斯地方的地质条件那样，可以允许同时建筑高的楼壁与深的壕沟，大多数炮楼建筑总得有相当部分露出而承受炮火的轰击。
单独一座炮楼最主要的防御弱点在于其楼基处。虽然厚重的楼壁不害怕攻城撞锤的冲击，但到达楼基的进攻者能够挖掘坑道以毁坏其上的防御建筑。这办法很久前即已为人所用，早在中世纪它就是毁坏城防的主要方法之一：挖空防御建筑地基或底部的砖石并用木柱支撑，浇上易燃物点燃后撤离，待柱子烧断后其上的建筑就会崩塌。新传人的火药很快就被应用于这种战法，并极大增强了其威力和震慑力。西班牙人是这一时期使用坑道爆破的专家，1487年卡斯蒂利亚军队在攻打马拉加时用坑道成功爆破了该城的1座塔楼；更著名的例子是1495年，西班牙军队在围攻法国人驻守的位于那不勒斯城区的新堡(Castello Nuovo)时，挖掘并引爆了一个极大的坑道，这使得他们马上突破占领了该堡的外围工事，和在马拉加一样，新堡的守军慑于爆破的效果与威力，几乎立即就投降了。这样一来，守城方面就要想法尽量阻止敌人城基进行坑道作业。中世纪的筑城技师选择的解决之道是在塔楼和城墙上加建木制或砖石简单砌造的突出于城墙之外的廊台（突廊hoarding/machicolation），并在突廊的地板上开正对着下方城基的射口，通过这些射口向正在下面墙基上作业的攻城者掷石射箭，杀伤或驱赶他们。这种突廊可以对付单纯靠挖掘坑道攻城的敌人，但它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自身结构太脆弱，并且难以造得更加坚固，在攻城者的杠杆配重式抛石机和更强大精准的火炮面前没有任何生存空间。因此，新时代的筑城技师必须寻找其他办法保护他们炮楼的墙基。
防御者当然可以使用反坑道战术，即试图挖入敌方坑道并以近战（坑道内的战斗是非常血腥而可怕的）解决问题，或者干脆将其炸塌。但是这些办法既麻烦又危险，成功率也很低，更好的办法是在墙基周围建筑一些附属防御工事并在其内部署火枪手或轻型火炮，以侧射交叉火力覆盖该区域使攻城者根本无法靠近墙基，而这些工事本身则由于深陷在壕沟之内而得到很好的掩蔽，是不怕攻城炮火轰击的。大画家阿尔布雷切特·丢勒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军事工程学家，并且也是炮楼城防体系的积极拥护者，他在1527年的著作中介绍了一种锥台形的副堡用以掩护他所设计的巨型炮楼，15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工程师（同样也是一个著名画家）弗朗西斯科·迪·乔戈(Francesco.di. Giorgo)则还设计了一种直接凸出楼基外的距爪形封闭工事。又如现存位于瑞士沙夫豪森，建于1563到1585年之间的米诺堡 (Munot Tower of Schaffhausen)的堡基边也建有类似的瓶形副堡。
接下来将要谈到的就是最终淘汰了其他所有筑城体系并成为其后几个世纪欧洲城防战象征的全新体系——棱堡。单从外形来看，较早期的棱堡和炮楼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把圆形的炮楼换成了多角形罢了，但这两个体系所倚重的战术思想是迥然不同的。上面已经提到，在炮楼体系中，每一个炮楼都是自力更生的火力中心，又炮楼截面是圆形的，因此即使对相邻炮楼进行侧射，楼基前也总有一块区域无法为侧射火力所覆盖，加上每座炮楼自身的火力死角，这就需要上面提到的副堡来提供有效的掩护，但副堡本身也会遭到步兵的迫近攻击。棱堡则不然，这个体系的精髓就在于各堡相互以及对其间城墙的侧射火力掩护，其秘密则在堡墙的两条短侧边。这里通常安有1到2门专门用来侧射的火炮，由于侧边是内收甚至内凹的，这些火力点很难被攻城者发现，即使发现也很难被直射炮火所压制，但此处的射角却正好同时包括了棱堡之间的城墙和相邻棱堡正面这两条延长线，因此一旦敌人到达这两处墙基，就会遭到所谓的“纵射”，即炮弹走向穿过进攻敌人队形的纵轴。进行纵射时最易瞄准，并且能造成最大限度的杀伤。如此一来，攻城者就完全无法在任何一处墙基停留，也就断绝了一切直接以攀爬或墙基坑道作业攻进棱堡式城防的可能性，即使是对已经轰开了的突破口发动猛攻也会付出重大代价。同时棱堡伸出的正面上的火炮可以控制城防周边的空地。
