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泰常八年长城寻踪

    拓跋鲜卑族建立北魏政权以后，曾两次在北方修筑长城，第一次是公元423年：泰常八年“正月丙辰……蠕蠕犯塞。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1]。还有一次是太和八年（公元484年），中书监高闾建议：“於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2]。这两条长城与阴山山脉呈相同的东西走向，太和八年长城修筑在阴山以北，李逸友先生在《中国北方长城考述》[3]一文中，已证实了这条长城的存在。对泰常八年长城的争议主要有两点，一是对长城经过的“长川”及西至之“五原”存在分歧；二是对长城遗迹的位置难以确认。本文试图通过对阴山南北长城的考察，以及近年来考古发掘资料的支持，提出几点个人对泰常八年长城的粗浅认识。
    长川、五原地理位置考
    确定泰常八年长城走向的关键，是记载这条长城提到的三处地名??赤城、长川和五原。1931年，王国良先生的《中国长城沿革考》一书曾作过如下考证：赤城即今河北省赤城县，长川即今河北省洋河，五原在陕西省神木。他认为北魏长城是从赤城往西再向西南延伸到了陕西省境内。但《魏书》中所谓的“长川”决非指河而言，它是指河岸边的长川城；五原，在黄河北岸，说它在黄河以南的神木，所指方位有误。三个地名，错了两处，所指长城自然也是不对的。再以后，有关北魏泰常八年长城的研究，除了对“赤城”在今河北赤城县没有争议，五原与长川一直是寻找这条长城争论的焦点问题。
    长川，是泰常八年长城中途经过的唯一地名。《魏书?序纪》记载，公元219年，“始祖(拓跋力微)请率所部北居长川，宾(指没鹿回部大人窦宾)乃敬从”。说明长川城早在北魏立国160余年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它还是鲜卑拓跋部最早立足创业的基地。北魏政权建立后，长川仍然是一处战略要地，“天兴二年（公元399年）舂正月，庚午，车驾北巡，分命诸将大袭高车，大将军常山王遵等三军从东道出长川”[4]。又“始光三年（公元426年），秋七月，筑马射台于长川，帝登台观走马”[5]。显然，记载中的“长川”都不是指河流，而是一个固定的地名??长川城。《水经注》记载长川城的位置说“于延水出塞外柔玄镇西长川城南小山”，指出城在北魏六镇??柔玄镇之西。《绥远通志稿》曰：“长川，亦卫拓跋列帝常巡之城，地当于延水发源处。有城即为长川为名”。1998年第一期《内蒙古文物考古》，常谦先生撰写《乌盟兴和县北魏长川古城遗址考略》一文，经实地考察和对史料记载印证，证实兴和县土城子古城既是北魏的长川城故址。长川城的确认，对泰常八年长城的走向，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依据。
    五原，《魏书》中也多有记载：“登国九年（公元394年）春三月，帝北巡。使东平公元仪屯田於河北五原，至于?阳塞外”[6]。“泰常八年（公元423年）……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神嘉二年（公元429年）冬十月……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7]。“太延四年（公元438年），夏五月戊寅，大赦天下。丙申，行幸五原”[8]。《魏书?地形志》，五原是朔州附化郡属下的四县之一。北魏的朔州大体上与汉代五原郡地理相当，五原又是五原郡和朔州都设有的一个县，这两个五原县是否有联系呢？《魏书?郦道元传》曰：“肃宗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应该说，北魏五原是沿用了汉代县的名称，而且城址也没有发生变动。那么，经历过两个朝代的五原县故城，其遗址又在何地呢？经考证，包头市区以西的哈德门沟古城遗址，与记载中的五原县故城较为吻合。
