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十七年，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又给汤姆·汉克斯派了一项难缠的任务。
回看两人的电影生涯，这对好莱坞最具象征性的搭档之一，真正以导演和演员身份合作实际上不过四次而已，并且上次合作已经要追溯到2004年的《幸福终点站》。然而两人却总给人一种砣不离称秤不离砣的亲近感，一方面两人私交甚笃确是事实，更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作品气质和个人主张都是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最恰当名片。毫不意外，两位老友时隔多年的合作《间谍之桥》又是一次对美式核心价值的诱人展示，个人权利、家庭观念、人性救赎、个人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底色依旧。当还是一脸忠厚的老汤哥苦口婆心地讲着“我上学时学到的道德标准，我读到的《读者周刊》，我从先贤身上学到的东西”时，那种自然而然流露出的自豪感，简直是难以抗拒的推销。
不过老汤哥这次接到的任务可要比十七年前寻找瑞恩还要艰难。他要在千夫所指之下为一个危害全美安全的苏联间谍辩护，他的家庭将受到侵扰，他的原则和立场将受到严峻的考验，他还将被卷入一个坚守程序正义的人士绝不愿被卷入的事端中——这个世界上最疯狂的力量博弈，一个错误就将导致万劫不复的灾难——前往格里尼克大桥另一面的东德进行人质谈判以换回被俘的美军U-2侦察机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威尔。斯皮尔伯格将继续他终其电影生涯都难以割舍的命题，简而言之：为美国而战的瑞恩家的最后一个儿子，和“危害美国安全”的苏联“千面”间谍，他们享有同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拯救大兵瑞恩》工作照。
为何要保卫你的敌人
Ｑ:史蒂文，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创作这部影片？还想问汤姆·汉克斯，这位默默无闻的美国英雄，对你来说是否是又一系列近来少见的英雄角色的开始？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两年前我还对这个故事一无所知。我听说过加里·鲍里斯仅仅是因为他被苏联击落并囚禁在当时是一条轰动全球的大新闻。但我那时对他如何离开苏联毫不知情。对鲁道夫·阿贝尔、詹姆斯·B·多诺万，我同样一无所知。但他们后来却随着好故事一起带给我惊喜。《间谍之桥》的故事并没有意识形态的标签。对我来说它纯粹是一段极其吸引人的历史，让你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反抗每个仇视他家人的人——只为了他心中的信条——法律之下的平等保护，哪怕对这个国家的敌人也是如此，哪怕对一个被押上法庭的苏联间谍，也要坚持。对我来讲，这是讲述这个故事天经地义的缘由。
今天上午我刚见过多诺万的家人（纽约电影节期间）。我听说了一些之前不知道的事。1965年格里高利·派克曾经想要拍这个故事。他请来了亚力克·吉尼斯来饰演阿贝尔，自己还打算饰演多诺万，还找来了斯特林·西里芬特写剧本。但后来米高梅毙了这个项目。我几个小时前还不知道这件事。我们不是第一个想到拍这个故事的。
Ｑ:你知道米高梅为什么不想拍么？又是因为政治不正确？
斯皮尔伯格：那可是1965年，已经是在猪湾事件之后了。古巴导弹危机好像一年半以前才刚刚平息（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于1962年11月），美苏之间气氛太过紧张，米高梅不敢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拍这种敏感题材。
汤姆·汉克斯：而且派克在那之前的电影票房也不太好。
斯皮尔伯格：是的，是《谍海密码战》（Arabesque），斯坦利·多南导的间谍片。
汉克斯：那些“天才”似乎认为派克的电影生涯已经走到头了，所以做了这么个决定。