棱堡城防体系和侧射战术思想可谓由来已久。用以侧射的凸出塔楼已经在中古城堡上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中国的城池则建有原理完全一样的所谓“马面’’，但这些都来自于实际的战斗经验而非科学的计算。到了15世纪中期，一些意大利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锋们开始试图运用几何学知识，通过各种火力线、延长线的规划与布置来设计城防工事，到了该世纪末，城防设计几乎成为了每个有志学人所必做的智力体操，其中不乏有棱堡体系的雏形。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米开朗琪罗就设计了一种古怪的类似钝角形棱堡的工事，并且有可能在1530年佛罗伦萨攻城战时真正建造过，它有着许许多多的交叉火力线。同样也是三杰之一的杰达芬奇也设计过有巨大的锯齿城墙，在每个凹进处都有炮室火力点的城防工事。这些早期的棱堡型设计并不成熟，因此达芬奇和与他同时代的丢勒一样，更倾心于完善炮楼城防体系。他设想中的超级炮堡有弧形的轮廓和圆形的胸墙，他还为米兰的斯福扎斯科城堡(CastelloSforzesco)设计了可向下射击以掩护外墙的巨大炮楼。
下部 各棱堡（1）的侧射火炮（2）既可以对堡间城墙的敌人（3）进行纵射（4），又可以对邻近棱堡的正面之敌进行纵射（5），同时不会留下任何可供敌利用的火力死角（6），整个工事所有基部均处在火力覆盖范围内
正当艺术家和学者们在草稿上写写算算时，真正的棱堡在15至16世纪之交的意大利出现了，在萨扎尼罗( Sarzanello)和奥斯提亚(Ostia)两地，以及意大利西海岸建于15世纪末的城防中已经可以看到非常接近真正棱堡的工事，而已知最早应用石质棱堡的要塞则是1501年为教皇国所建的内图诺(Nettuno)堡。实验性的土质棱堡很可能在这之前数十年就已出现，但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进入16世纪30年代，棱堡体系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最占优势的筑城体系，在其后20年中，受雇于法国、西葡两牙、英国、德意志诸国的意大利工程师又将这一先进体系散布到了全欧，16世纪中叶，葡萄牙开始将它海外殖民地的要塞用棱堡体系完全装备起来。1554年2本系统介绍和讨论棱堡筑城体系，并附有精美插图的的著作出版，这2本书籍打破了意大利工程师的垄断地位，将新体系的秘密彻底揭开，当时其中一书的英译本在每页的页眉处都有“宝库之钥”字样，英人对其渴望之甚可见一斑。到了16世纪晚期，工程师们已经不满足于对个别要塞的小打小闹，他们开始为欧洲的各主要大城市修建完整的绕城棱堡工事圈，其中最早者是威尼斯人在塞浦路斯岛控制的尼科西亚城，于1567年即已动工。截止16世纪末，全欧洲只剩下最辽远荒蛮的地方——波兰和俄国还在建造老式的中古城防。
棱堡体系与炮楼等其他诸体系相比，到底有没有优势？如果这个问题是问16世纪的人们，那么他们将会压倒性地认为棱堡体系是唯一的、正确的、最好的选择。当时全欧的军事学界都掀起了一股竞相研究棱堡筑城的风潮，大家都忙着仔细计算精确的正面和侧边长度以及凹陷和突起角度，急着想要设计出一种最为完美的棱堡。这些纷繁复杂的设计中间有的是老练的专家提出的，有的则纯粹是空想家的臆断。筑城技师忙着用测绳和标桩把图纸上的各种长度和角度画到地上，再用雇主们的巨额金钱堆砌出一座座宏伟的要塞。可是今天的军事历史学者却认为，棱堡也许确实比其他体系要好一些，但还没有好到拥有它得到那么多推崇所应有的决定性优势的地步。