    哈德门沟古城位于包头市西的乌拉山哈德门沟南口东岸山坡上，东距市区15公里，南临河套平原的东端，沟北与阴山腹地明安川相通。古城依山势建筑，北高南低，落差约30米。古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城墙183度、长291米；西城墙170度、长212米；南城墙95度、长197米；北城墙由西向东呈阶梯状北扩，累计长360米。东城墙遭到破坏后，我们测量了城墙的断面，墙基宽14.2米，高6米左右，夯层厚8～9厘米。古城中部一条由东南向西北斜穿的公路，横穿古城而过，把古城分为南北两部分。上世纪七十年代，南半城在兴修水利中曾被修改成水库，城内深挖2米左右作为蓄水区，城墙被利用做水库的堤坝有幸保留下来。至今南半城东、南、西三面城墙的内侧，还残留下部分修水库时铺砌的护坝石。南城墙中段原有6～7米的豁口，是城门故址，改建水库时被封堵。北半城地势渐高，城内西侧是顺山体延续的一个自然台地，上面筑一内城，南北长59米，东西宽48米。古城占地面积6万余平方米。哈德门沟古城是五原县故城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调查，“在城堡内拾得许多灰色绳纹陶片，另有少数水波纹灰陶片及粗绳纹碎砖”，当时确定古城是一座汉代城堡[9]。1999年7月，古城在遭受严重破坏后进行的一次考古发掘，结果出人意料。具有明显北魏文化特征的出土遗物，让我们对古城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古城内的出土遗物中除有汉代陶片外，还有侧边印有花草纹和几何纹饰的残砖，北魏的五铢钱币，也有印着各种水波纹、菱形纹、密格式网纹拼绘图案的陶片，各种箭镞、残断铁兵器。在出土的遗物中，还有大量残断的铁制兵器以及各种式样的陶钵残片（图二）。带纹饰的陶片与内蒙古四子王旗土城子、城卜子两古城发现的北魏陶片纹饰完全相同[10]，考古调查与发掘，确认哈德门沟古城是一座汉代和北魏都曾经使用过的古城址。
    二、《水经注?河水三》曰：“河水又东迳宜梁县之故城南。阚?曰五原西南六十里，今世谓之石崖城。河水又东迳?阳城南。东部都尉治，迳河阴县故城北。又东迳九原县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汉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王莽之获降郡，成平县矣。西北接对一城，盖五原县之故城也。王莽之填河亭也……其城南面长河，北背连山。秦始皇逐匈奴，并河以东，属之阴山。筑亭障为河上塞，徐广《史记音义》曰：阴山在五原北，即此山也”。《水经注》记载的这段地理位置，西起包头与乌拉特前旗交界处，东至包头市麻池乡长约35公里的地段，在这个地段沿黄河南北的汉代古城有三顶帐房古城、二狗湾古城（或称昭君坟古城，在黄河南岸）、哈德门沟古城和麻池古城。哈德门沟古城西南是三顶帐房古城，东南是麻池古城，三座古城的方位和相互之间的距离，恰好与“五原西南六十里”和“西北接对一城”的方位相吻合。
    三、《魏书?太祖纪》记载：北魏登国六年（公元391年），匈奴刘卫辰派他的儿子直力?率八、九万人侵犯北魏，太祖拓跋硅亲率五、六千人大破匈奴军于铁歧山南，并乘胜追击到黄河以南刘卫辰居住的悦跋城。刘卫辰父子溃逃，最终直力?被俘，刘卫辰被其部下所杀。北魏军追击敌人过黄河的原句说：“自五原金津南渡河”，《地图集》便是依据这个记载标注“金津”位置的。如果这句话的记载是正确的，对“金津”的理解就是错误的，因为渡河的位置是在五原金津以“南”，金津如是渡口，就没有必要再去其南渡河了。那么是否史书记载中多了一个“南”字呢？我们从其它史料记载中查阅到类似记述，《魏书?铁弗刘虎》说：“自五原金津南渡”，与前句相比，句尾少了一个“河”字，句意是一致的；《资治通鉴》写的是:“自五原金津南济河”，这里把“渡河”写成“济河”，“济”在句中是过渡的意思，与“渡”意相通。从这三处记载中，虽然句中的个别字略有变化，但在“金津南”渡河的表述是相同的。看来“南”字，是回答“金津”是否是渡口的一个关键。
    “南”字在句中的位置，表示渡口在“五原金津”南，而不是说“五原”南的渡口名为“金津”。如果“金津”是渡口名称，渡河的位置则相对稳定，是不会轻易发生变化的，记载就无需在句中加一个“南”字指示其位置。而方位词“南”字的存在，使我们有理由确认“金津”不是渡口名称。经过笔者实地考察，“五原”与“金津”是两个组合起来的历史地理名称。
