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卫战这是明朝军队抗击瓦剌军进攻北京的战役。土木之败，使明王朝遇到严重的危机。危急之时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挺身而出，艰苦经营，刷新内政，加强战备，使北京从风雨飘摇、人心惶惶的状态变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最终击退了瓦剌军对京师的进犯，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六日，明军主力在土木堡遭遇惨败，几乎全军覆没，英宗也被俘，消息传到京城，皇宫上下惊慌一片。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京城大官富户纷纷南逃，有的大臣也主张南迁。于谦、陈循、王直坚决反对，主张保卫京师为天下根本。于谦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朱祁钰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是为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也先挟英宗要挟明廷之计不逞，遂于十月率大军进犯北京。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英宗放置在德胜门外空房内。十三日，于谦、石亨率军与瓦剌军战于德胜门外，瓦剌军大败。随后又转战至西直门进攻明军，也被明军击退。瓦剌军不甘失败，又在彰义门组织进攻，明军佯装失利，瓦剌军追到土城，被潜伏在民居内的明军火枪手阻击，死伤无数，不得推进。加上天寒地冻，京师外围守军的奋力抵抗，到十一月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严。[1] 瓦剌是当时蒙古三部之一，另外两部是鞑靼和兀良哈。明正统年间，瓦剌逐渐强盛，多次侵犯明朝北方边塞；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因不满明廷开出的朝贡贸易条件，统率所部大举进犯明朝边境。太监王振怂恿明英宗朱祁镇率二十万大军亲征；明朝大军刚到山西大同，前线即传来各路明军溃败的消息，王振不敢进军，便令大军撤退。退至土木堡时，瓦剌军追来，明军溃败，王振及众多将领死于乱军之中，英宗被俘，这就是土木堡之变。也先乘明军主力溃散、京师空虚，率军南进，企图攻占明朝都城北京。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到京师后，城内人心惶惶。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皇帝异母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朝臣商议战守大计。以徐有贞为首的一些大臣主张还都南京；而主张抵抗的兵部侍郎于谦则以宋朝南迁的故事为例反对迁都，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人都赞同于谦，廷议乃决定固守北京。八月二十三日，为稳定人心，明廷将招致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抄家灭族；二十九日，文武百官请皇太后改立监国郕王为帝，遥尊被俘的朱祁镇为太上皇。于谦升任兵部尚书，积极备战；随后两京、河南、山东等地的勤王部队也陆续赶到。于谦严整军纪，并选拨新进将领操练军兵，分守九城，并命令边防部队加紧修固沿边大小关隘。 明成祖朱棣率军在忽兰忽失温大败瓦剌军后，瓦剌开始接受明朝的称号，与明朝保持着臣属关系。但瓦剌军仍然比蒙古族内诸部强大，他们经常发动战争，兼并弱小部落。到明正统年间，瓦剌的势力空前强大，控制了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连西伯利亚、南抵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成为继元而起的一个最大的蒙古政权，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北部安全。[3]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借口明廷侮辱贡使、削减马价、拒绝联姻，率四路大军南下，前锋直指大同，明英宗听信宦官王振之言，于七月十六日冒险亲征。行至大同，王振听说各路军接连失败，就急忙决定退兵，回师至土木堡(河北怀来境内)，被也先追上，明军死伤过半，英宗被俘。[4] 当土木堡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百官张惶失措，有人甚至主张迁都南逃。此时，兵部侍郎于谦坚决反对南迁，并对皇太后晓以迁都的利害，征得皇太后的支持。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负责保卫北京。于谦等人针对当时的危急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诛除宦党，平息民愤。