其他各种因素，如守军和守将的意志、火药与粮食的存量甚至天气和政治条件的变化等等反而有可能比工事的种类和形状更能决定攻守城战斗的胜负。最好的例子正是那座按当时最时髦的方法全部以棱堡工事环绕起来的尼科西亚城，它于1570年在仅仅抵抗了7个星期后就被土耳其军队攻占，而恰恰在同一场战争，同在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Famagusta)城的威尼斯守军却依托“过时”的炮楼和土质炮台工事坚决抵抗了土耳其人长达11个月之久，并获得了有条件的投降。恼羞成怒的土耳其人背信弃义，把该城的威尼斯总督布拉加迪诺(Bragadino)活剥了皮示众。即使是在当时一片对棱堡的推崇声中，也有微弱的反对意见被记录下来，对攻守城颇有心得的法国雨格诺派将领弗朗索瓦·德拉诺(Francois．de．la．Noue)就曾在他写于1587年的军事技术短文集中宣称，土筑工事加强的旧城事实上并不比花大价钱从意大利请来工程师设计建造的最昂贵的砖石棱堡更难防守。
尽管棱堡体系的实际战术价值并非没有争议，但在一个战争连绵、冲突不断的时代里，在军事技术方面跟上潮流是所有统治者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要是手头没个十座八座棱堡呀，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因此在整个欧洲，从最强大的法兰西王国到德意志的蕞尔小邦，乃至意大利的自由城镇，每个政府都心甘情愿地把辛苦得来的钱财花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棱堡上。也许，比这些棱堡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它背后所代表的军事思想也一样得到了人们的推崇。往小里说，最大限度进行侧射和纵射的思路被应用到了其他领域，尤其是步兵和野战炮兵战术中间；往大里说，棱堡体系所代表的强调新兴科学的作用，重视精确性和可复制性，信任理论推演和条令规划等种种思想不仅成为了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军队的特征与精神，更对其后乃至今日的军事传统造成了开创性的深远影响。
建筑全新的城防工事费时费力并且极端昂贵，并不是谁都有能力承担的，因此有些筑城技师们转而试图对已经存在的中世纪城防建筑进行改进，使之适应火炮时代新的挑战。尽管外观可能不如宏伟的炮楼和优美的棱堡好看，但这种做法直接、经济并且在多数情况下相当有效。到16世纪中期，改建老式城堡已经成为一门系统的军事工程学分支。一位熟练的筑城技师受雇于某个需要进行改建的城镇后，会先仔细地勘测周边地形，如果敌人的入侵迫在眉睫，那么他第一要做的事是立即清拆城墙外所有可能为攻城者提供掩蔽阵地的建筑，好在有了火药，拆除工作只需一炸了事，拆下的砖石可以和整修壕沟清出的土方一起堆在城墙后面以备日后维修工事之用。这种动拆往往是极坚决无情的，无论是教堂、磨坊还是民居、店铺，一律强行拆毁，在传世的法律文件中往往能发现由此要求补偿而引发的诉讼，有的官司甚至打了数代人之久。接下来是寻找旧城防建筑因原设计缺陷或年久失修而出现的弱点，并进行修补和改造。高高的中古门楼和哥特式尖塔在火炮面前太显眼而脆弱了，必须拆去或削低，不过城中教堂的钟楼一般要保留下来，因为这往往是全城的制高点，对观察敌方动向很有价值，有时技技师还会在钟楼上面安装数门小炮狙击城外敌人。为保护古旧的砖石建筑免受直接破坏，要用软质掩障吸收炮弹的冲击力，这些掩障主要有夯土、木排、柴捆和装满泥土的柳条筐，有时还使用填满羊毛的垫包。1530年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围攻佛罗伦萨时，就被城中一名绰号“恶狼’’的炮手从圣米尼亚托(St．Miniato)教堂的大钟塔上射来的炮弹打得不胜其烦，而这座钟塔在大名鼎鼎的米开朗琪罗指挥下，包着1800个羊毛垫子防护他们的还击火力。 