    五原，最早是汉代设在北部边境郡和县共用的一个名称，《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改秦九原郡为五原郡，郡以下设置了十六个县，五原县是其中之一。到北魏时，汉代五原郡辖地，基本归属在怀朔镇管辖的范围，孝昌年间（公元525??527年），孝明帝将北方诸镇改为州，怀朔镇改名朔州，领郡五县十三，五原县又成为附化郡所属的四个县之一[1]。北魏的五原县不仅延用了汉代五原县的城名，城址也在原来的位置。所以，我们在《地图集》上看到汉和北魏五原县的位置，都在今包头市区以西的哈德门沟口处??哈德门沟古城。
    对古城的时代，1962年公布的调查根据城内陆表拾到的陶片和五铢钱等遗物，认为这是一座汉代城堡[2]；1981年发表的阴山南麓赵长城调查报告提出，哈德门沟古城筑在赵长城沿线，是赵长城上的障城之一[3]。但我们在调查时，曾在城内采集到有北魏纹饰特征的水波纹、菱形纹饰陶片，类似陶片1964年调查中也曾提到，说古城内“有少数水波纹灰陶片”[4]；1998年，哈德门沟古城遭到严重破坏，经过对古城的考古试掘，出土遗物中除有汉代陶片外，还有边侧印有花纹和几何纹饰的残砖，北魏的五铢钱币，以及许多印着各种水波纹、菱形纹、密格式网纹拼绘图案的陶片。这些陶片与内蒙古四子王旗土城子、城卜子两古城发现的北魏陶片特征一致[5]。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哈德门沟古城曾是汉代和北魏都使用过的一座古城，这条线索对汉代和北魏五原县的确认，无疑是一条很重要依据。
    “金津”不是渡口名称，它又是指什么呢？
    在北魏的史籍中，我们查找到了“津”字的两种用法。其一，“津”是指渡口。《魏书》中有：“帝南幸君子津”、“济自灵昌津”、“造浮桥於冶板津”、“时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等[6]。勿庸置疑，以上列举的“君子津”、“灵昌津”、“冶板津”、“七女津”中的“津”都是指渡口，除此不能作别的解释。其二，“津”，在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中，也把它当作河流讲。《水经注?河水三》中有：“河水又东，枝津注焉”，还有“河水决其西南隅，又东南，枝津出焉。”如果把句中的“枝津注焉”和“枝津出焉”中的“津”理解成渡口，“枝津”就是一个渡口的名称了，但渡口名称后的“注焉”、“出焉”与“枝津”合成一句，就无法说通了。所以，这里的“枝津”与渡口名称毫无联系，句中的“枝”是个假借字，“津”在这里当河流讲，“枝津”即“支津”，是支流的意思，它是对流入黄河但没有具体名称小河流的一种称呼。北魏的“金津”实际是一条河流的名称，与“枝津”的不同之处，它不是一条无名河。
    “金津”既是河流，其位置何在？为什么用“金津”在来命名？经过对哈德门沟至黄河一带的实地考察，我们发现生成于哈德门沟内的河流，就是史书记载的“金津”。地质勘查证实，哈德门沟畔是一座?藏着金矿资源的山脉，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开始在这里投资开采金矿，至今采矿作业一直在进行。但哈德门沟含有金矿不是现代人最先发现的，早在北魏时，人们就在哈德门沟河流中发现了夹带着的金砂或金矿石，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金矿并没有被开采，只是给这条小河流起了一个富有的名称?金津。“金津”虽然是一个很好听的名称，但它只是一条水流量不大的河，它流出沟口要经过一片开阔的冲积扇形地带，这是一个多碎石和沙土的地带，小河南流几里或十几里便断流了。水流量和地质条件的限制，使“金津”河始终游移于黄河北岸，无法流入黄河，所以我们在《水经注》中，是找不到这条小河踪迹的。北魏以后的文献记载中，也很少再见到“金津”一名。《魏书》记载“五原金津”，是借助“五原”的名望提示“金津”的位置，就在五原城西侧。
    哈德门沟古城内汉代、北魏遗物的出土，“金津”名称的释疑，可以证实该古城就是汉代和北魏的五原县故城。
    五原和金津的位置确定以后，“渡河”的位置又在何处呢？考察“五原”和“金津”以南的黄河沿岸，只有昭君坟渡口符合“渡河”的位置。渡口位于哈德门沟古城南偏东约5度20余公里处，其位置基本上是处在“五原金津”以南。昭君坟渡口段黄河的流向是东南方向，河段长约11公里，渡口位于这段河流的下端，河床为岩石结构，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历次黄河变迁都没有给它造成太大的变异，古代可便是理想的渡河之处。渡口以北除了五原城和金津河，再找不到显著的地理标志。因此，“自五原金津南渡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从五原县金津河以南的渡口渡过黄河。