斩杀太监王振亲信，打击宦党的气焰，平息众怒，初步稳定了内部；其次，拥立景帝，稳定政局。当时，也先挟英宗作为攻城略地的政治工具。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拥立朱祁钰即位，这样即使也先的阴谋不能得逞，又便于统一部署，共同抗击瓦剌；再次，举荐人才，调兵遣将，妥善安排。于谦注意提拔一批有才能的将领。同时，从各地调来兵力，日夜赶造武器，装备军队。在北京周围。布置兵力，严把九门。注意日夜操练军队，迅速地提高战斗力。这样，逐步形成了一个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内外夹击的作战部署，准备与瓦剌军决战于北京城下。[5] 十月初一，也先率一路兵马，经大同、阳和，占领紫荆关。长驱进入北京地区。十月十一日，瓦剌军逼近北京。也先将军队布置在西直门以西。于谦派兵迎击瓦剌军于彰义门，打败也先部队先锋，夺回被俘者一千多人。同时于谦又派人率兵夜袭，以疲惫敌军。十月十三日，瓦剌军乘风雨大作，进攻德胜门。于谦命大将石亨在城外民房内埋伏好军队，然后派遣小股骑兵佯败诱敌。也先果然中计，亲率大批部队穷追不舍。等也先军进入埋伏圈后，于谦一声令下，明军开始反击。只见神机营火器齐发，火箭弓弩多如飞蝗般地射向敌军，明军前后夹击，也先部队大败而归。也先的弟弟孛罗、平章卯那孩等将中炮身死，瓦剌军受到很大打击。也先发觉明军主力在德胜门，便集中力量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率军迎战，打败也先的先头部队。由于也先不断增兵围攻孙镗，孙镗力战不支，退至城下，此时，把守城头的给事中程信，严令不准开城。同时，命城上守军发神炮，火箭轰击瓦剌军，明军又从彰义门、德胜门抽兵增援，终于打退了瓦剌军的进攻。[6] 十月十四日，瓦剌军又改为进攻彰义门。于谦命守军将城外的街巷堵塞，在重要的地带埋伏好神铳手、短枪手，又派兵在彰义门外迎战。明军前队用火器轰击敌军，后队由弓弩压阵跟入，击退了瓦剌军的进攻。而此时，景帝所派监军太监，率数百骑兵冲击敌阵去抢功，使明军阵势陷入混乱。瓦剌军乘势反击，追到德胜门外。在万分危急关头，当地居民纷纷登上房顶，以砖石迎战瓦剌军。于谦派出的援军也及时赶到，打退了瓦剌军的反扑。[7] 也先在进攻北京的过程中，到处遭到军民的抵抗和不断袭击。各地的百姓自动组织起来，抗击瓦剌军的掠夺。北方边陲重镇的守兵，也抱着与城共存亡的决心，誓死保卫国土。也先进攻北京各门屡次遭到失败，中路军在居庸关的进攻也受挫，并获悉明朝各路援军即将到达。唯恐后路被切断，便于十五日夜率一部人马，挟持英宗朱祁镇由良乡(今北京市房山东北)向紫荆关撤退。[8] 于谦发现也先军队正在撤退，即命令石亨等集中火炮轰击也先军营，炸死瓦剌军一万余人。瓦剌军在撤退的路上，一路烧杀抢掠，掠夺了许多物资和人口。而明军分路追击；石亨大破瓦剌军于清风店(今河北易县西)；范广在固安打败瓦剌军。也先一路狂逃，十月十七日，撤出紫荆关，不久退往关外。东路的脱脱不花军，闻得中路、西路已败，亦立即撤退，并于十月二十日单独遣使进贡，来北京议和。至此，明军取得了保卫北京的胜利。[9] 也先率军退至塞外，数次南下，都因明军防范严密而未得逞。鉴于政治诱降落空，军事进攻又遭失败。在长期的战争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又失去了与明朝经商的机会。万般无奈之下，于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无条件地释放了明英宗。其后，在蒙古族内部的相王争斗中，也先的势力一落千丈，日渐衰竭。[10] 土木堡之败，明朝的精锐部队几乎被全歼，北部的重镇、关隘大部失守，北京的防务门户洞开，几乎导致了京师陷落、政权瓦解的严重结果。这些除了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外，也与明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有很大的关系。英宗昏庸无道，偏听偏信，开始时步步退让，消极迎战，到仓促北上迎敌，又甘让宦官摆布，结果在土木堡被也先部队打得大败。[11] 公元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变”后，明王朝唯一的战略机动部队——20万京军全军覆没。 8月16日，瓦剌首领也先挟持被俘的明朝英宗皇帝，由今河北的新保安、宣化和山西的大同出塞休整。 9月，在与英宗皇帝一起被俘的明太监喜宁的唆使下，欲以送还英宗为名，趁势进取北京。 消息传来，满朝震惊。当时京城只有弱兵数万，形势危急。一些官员主张迁都南逃，主持兵部事务的侍郎于谦以“京师为天子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为由，拒绝迁都，并献策召天下勤王兵，誓守京城。皇太后、监国成王和大多数大臣支持于谦的主张，遂定战守，调兵备战。 8月21日，朝廷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指挥军民守卫都城。 9月，确立成王为代宗皇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粉碎了也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诡计。 