接下来就要在原有结构的限制下，建造新的射界宽广、结构坚固的夯土平台来安放防守用的大炮，这里有两类工事可供选择，即凸出在旧墙之外的棱堡型或者高出旧墙之上的骑堡(cavalier)型两种炮台。修筑工事的原则是贵少而精，将火力和防护集中在较少的点里，因此一般在城防凸角处建筑棱堡炮台，其余地方则以火炮平射或火枪有效射程为距，修筑可以互相掩护的骑堡炮台。除了棱堡和骑堡炮台外，筑城技师还使用另一种简易土方工事防护老式城墙本身，这就是小地堡(sconce)。小地堡有一点点像掩护炮楼用的副堡，但要窄小简陋得多，其基本构造是一个浅圆井，井口周围堆土筑成胸墙，墙上开有枪眼，最后在外周安放木栅和鹿砦。小地堡中没有火炮，只能容纳步兵，并且不是像副堡那样用来直接掩护墙基，而是力图以大量这样的驻有携带火枪的步兵，可互相掩护的小型据点在主城防外围构成一条缓冲带，让敌人的火炮无法靠近。攻城火炮对这些小而又极为低矮的地堡无能为力，而如果用步兵发动强攻，就会遭到小地堡之间的交叉火力射击，付出重大的代价，这正合于20世纪的战术家同样使用过的纵深防御思路。小地堡应该是起源于德意志地区，在1525年帕维亚之战中，德意志雇佣兵在帕维亚城外围大量修筑了此类工事。到16世纪30年代，圆形的小地堡与另一种带屈折交通壕的方形工事融为一种，一直使用到17世纪。
矛盾相长。在筑城体系产生了巨大进步的同时，攻城手段也变得越来越正规、科学、复杂，攻下一座重要城镇常常就构成了统帅们一整年的战役目标，他们与手下将领和专门的工程顾问一起，商议确定具体的攻城计划。首先进行的是围城工作，必须尽量将被围城镇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割断，这就需要在城镇外围以一系列步兵营地、巡逻游骑和固定岗哨构成环形的封锁线，到16世纪末，这一封锁线又由小地堡和战壕工事加固了。如果有敌援军前来救城的可能性存在，那末还必须在此外围再构筑第二条防线。接下来就是选择对方城防工事上的弱点，如一座位置不好的棱堡、一处失修的门楼等等为进攻的突破口，将攻城战的主角——巨大的火炮拉上来并为其构筑好发射阵地，这些火炮阵地最好要能俯瞰城防工事，为达此目的有时攻城者——很多情况下是攻城军队从附近农村抓来的壮丁——会建造巨大的土质骑堡平台来安放这些攻城重炮。出于类似原理，1573年西班牙人在哈勒姆(Haarlem)围城战中使用了一种在长杆顶上安装可防枪弹的木质吊篮的攻城具，射手可以躲在高高的吊篮里安全从容地俯射城内目标，其后许多军队也用过类似的器械。
一旦攻城开始，就必须尽力坚决猛烈地打下去，不给守军任何喘息之机。大小火器轮番开火，各有分工：隼炮、鹰炮等小炮与步兵的火枪一起杀伤敌人，压制城防火力，阻止他们修复工事上的破口；臼炮用于从远距离以爆炸弹轰击城内建筑，瓦解守城者的士气，加农炮和长蛇炮则负责直接破坏城防工事。它们的第一个目标通常是城防火炮，尤其是隐蔽在棱堡侧边里的那些讨厌家伙。一旦城防火力被压制，攻城者就可以将重型火炮安全地推进到距城百米甚至更近的距离，以最大的力量持续向选定的一段城墙直射。在成千上万发炮弹的不断撞击下，即使是最坚厚的城墙迟早也会遭到破坏并最终崩塌，形成可以用步兵突入其中的破口。对攻城者来说，最理想的突破口应该比较宽阔，倒塌的砖石泥土要正好填塞掉城前的壕沟并形成了缓坡，可是要轰出这样一个标准的破口需要消耗极大量的弹药和更宝贵的时间，因而大多数情况下突破口总是只够勉强能用罢了。接着就是军旗招展、军鼓咚咚，准备发动最后的袭击。但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任务。当攻城者进入壕沟，越过破口时，不仅要面对轻武器的火力，还要防备两边棱堡上可怕的侧射火炮，只要有1、2门侧射火炮残存下来，就能把近在咫尺、挤满人群的破口变成血肉横飞的地狱。有时守军还会使用更毒辣的计策。在1509年帕多瓦攻城战中，守城的威尼斯人在自己的棱堡底下埋了火药，当其中一座棱堡被攻陷后他们引爆火药，把冲进去的联军士兵炸上了天。随着筑城技术的发展，军事工程学家们还发明了更复杂的城防结构，守城者可以在第二道工事中侧射突破第一道墙，冲进精心设计的死胡同里来的敌军。一旦攻城者克服了以上所有困难最终杀入城中，被扔上刀俎的一方就成了守城者和倒霉的居民们了。按当时的默认惯例，在此情况下攻城方的士兵们有权大掠3天以报前仇，这也是许多欠饷佣兵发财的大好机会。如果守方在攻城者冲入城中之前就选择投降，那么一般可免遭此种厄运。