    对于昭君坟渡口或二狗湾渡口，实际是指同一渡口，因渡口以南两公里和三公里分别是地名“昭君坟”和“二狗湾”，于是两个地名都成了渡口的名称，无论称呼那一个，在当地都知道其所指。至于古代这个渡口的名称？现有的历史文籍中，的确还没有查找到与这个渡口位置相吻合的记载。
    哈德门沟古城内的汉代、北魏遗物；“金津”名称的释疑；古城方位与《水经注》记载的吻合，都证实该古城是汉代和北魏的五原县故城，也即北魏泰常八年长城西端的五原。
    北魏泰常八年长城与北魏六镇
    长城，历史上一般都把它作为各朝代或各诸侯国的一道边境界线，按照这个思路解释泰常八年长城与北魏六镇的方位关系，自然会认为长城在北，六镇在南。高旺先生在《内蒙古长城史话》一书中便是这样理解的：泰常八年长城“东起河北省赤城，绕独石口转而向西至张北，继续西行，经内蒙古草原到达固阳北境，再由固阳之北，趋向阴山”。书中还列出了长城经过的十几处地名，他认为：“魏太武帝为了加强对北境的防御，又于长城内侧要害处设置六个军镇，并派重兵把守”。但他在论述北魏长城时，却忽略了北魏在太和年间还曾修筑过长城的史实，他认为的北魏泰常八年长城，许多地段与李逸友先生在《中国北方长城考述》一文中考察的太和八年长城是一致的，这条长城的方位与高闾“於六镇之北筑长城”的建议是吻合的。那么，泰常八年长城是否筑在北魏六镇以北呢？通过对长城的调查和查阅史书记载，泰常八年长城和北魏六镇的南北问题，与它们修筑、设置的时间有很大关系：如果两者在同时间内设置、修筑，或者是先置六镇，后筑长城，那么长城一定在六镇以北；如果是先筑长城，后置六镇，那么两者之间的南北就与交战双方当时所面临的态势是分不开的。泰常八年长城的修筑时间已勿庸置疑，北魏六镇又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样的情况下设置的呢？
    北魏六镇是设置在西北边境一系列军镇中的六个镇，它们由西向东依次为：沃野镇（今乌拉特前旗苏独仑乡根子场古城）、怀朔镇（固阳县白灵淖乡城??村西城??古城）、武川镇（武川县与达茂联合旗交界处的二份子古城）、抚冥镇（四子王旗乌兰花土城子古城）、怀荒镇（察右后旗白音察干古城）、柔玄镇（河北省尚义县哈拉沟古城）。对六镇今天之所在，尽管目前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六镇东西一线、布局在阴山山脉以北是可以肯定的。史书对六镇的设置时间，虽然没有很明确的记载，但《魏书》中仍然能够找出许多有价值的线索。
    北魏泰常八年筑长城以后，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柔然南下的袭扰，为此北魏对柔然发动了几次重大的军事打击。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太武帝即帝位，八月柔然就越过泰常八年长城“六万骑入云中，杀掠吏民，攻陷盛乐宫”[14]。公元424和425年，北魏两次出兵重创柔然。神嘉二年(公元429年），太武帝再次率大军向柔然发动了更猛烈的一次战争，致使柔然“闻之震怖，将其族党，焚烧庐舍，绝?西走，莫知所至”[15]。与柔然之间的战争，虽然每一次都是以柔然的失败告终，但北魏统治者也开始重新认识泰常八年长城在防御中的作用，事实让他们清楚地看到完全依靠这条长城阻止柔然南侵，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被动性，而此时北魏正处在统一北方的进程中，布设在长城上的兵力也是有限的。于是，战争以后防线北移、设置军镇的战略部署，便开始产生了。对柔然战争的胜利，使北魏把阴山及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完全纳入其统辖的范围，六镇就是随战争向北推进的最重大成果。以军镇作为北部边境防御的重要设施，成为北魏边境防务中的一大特征。与设置六镇有关的时间记载，《魏书》中有如下几条：