按照明朝的体制，兵部尚书是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为此，代宗皇帝专门下令，授予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的重任，命在京的各营将领皆接受其节制。将士凡有违抗军令者，于谦有先斩后奏之权。于是，于谦担负起了全权指挥北京保卫战的重任，其地位仅次于皇帝。于谦认为，土木堡之战的失利，犯了许多兵家之大忌，其中后勤保障没搞好是重要原因。20万明军长期在风雨中辗转，军粮不备、军械不习、运输不及时，连唯一的饮用水源都被切断，在人饥马渴的情况下，是不能打胜仗的。因此，于谦上任后，首先实行正确的后勤方略，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做好后勤准备。 在人力准备方面，着重整顿、充实京军。京军的主力在土木堡之战中覆没后，京城只剩下部分守城部队。为了迎接战斗，于谦重组京军。他急调两京、河南的备操军，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的官军，以及浙江兵来到北京，使京城兵力由数万人迅速增加到22万多人，形成了兵力数量上对于瓦剌军队的优势。并派监察御史白圭等15名重要官员，前往京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招募兵员，进行应急训练，以备补充。 在武器装备的筹措方面，于谦也想尽了办法。当时，京城军中仅有1/10的将士有盔甲，兵器也严重不足。为此，他一方面命令工部加紧赶制，一面将南京库存兵器的2/3，共126万件调入北京，补充守城部队。还派出人员到土木堡收集明军溃败时丢弃的头盔9000余项、甲5000余件；神枪（火枪）1.1万余杆、神铳（火铳）2万多只，神箭（火箭）44万枚、火炮800余门。并更换了明军的战服、军旗等。 在粮食储备和运输方面，当时，供应北京的粮食有数百万石储备在东郊的通州，可供京师军民一年的食用。由于短期内无法将其运到北京，有人担心被瓦剌利用，主张将这些粮食烧毁。于谦不同意。他认为，这些粮食是宝贵的财富，是京城保卫战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粮食，军队就会不战自溃。因此，它采用了一切措施运粮。除官府征用的500辆大车昼夜运粮外，还动员百姓及官兵的家属、亲友自备车辆前往通州运粮。并提出，对运到北京20石以上粮食的人，除运费外，另发白银一两，以资鼓励。重赏之下有勇夫。在于谦的督促下，运粮队伍川流不息，昼夜往返。不几天工夫，就把通州的几百万石粮食运进京城并储备起来，从而使军心大振，也稳定了民心。在此基础上，于谦还下令，官兵皆预支半年禄饷，众从皆欢呼雀跃。 在发动群众支前方面，于谦将全城军民都动员起来，备战备荒。城内的木土、瓦匠、石匠等统一编成工程队，进行训练。筹集了大量砖石、木材、石灰、工具等，以备战时急用。组织力量加固北京周边45里的城墙，增修了京城的崇文、正阳、宣武、东直、朝阳、西直、阜成、德胜、安定9门，特别是城北的德胜门、安定门，城西的西直门和阜成门，把城内侧由土筑改为砖砌，并深浚了城壕，加强了城防。同时，命令工部组织人员在城墙堞口设置门扉，在城东、西、南面城墙上绑上沙栏木，共设置门扉11000余个、沙栏木长5100余丈，进一步增强了北京城池的防御性能。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于谦还传檄京城周围的州县和山西、河北等地民众，拿起武器，视情况打击瓦剌军队，切断其后路。 为了稳定内部，凝聚士气，于谦协助代宗皇帝，采取果断措施，清除王振一伙的党羽，刷新内政。并在组织上从全国各地荐拔有才干的武将，组成抗战指挥集团。原大同副将石亨在“土木堡之战”中战败，单骑逃回，被贬官下狱。于谦认为，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而且战败的主要责任不在他。于是将其释放，并委任以京师总兵官的重任，统一指挥京师步兵部队。在后来的北京保卫战中，石亨指挥有方，英勇作战，战果显著。“论功，亨为多，晋侯”。同时，另以名将指挥京城的火器部队、骑兵部队和镇守大同、宣府、居庸关、紫荆关等重要关口，并严惩了一批贪生怕死、玩忽职守的将校。另外，于谦还改革了军制，把传统的“三大营”改为10个团营，使其更加适应防御作战的需要。经过一个多月的整军备战，明军兵精粮足，士气大振，严阵以待。 10月1日，瓦剌军挟持被俘的明朝英宗皇帝大举南下。一路经宣府进攻居庸关，从京师正面吸引明军。也先亲率主力3万人经大同进攻紫荆关，迂回京师。9日，在投降的明太监喜宁的帮助下，也先攻占紫荆关，挟持英宗经易州、良乡、卢沟桥，于11日进抵北京城郊。 面对强敌，石亨提出了收兵入城，禁闭9门，依托城池进行固守的建议。于谦认为，瓦剌势盛，如果示弱，会使敌人更加猖狂。他主张，采用背城决战的方略，将22万大军列阵京城9门之外，并以重兵伏设于德胜门，形成了一个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内外夹击的作战部署，准备与瓦剌军决战于北京城下。 12日，也先将主力列阵西直门外后，挟持英宗皇帝到德胜门外的土城，要求朝廷派于谦、石亨等高级将领亲自出迎，并索求金帛数以万万计，企图以此将明军主将擒获，迫使明朝献城。