并非所有的围城战都以防守一方的失败而告终，攻城者的困难也远不止于令人望而生畏的侧射火炮。即使一切顺利，一支军队也往往需要数星期乃至1、2月的时间攻取一座设防城镇，如果守军抵抗坚决，物质充足，那么战斗可能要持续数月之久，这期间在城外湿冷战壕中因病饿死去的、因贫困和厌倦而中道开了小差的士兵要远远多于在城墙下被枪炮杀死者，攻城者不断消耗着人力、物力、宝贵的时间以及更紧要的士气。因此，围攻一座坚固要塞往往和一场大会战一样是统帅们的一把豪赌，赢则收益巨大，输则元气大伤。
也正因为如此，除了按部就班的正规围攻外，攻城者想出了一些取巧的战术，试图以极小的代价拿下本应通过艰苦战斗和昂贵代价才能攻取的城池。第一种方法是用所谓的爆破钟(petard)炸开城门，这里的爆破钟是一个钟形的铁或铜罐，内中装满数磅火药。这需要一个极勇敢的志愿者抱着它悄悄接近城门并将其钟口朝内钉在门上，点燃引线后跑开。一旦城门被炸塌，早就等候在附近的一支突击队就会在守军 还未反应过来并集中兵力抵抗之前夺门而入，大部队随后跟进。如果那个无畏的志愿者活了下来的话，他会得到很高的奖赏，然而有时人还未跑远火药就爆炸了，因此英文中有个来自《哈姆雷特》台词的成语，叫做“被自己的爆破钟炸上了天(Hoist with one' s own petard)’’，意思就是“害人反害己”。这种战术的首次闪亮登场是1580年纳瓦拉的亨利围攻卡奥尔(Cahors)，他的军队用爆破钟连续炸开2道城门，一鼓作气占领了该城。相形之下更阴的一招是偷偷用螺旋千斤顶和大扳手把每座城市都有的下水道铁门撬开，突击队就从这里杀人城中。还有一些取城方法被称为“诡战’’ (Ruse de guerre)，即用诡计混入城内，里应外合一举成功。在西方最早，恐怕也是最有名的“诡战”当属特洛伊木马计。1590年，80名荷兰士兵藏在1艘渡船船底潜入布雷达并拿下了该城。7年后轮到西班牙人在亚眠演此故伎，他们让一些士兵化装成农民，推着大车走近大开的城门，然后突然发难，用大车堵住城门不让其关闭，早已埋伏在附近的西班牙突击队立即冲了进去。 “诡战’’是代价最小但成功率也最小的方法，正规围攻的代价大但容易成功；而消耗最大，但也是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自古以来一直沿用的封锁。一个较大的城镇不能仅仅依靠库存食粮维持很长时间，它必须要从周围的乡村持续获得补给，封锁就是以各种方法掐断守城者的补给，以饥饿迫使他们投降。 1567年雨格诺军队封锁巴黎，将城外所有的磨坊全部烧掉，这样巴黎城内就无法获得面粉了。被封锁的守城者也会想法设防应对，主要手段是控制粮食消耗。当局会查封所有酿酒作坊，确保宝贵的粮食不会被浪费在制酒上，接着会实行配给制，无情地将城内居民划分成两类，只有其中一部分人才能获得配给，余下的则被当作没有用的吃饭嘴巴赶出城去。如果围城的军队不放他们离开封锁线，那么这些可怜的人往往就在两军之间一直哀求到饿死，这是战争中令人尤其心酸的一幕。但古往今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背后，不都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么。