    一，《魏书?地形志》朔州条注曰：“本汉五原郡，延和二年（公元433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镇”。怀朔镇是六镇中唯一有确切时间记载的一个镇。
    二，《魏书?来大千传》记载：“延和初，车驾北伐，大千为先锋，大破虏军。世祖以其壮勇，数有战功，兼悉北境险要，诏大千巡抚六镇，以防寇虏，经略布置，甚得事宜”。延和年间的这次北伐，是指太武帝拓跋焘延和元年（公元432年）“六月庚寅，车驾伐和龙”[16]，这是一次针对北燕冯文通发动的战争，“九月乙卯，车驾西还”。来大千即是在这次随驾北伐后，被委以巡抚六镇的重要职务，而“六镇”一名，也是从此才见于史书记载的。
    三，《魏书?世祖纪》记载，延和二年十二月辛未日太武帝“幸阴山之北”，延和三年（公元434年）春正月乙未日“车驾次于女水”，直至元月“辛卯，车驾还宫”。太武帝的这次北巡，有两点很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巡幸阴山之北正是六镇所处的地带；二是出巡的时间与设置怀朔镇的时间在同一年。
    表面看，这三条史料中提到的是三个互不相干的时间，但如果我们把三条史料的内容联系在一起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史料所涉及到的时间、地点，都与延和二年和六镇有着密切关系。延和二年置怀朔镇已是明确记载的；来大千巡抚六镇，虽没有写明具体时间，但任职巡抚六镇的时间，是延和初北伐以后、太武帝“幸阴山之北”之前。当太武帝于延和二年十二月巡幸阴山时，来大千已经在巡抚六镇的任职位置上了。而三条史料所涉及的地理位置，都在与六镇有关的阴山以北。对太武帝“幸阴山之北”的时间问题，也很值的我们深入探寻。“幸阴山之北”起程于延和二年十二月辛未，至延和三年舂正月乙未“车驾次于女水”[17]。“女水”，皇兴四年“改女水曰武川”[18]，武川镇即因设在“女水”而得名。直到二月“辛卯，车驾还宫”[19]，前后历时81天。我们按这次北巡记载所到之处，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出巡至“女水”，计为25天；第二阶段由女水到还宫，时间长达56天。是什么理由让北魏皇帝在阴山之北滞留如此长的时间呢？我们分析，阴山之北唯一能够引起皇帝牵挂和重视的便是六镇。所谓的北巡，其实最大的一项任务，就是六镇设置完成后组织的一次视察“验收”。视察安排在这次北巡的前段，因为六镇的设置，关系到北魏的边境防务，关系到对柔然战争胜利的成果能否得以长久维持。皇帝亲自到六镇北巡，是表示国家对边境军镇的重视，同时还包含了鼓舞边疆将士的一层意思。后段56天时间，皇帝的所到之处，应在阴山的行宫。我们在阴山考察长城时，曾在武川县西南20公里，见到一座古城遗址，遗址内有北魏的“富贵万岁”瓦当，还有大型的柱础石，从这些遗物看，他们不会是普通的城址，很可能就是北魏的一处行宫遗址。而且从遗址所在的位置，是处在武川河的下游，这也符合“次于女水”的记载。
    《魏书?地形志》只记怀朔镇，而无其它五镇，与怀朔镇在六镇中的地位是有关。从我们对怀朔镇古城遗址进行的实地测量得知，这是一座不规则的四方城，古城的东城墙方向170度、长949.5米；南城墙方向由东向西分别为75、65、90度，全长1427米；西城墙方向180度、长1322米，北城墙方向由西向东分别为95、85度，总长1206米。古城选择在一个较为平坦的川地上，北高南低，西北角是古城的制高点。资料表明怀朔古城是六镇中最大的一座军事城镇，也是唯一设有郡县的一个镇，《地形志》仅记怀朔一镇，原因就在于此。《魏书》中有关六镇的记述，完全可以确定六镇设置完成于延和二年十二月。
    六镇东西一线，但镇与镇之间仍然有几百里之遥，并不能完全从军事上切断敌人的进犯。为加强六镇间的联系，又在镇与镇之间修筑了城堡。《魏书?源贺传》对筑城堡有详实的记述：“是时，每岁秋冬，遣军三道并出，以备北寇，至春中乃班师。贺以劳役京都，又非御边长计，乃上言：……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冬则讲武，春则种植……”。六镇之间修筑的城堡，李逸友先生通过实地考察已经印证了它们的存在和史书的记载[20]。