我没把这个角色当成什么新起点，因为每部影片都是全新的，都必须在它独有的语境下存在。而真正有趣的事情是，在你扮演真实人物的时候，如果他们还在世你必须跟他们见面吧，还不得不和他们说：“不好意思，我之后会说一些你从来没说的话，做你从来没做过的事，还要去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哦对了，我们怎样才能显得尽可能真实呢？”像这次的主角，我没有机会预先得到詹姆斯·多诺万本人的启发。我此前一点也不了解这个人。但当你认识这个不错的保险律师，最后看到他成为历史上重大的六天的一部分时——我就是一个自私的演员。我会抓住机会，忘记以前我做过的所有事，让你记住他。
Ｑ:史蒂文，你曾经创作过很多虚构主角的影片，也创作过真实主角的。你觉得哪种更有挑战，哪种更有吸引力？汤姆，饰演这样一个角色时，你是如何融入其中的？对你来说这个角色的核心本质是什么？
斯皮尔伯格：我真的不会以虚构或真实的主角作为标准来做比较。对我来说，主角就是主角。我喜欢拍这种人的电影：他的人生中有着个人的使命，或者至少，他要在故事中从开始时的无人寄望，转变到后来大大超出我们对他的最高期待。这是我作为一个导演，一个电影人所喜爱的那种人物张力。
汉克斯：多诺万所写的关于自己人生的大量内容，是我抓住这个角色的关键。他写了一本书记录了他和鲁道夫·阿贝尔间的经历，内容非常深入，让我感觉自己简直成了当时庭审的速记员。此书的记述毫不松懈，事件和行动一个接着一个。我最终不再去读它，而是探寻，探寻其中透露出的上层组织的阶级和样貌；探寻除了娶了艾米·莱安（主角妻子饰演者）这么性感火辣的老婆之外，他身上潜藏着的过去。他曾是纽伦堡大审判的检察官——这意味着他不会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见一个纳粹杀一个的大兵。他想要尽可能多得将纳粹绳之以法。他是另一种人。当你将书中的内容用在故事中时，剧本确实会因此受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多诺万在最高法庭上关于鲁道夫的争论，我当时想：“哦，拜托，别搞得这么义正词严，没必要弄得跟歌剧一样。”然而事实是，多诺万当时在最高法庭真的就是这么说的。这也是影片在创作时能够更具胆量的一大因素。当然了，演一个有性感老婆的家伙永远不会是错误的选择。
历史正在重演
Ｑ:史蒂文，你刚刚说今天上午和多诺万的孩子们有过交流，我觉得他们家肯定还有人曾经和整个事件有过联系。你有过机会和阿贝尔的家人交谈么？
斯皮尔伯格：没，完全没有。阿贝尔回到了铁幕背后。他几乎销声匿迹了。多诺万晚年的时候曾经去过俄罗斯，希望能够见到阿贝尔，但他既没能见到也没能取得联系。很遗憾，他没能实现愿望。
Ｑ:你的上一部电影《林肯》上映时正值总统选举年，现在的《间谍之桥》又紧随在伊朗核谈判之后。当然你没法提前计划好后者的这个时机，但你觉得多诺万和柏林的历史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教训，你希望影片在全民范围内产生怎样的讨论？
斯皮尔伯格：全民的话题很有趣，每天都在改变。你可以提供给他们讨论的话题，但你没法强迫舆论优先探讨你。这是行不通的。你能做的是拍一部与时下相关的影片，因为冷战如今似乎正在重新冒头。我不会将目前普京和奥巴马任期两国之间的情形称作冷战，但政治空气确实愈加冷峻。我们决定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情况还不是这样。这些头条都还没写出来因为入侵还没有发生。可1960年和今天发生的故事却有那么多相似性。而且如今间谍活动已经达到了一个技术最高点，门槛低到只要会操作电脑系统，能进入别人的操作系统就可进行。如今的网络黑客就和当年的间谍一样，有无数双眼睛在看着我们，我们也在看着别人。相比之下那时的环境简直客气多了——冷战时的谍战和现在我们窥视他人的方式相比简直算是彬彬有礼。现在你看着电视，说不准其实电视正在看着你。防不胜防。
Ｑ:东柏林的那些精彩的场景，特别是火车从正在修建的柏林墙上方越过，只是一个大布景，还是有实际的外景地？如果是后者，在那里拍摄难度多大？
斯皮尔伯格：那些场景我们是在波兰和德国交界处的一个叫做布雷斯劳的城市拍摄的。它还有个波兰语名字，不过德国入侵波兰时把它的名字改成了布雷斯劳。
汉克斯：弗罗茨瓦夫（该城市波兰语名字）！
斯皮尔伯格：对，弗罗茨瓦夫！谢谢汤姆。那里的建筑上还到处都是二战期间留下的子弹孔。他们一直都没修补。我们去那是到了东柏林最近的地方，你提到的场景看起来就和东柏林一样。我们实际上又建起了墙。我们有出色的美术指导亚当·斯托克豪森，他参与过韦斯·安德森所有影片，凭借《为奴十二年》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奥斯卡奖，他为我们的影片贡献了异乎寻常，无以伦比的工作成果，真是创造出和当年一样的现代戏剧风格的写实布景。