永远不够用的弹药 在多数攻城战中，区区几发炮弹只能在城墙上留下浅浅的弹痕，要想使城墙崩塌就得在同一处反复轰击成百上千次，即使在打开突破口后仍必须保持一定的投射弹量，如果停止射击或火力不够，那么守城者会想办法修复城墙上的破口或在后面筑起第二道防线，让攻城者前功尽弃，整个过程就是一场破坏与重建的大竞赛，这时火炮的持续射速就变得与射程和精度一样重要了。但这个持续射速是有上限的，炮手们轮班上阵，装填、瞄准、发射、清膛、重新装填，如果这些程序完成得太快，炮身就会来不及冷却而过热，变形并最终损坏，有时炮口会随着炮弹一起飞掉，有时还会导致炸膛事故殃及到火炮旁边的人员。另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是长时间的快速射击要消耗大量昂贵的火药，下表数据来自吉罗拉莫·卡塔尼奥(Girolamo Cataneo)1567年出版的《炮兵测验》，列出了当时火炮的持续射速及火药的消耗量：（见表一）
根据他的说法，一支攻城炮队至少需要拥有如下数目的火炮：2门长蛇炮、3门全加农炮、4门半加农炮、8门四分加农炮、8门鹰炮或隼炮以及12门小鹰炮，这样的一支炮队除8门四分加农炮没有给出数字外，其余火炮每天可以发射3410发炮弹，共需消耗32300磅火药！除了弹药外，火炮还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威尼斯炮兵学家拉斯切利(Ruscelli)于1595年写下了各种火炮所需的炮手人数（见表二）。
但是这些数字尚没有包括其他使火炮正常作战所必须的人员：挽畜的驭手和伺候牲畜的人加上修理零部件的铁匠及木匠可能有数十人，而在攻城时为火炮挖掘坑道，制造柳条筐，构筑发射阵地所需要的人手可以成百计，让一门火炮真正发挥效用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啊！ 火炮的运输 我们知道，一门16世纪攻城炮的重量可以达到3、5吨甚至10吨之巨，即使是较轻的野炮也有数百公斤至1吨重。在拥有卡车公路的今天，运输这点重量似乎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在所有的动力都来自人或畜力，且道路条件糟糕的文艺复兴时代，这就成了一件极端困难的任务。不仅如此，火炮还需要离开道路在战场上移动，这就更需要大量的挽畜来拖拉。贝隆在《炮手指导》一书中给出了各种火炮所需的挽畜数目（见表三、四）。
他给出了一条规律，即在平|坦坚硬的地面上，每1000～1200磅的炮身重量（不包括炮架）就需要一对挽畜来拉，而在崎岖或泥泞的地上甚至还需要更多。 试想在当时，由多达50头的成年公牛排成双列纵队，在沉闷的鼻息声中牵引拖动着重达十数吨重的巨炮，这会是何等壮观气派的场面！而牛本身，在起到牵引畜力效用的同时，也能在火炮被送抵目的地之后就地宰杀，起到改善军队的伙食的目的，不能不说是一举多得。 出生于西班牙的炮兵专家勒楚加(Lechuga)在他1611年的著作《论炮兵》中，也给出了相似的数目（见表四） 由于全加农炮炮身过重，因此勒楚加建议在运输它时先将其捆绑在一根坚固的长杆上并吊在特制的炮鞍里，这样其重量就能更好地分布到车辆的4个轮子上去。但用起重架将数吨重的炮身吊来吊去实在是一项耗时耗力又危险的麻烦活计。 实际记录印证了理论著作上巨大的挽畜数量。1610年在于利希(Julich)，一支规模还算较小的荷兰炮队的24辆重型大车、16辆双马轻车及15门火炮（其中只有2门全加农炮）即需要490匹挽马来拖曳，而这还没有包括198辆其他车辆（其中军官的行李车即达到41辆）所需的挽畜！一支齐装满员的攻城炮队通常拥有包括许多重炮在内的超过四十门各色火炮，这样所需的挽畜将数以千计。而供给这些挽畜又需要付出惊人的努力——它们每日消耗的草秣就要以吨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时军队开过的地方往往被收割出一条寸草无存的地带，并且军队的大规模行动必须要选在牧草生长茂盛的季节之原因。没铺过的路和脆弱的桥梁更限制了重炮的移动，1529年在皮埃蒙特，撤退的法军中一门加农炮压垮了桥梁，陷进泥里动弹不得，结果这门火炮连带其炮手和附属装备全部落入追击的西班牙人手里。