    泰常八年长城与北魏六镇的南北问题，高闾在北魏太和八年，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战争使北魏政权作出不能过分依赖泰常八年长城的决策，也放弃了传统观念中以长城护卫城镇的做法，把六镇设置在泰常八年长城以北，六镇的设置减弱了泰常八年长城的防御作用。高闾建议于六镇之北新筑长城的思路，目的是把六镇聚散灵活之兵力与千里长城纺线，组合成一种新的防御优势，弥补“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21]”日渐暴露出的边境防务问题。如果泰常八年长城与六镇之间处在相距较近、沟通便利的范围内，“势分”的被动局面就可以转化成优势互补的条件，那也就不会提出于六镇之北筑长城的建议了。高闾的建议只针对军事上的薄弱问题，而对六镇失势的关键问题??北魏政权内外矛盾所产生的消极因素，他是不会想到和考虑的。
    泰常八年长城
    泰常八年长城在六镇以南的确定，划定了这条长城的范围就在阴山山脉。阴山山脉东西长一千余公里，南北宽五十余公里，有南北两条东西走向的长城，一条是位于阴山中部的秦汉长城；还有一条是阴山南麓的战国赵长城。那么，北魏泰常八年长城又是沿着怎样的路线延伸的呢？问题还要从泰常八年筑长城的原因和时间分析。
    修筑泰常八年长城的原因是柔然对北魏侵犯，时间是“正月丙辰”日，而筑长城的时间是在“二月戊辰”日。表面看，从起因的“正月”到筑长城的“二月”，前后是两个月。但“正月”与“二月”并不是真实的时间反映，因为这里没有考虑到中国古代的纪年方式，只是作了一个简单而又笼统的相加。按干支次序排列，正月丙辰日到二月戊辰日，前后实际相隔的时间只有13天。显然，一条两千多里的长城，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筑起来呢？那么，记载中提到的正月与二月这两个时间又是指什么说的呢？综合多方面因素，我们认为“二月戊辰”应为开始筑长城的日子，原因有三：首先、北方的一、二月尚是地冻天寒，筑长城从取土到夯筑都不是施工的季节，更何况是一条两千多里的长城，谈何容易；其次、修筑长城毕竟是一件国家的大事，从敌人犯塞到朝廷得到情报，再做出决定，征调役夫等一系列的前期准备，都需要一个运作的过程。所以，从“正月丙辰”到“二月戊辰”的13天里，朝廷从接到边防报警，再经酝酿决定修筑长城，已经是高效率了。毕竟修筑一条两千余里的长城不是一件小事，可以任由一两个人就能定下来；第三、记载中的泰常八年长城，对征调劳役人夫只字未提，如此大的工程靠谁来完成？而同样是在北魏，与泰常八年长城相隔23年的太平真君七年六月“筑畿上塞围”，尚“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至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二月癸卯，……罢塞围作”[22]。前后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塞围的范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泰常八年长城又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呢？所以，无论作怎样的假设，“二月戊辰”都不可能是筑长城的竣工日，而只能是修筑长城的一个开始日。
    面对柔然步步进逼的态势，怎样能在最短的时间和最冷的季节里，让守御北疆的将士有一条可以用来防止敌人侵犯的长城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借助已有的长城，稍加修缮便可以起到阻御敌人的作用。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对蜿蜒于阴山山脉两条长城的调查情况作了详细的比较，最后确认，泰常八年长城利用的是战国赵长城，即阴山南麓长城，依据有三：1、赤城、长川、五原三城的考证，证实它们之间处在三点一线的东西方向上，这与记载中“起自赤城，西至五原”的走向是吻合的；2、记载泰常八年长城最后的一句是：“备置戍卫”，在《资治通鉴》中这四个字被改写成了“备置戍卒”。改“卫”为“卒”，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出入，因为“卒”的作用就是守疆卫国。