于谦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一方面派出官员朝见英宗，一方面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主张，统一官兵思想，严阵以待，粉碎了也先的诱骗阴谋。在兵力部署上，于谦审时度势，灵活用兵；在战役主要方向上，隐蔽主力，待机歼敌；在次要方向上，避敌主力，采取小股袭扰，处处出击的策略，迷惑敌军，给瓦剌军造成错觉。当夜，两路明军主动出击，斩杀瓦剌军数百，乘胜而归，使军威大振。 13日，也先集中全力进攻德胜门。于谦以少数骑兵佯装战败以引诱敌人。也先中计，督精骑万人追击，陷入明军的埋伏地。明军神机营火器齐发，伏兵骤起，大败瓦剌军于城下，斩杀万余人。号称铁颈元帅的也先之弟孛罗、平章卯那孩等重臣也中炮身亡。也先收集溃兵转而进攻西直门，又被明军神机营与步、骑兵的联合行动所击败。 14日，防守彰仪门的明军主动出击，城外民众纷纷加入战斗，击其粮道。今灵丘、蔚县、涞源一带的民众，也纷纷组织起来，对四处掠夺的瓦剌军以打击。经过5天激战，瓦刺军屡战屡败，攻城不克，和谈不成，士气低落。又听说进攻居庸关的瓦剌军被守关明军阻住，且各地增援明军纷纷前来，深怕归路被断。15日夜，瓦剌挟持明英宗由良乡向紫荆关方向撤退。于谦急令明军乘胜追击，又在固安、霸州等地击溃瓦剌军万余人，擒获大将阿归等48人，夺回被掠牲畜万余头。11月8日，瓦剌军全部退出塞外。慑于明军势盛，次年8月，也先释放英宗皇帝回国，恢复与明朝的臣属关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汉族君主被外族掠去，又无条件释放回国的还是第一次。他表明了于谦指挥明军抗击瓦剌军入侵，取得了彻底胜利。 此战，与英宗土木堡之战形成鲜明对照，一个重视后勤，取得了胜利，一个忽视后勤，导致了失败。其教训发人深思。令人遗憾的是，8年后，被于谦重用的石亨等人，趁明代宗皇帝病重，未立太子之机，发动“夺门之变”，迎接被瓦剌放回的英宗皇帝复辟，废代宗皇帝为成王，将于谦等朝廷栋梁之臣逮捕下狱，并杀害，酿成“天下奇冤”。当时，不仅“京郊妇孺，无不洒泣”，皇太后闻讯，也“嗟悼数日”，“英宗亦悔之”。不久，瓦剌军又大举攻明，明廷“人人忧色”。1466年，于谦沉冤得到昭雪，后被谥为“忠肃”。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首先是由于以于谦为首的一部分文武大臣坚决抗战，他们诛杀宦党，稳定局面，激发了广大军民抗击瓦刺军的勇气。同时，注意发现和使用人才；其次是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在情况万分危急时，能够抓住问题的关健，即时拥立新君，使也先以为奇货可居的政治王牌英宗失去了其实际的意义，从而使抗敌军民能够放开手脚，一心保城杀敌。再加上于谦能够知己知彼，冷静地分析敌我双方长处和短处。瓦刺军队擅长骑射和野外作战，但是存在着兵力有限，不善于攻坚，并且火器很少等弱点。而明军在于谦的带领下，士气高涨，以城池为依靠，以战代守，充分发挥自己火器多，装备精良的优势，在与敌对阵中，先以少数兵力引诱敌军，待敌迫近时，再突然以火铳、火炮火箭等进攻。等敌人阵势被火器打乱之时，用步兵、骑兵发起猛烈反击。这就较充分地发挥了己之所长，削弱了瓦刺军队的优势，从而使明军能够迅速地变被动为主动，仅在五天时间内便迅速地击败敌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12]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不仅加强了京师部队的战斗力，组成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机动兵力，使瓦刺军不敢窥视京师；而且还促进了边防建设，收复了许多要塞和重镇，使明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13] 然而北京保卫战也留下了后遗症。被瓦刺放回的英宗在宦官和佞臣的拥戴下发动夺门之变、于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重登帝位，废景帝为成王。而当年拥立景帝并力主抗敌的于谦却在石亨、徐有贞等卑劣政客的诬蔑下被英宗杀害。[14] 于谦的被害令天下人扼腕叹息。大敌当前，于谦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保家卫国。成为北京保卫战的中流砥柱。他的节操和功绩彪柄千古。于谦遇害后，有个叫陈逵的官员收殓了他的遗骸。后来，于谦的女婿又把灵柩运回故乡杭州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墓一样葬在西子湖畔。后人用“赖有岳于双少保(二人均曾被加封为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来缅怀两位民族英雄的气节和千秋功绩。[15]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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