正因为军队很难带着昂贵但笨重的火炮一起逃跑，所以他们常常将其秘密埋藏起来留待以后掘出使用，或者干脆打碎成易携带的小块带走，以后再用这些青铜重熔铸造新炮。改由水路，如由北意大利和荷兰发达的运河网进行运输能减轻这些困难，虽然多数情况下运输速度还是一样慢，但拖曳驳船所用的畜力要远少于在乡间土路上拖曳车辆所用的畜力。为了用较少的力移动沉重的火炮，文艺复兴时代的技师还发明了各种构造复杂的绞车，如16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首席工程师吉尤力奥·萨瓦加那诺(Giulio．Savorgnano)就造了这样一台东西，连他的侏儒小丑都可以用它一只手同时拖动5门火炮！当然了，根据简单的物理定律，这些装置只能使重物作缓慢地、短距离的移动。
造价不菲的火炮 文艺复兴时代的战争变得极为昂贵，只有国王或最富有的公爵们才玩得起这种游戏，就连他们有时也甚感吃力，昂贵的火炮是战争中的一笔大开支，越大型的火炮，价格也越惊人。拉斯切利在他另一本著作《现代军队戒律》(Precepts for a Modern Army)中讨论了各种火炮的精确价格（见表五） 这里的1个杜卡特在当时可以支付1名普通威尼斯步兵3个月的军饷，1套长矛兵的头盔、胸甲和矛总值大约三又四分之一个达卡特；1支火绳枪大概要价1个杜卡特多一点。为了给读者以进一步的直观概念，下面做一个大致的估算：普通步兵的军饷基本等于是无技能劳工的薪水，为方便计算，我们不妨设一个典型的现代中国无技能劳工月薪为1000元（实际上那个时代普通劳工的工薪水平要高于现代），那么1个杜卡特就合人民币3000元，这样l门最便宜的3磅小鹰炮要价97杜卡特，等于现在的人民币291000元；而最昂贵的120磅加农炮则每门要价1310杜卡特，折合人民币3930000元！
炮兵的附属装备 完整的一套炮兵装备远不止于人马、火炮、车辆和弹药。要让火炮正常作战，就需要进行诸如构筑阵地、平整道路、维修器械等等一系列辅助性的杂务，而这些工作都需要各自的专用工具和材料，之多之杂足以使许多负责人望而却步，往往仅仅只是缺少一段绳索，或者一把锤子，就有可能耽误一天的行军，甚或一个星期的炮击，这就像谚语里说的“蹄铁落，国家灭”。为此，一位称职的负责人要像个一流的财务会计一样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每日检查各项清单，确保每件东西都能随用随到。和上阵拼杀比起来这也许很枯燥乏味，但对战斗胜利的重要性是同等的。下面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施马卡登战争( SchmalkaldicWar，1546～1547)时麾下炮队全部装备的详细清单，不妨想象一下掌管所有这些家什是多么辛苦的一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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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15世纪晚期的攻城炮，炮架是箱子状的，可转动的门板用来防护炮手不受城防中小型射击武器的伤害。到了16世纪这类五花八门的原始炮架就被统一的两轮炮架取代了
大画家阿尔布雷切。丢勒和许多同时代的艺术家一样，也着迷于军事科学的方方面面。这是他作于1513年的衣服铜版画。画中是1们铜炮，其炮架和调整射角高低的装置是15世纪较原始的样式，注意每个轮子下面都垫了轮挡，在山坡上移动火炮是件相当危险的工作，一不小心就会造成事故
16世纪德意志木刻画中的各型火炮。时至16世纪，欧洲各型陆战火炮几乎均以变化为铜铸.，带炮耳尾钮、提把，安装上双轮带尾撑的炮架上。不同之处只在于大小和比例的差异，最小的小鹰炮只能发射3磅中的铁球，而最大的双倍加农炮射弹重超过了100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