但我们经过对长城的实地考察，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与原句的含义有了很大的区别。“卒”在这里只能当兵士讲，而“卫”则不同，它在句中不仅指兵士，而且还应包括戍边障城的含义。“卫”是“卫所”之简称，才更符合原作者要表达的意图；3、泰常八年长城沿用战国赵长城的推想，是1999年对哈德门沟古城的发掘以后产生的。为了证实这个想法，笔者在2004年对包头市北赵长城的重点地段，又进行了一次考古调查，主要调查赵长城沿线的障城遗址。在包头市北色气湾村东的一处遗址上,发现了与哈德门沟古城类似的水波纹和几何纹陶片。遗址在长城北侧，现为耕地，地表除有大量的陶片外，还有砖瓦残块。从遗址高于周围其它地方分析，这里很可能是一座障城遗址，但四周障墙的痕迹已模糊不清了；在昆都仑沟口东侧的障城中，也发现了典型北魏特征的遗物??边沿手捏波浪纹的板瓦。在包头市不足40公里段的赵长城沿线，先后在哈德门沟古城、昆都仑沟障城、色气湾遗址发现了北魏时期的建筑和生活遗物。由此推断，所谓的北魏泰常八年长城就是利用了战国赵长城。
    北魏为什么选择阴山南麓的赵长城，而没有选择处在阴山中脊的秦汉长城为泰常八年长城呢？秦汉长城无论从战略防御，还是长城修筑的质量，都优于赵长城。但从北魏当时面临的形势，从多角度考察两条长城，就会理解选择赵长城有它一定的道理。
    首先，修筑泰常八年长城并不没有把它作为是一条疆域界线，《魏书》的记载中能够证实这一点：(1)北魏泰常八年长城是“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而长川城既是北魏的创业立足之地，又是政权建立后一处军事战略要地。长城虽在长川以南，但北魏政权并没有放弃对长川城的管理与利用。筑长城后的始光三年（公元426年），太武帝又筑“马射台于长川，帝登台观走马；王公诸国君长驰射，中者赐金锦缯絮各有差”[23]。马射台是“仍讲武教战”[24]的场所，如果把长城做为边界，就等于把讲武教战场所设在了敌对一方的位置，无论从那个角度也不会这么作；(2)筑长城时，北魏尚处在统一北方的进程中，但柔然不间断的侵袭，使北魏政权不得不抽出一定的兵力和时间打击柔然的进犯。于阴山南麓赵长城设防，在一定时间段内的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减来自柔然方面的压力；(3)北魏的都城于公元398年由盛乐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但历代北魏皇帝仍然无时不在牵挂着旧都和皇家陵园??金陵的安危。《魏书?李崇传》君臣间的一段对话说：“金陵在彼，夙夜忧惶，诸人宜陈良策，以副朕怀”。仆射萧宝夤也对皇帝的这种担忧附和道：“陛下以旧都在北，忧虑金陵……”。修筑泰常八年长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盛乐和金陵设置了一道防御线，它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筑畿上围塞”有着同样的功能，如果说有所区别，前者保护的是旧都和皇家陵园，后者则是为了保护当时的政权中心??平城。
    其次，赵长城位于阴山山脉南麓，背后有五十余公里的阴山山脉为屏障，本身就是一道天然屏障。阴山与长城的结合，更有利于形成对旧都和金陵的保障。
    其三，长城以南是广袤的土默特川、河套平原，便于交通来往和补给的运输。从长城到平城之间相隔不足200公里，到旧都盛乐之间只有80余公里，遇有紧急战事，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与朝廷沟通信息，及时对兵力作出部署或调配。如果选择阴山中部的秦汉长城，防线要北移，群山重重，与长城之间的联系必须沿着进出阴山的南北河谷(如哈德门沟、昆都仑沟、白道等)才可到达。道路的多阻难行较之阴山以南的有利条件都变成了不利因素。对比之下，选择阴山南麓战国赵长城也不失为当时的权宜之计。
    (原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一期，本次刊载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