Ｑ:史蒂文，两年前你曾经预测过电影产业的崩溃，但两年过去我不禁对此心生疑窦。
斯皮尔伯格：需要澄清的是，我从来没有预测过电影产业的崩溃，我只是单纯地预测了某个夏天，一系列商业大片中那些作为支柱的超级英雄电影，将会三三两两地集体遭遇票房失利。这才是我当时所说的。我从没说电影产业会因此而终结。我认为这种特定的类型不会有西部片那么长青，要知道西部片从电影诞生起就存在，直到60年代才开始衰退。另外我也想指出如今每一种影片都有空间，鉴于现在什么类型都能找到它的观众。五年前还不是每种类型都能找到观众。但现在，那些低成本影片正在努力从那些巨片旁边找到缝隙寻找生存空间。只要找到属于它的观众，就足以激励发行商和电影公司更多地投资给它们，不只是《间谍之桥》这样的影片，独立电影也是如此。
只有美国人才能背叛美国
Ｑ:影片有着非常明显的科恩兄弟的光彩。他们的风格对影片的导演和表演有怎样的影响？
斯皮尔伯格：他俩不在现场无法回答，我只好大胆猜测一下他们的想法。这个类型是很能够吸引他们的，从他们早年对间谍片这样的类型片的热爱能够看出来。我知道他们伸出橄榄枝是因为他们听说了这个故事，并且表达了他们对故事的兴趣。我觉得他们进来之前是以为我们只是有一个想法，还没有剧本，而且还在怀疑我是否想和他们见面谈。我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棒的剧本，是马特·查曼写的，但我还会继续深挖角色、故事以及调查，然后他们表示愿意加入。他们加入是因为这个类型真的很吸引他们。所以，你明白了，他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承认重头是马特·查曼来扛的，最后故事就成了一出严谨易掌控的戏剧。
汉克斯：这算是我第二次和科恩兄弟合作。他们写的对白有独特的韵律感，这样创作到最后就演变成和查曼的两种风格相互的碰撞。这一点上影片的对白与其他影片大相径庭，即多数情况下影片表面的文本与潜台词是相反的。影片自始至终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尤其是开场那个保险洽谈的场景——我不想给他们太多溢美之词，但这个场景里的确每个角色的对白都有着独特的韵律感。读剧本时你会很多次看到这种情形：一个场景正在进行，不过过了一会两个角色又再进行相同的对话，他们陷在正反派对抗的桥段中，然而实际上事件本身并无这样的对抗。在科恩兄弟的场景中当一个人挑起观众甚至不会想到的争论时，另一个人竟然会理所当然地屈从。头脑沉浸在这样的创作中是蛮酷的事情。
《间谍之桥》工作照。
Ｑ:你在片中描述我们都应享有的辩护权的方式很震动我。我当时在想这是不是也在为需要辩护的群体发声？比如，在关塔那摩的那些人？
汉克斯：那最后相当让人陶醉——我的意思是，读过剧本后，我做了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你肯定会去谷歌一下你要扮演的这个人。我谷歌了詹姆斯·多诺万，有一大堆内容，很多是重复的，但我偶然间看到了一个YouTube上多诺万本人的视频，当时他在为阿贝尔辩护。他在法庭接受采访，实实在在地陈述了他接手这个案子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他要一路承担它直到最高法庭。他说：“不能以叛国罪控告他，他不是叛徒，对他的事业来说他实际上是一个爱国者。只有美国人才能背叛美国。只有美国人才能对自己的国家犯下叛国罪。他只是在做他的工作，同样的我们在那边也有人在做一样的工作。”一旦你开始暗杀，同理，一旦你开始虐待你抓到的人，那你同时也给了“那边”的人一样的许可，引发完全一样的不人道事件。这不是美国的立场，至少我上学时学到的道德标准，我读到的《读者周刊》，我从先贤身上学到的东西，不是这样的。一旦你开始处决任何你认为侵犯了这个国家的人，那你自己也离克格勃和斯塔西（东德国家安全局）不远了。我所知道的美国不应是这样的。这是多诺万一开始就带给我们的思考。不可辩驳。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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