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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年 博古图 宋元时，古铜礼器在成为收藏重器的同时，也已开始进入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且被赋予了全新的功用，主要见有两类：即以鼎、簋等炊食器作香炉，以壶、尊、觚等酒器为花瓶。南宋赵希鹄在其《洞天清录》中陈述古铜为香、花之用，指出“古以萧艾达神明，而不焚香，故无香炉。 “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 《听琴图》中即描绘在石几上置一铜鼎，上出一枝，别有雅致。 对于宋人而言，上古青铜礼器已成为生活中实用的香花之具，这种风尚在此后各朝均沿用不绝，成为实用铜器的大宗。 香席花礼中所用的铜器不再局限于上古铜器，而大量的是“新铸象古”之器。宋代古物市场中论称“古铜坚古者颜色绿，多犯茶色，多是雷纹，花样皆别，今时稀有。鼎、花瓶、雀盏之属，丁角、句容及台州亦有新铸者，深绿色，多是细少回文花儿，不甚直钱”。这里所谓的“不甚直钱”应是相对三代古铜而言，对于当时的其他工艺品而言，铜器无疑还是颇具价值的器物。 焚香一炉，或晴窗抚琴、或秘阁夜读，正是中国文人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感官享受，而铜炉为用实在是宋以后铜器中最为广泛的一种。其品类样式繁多，且因“宣德炉”之盛名更是成为晚期铜器中的最大宗。 宋元时，铸铜为炉为一时风尚，常见各种鬲式炉，从文献材料看，当时还有发展自古代爵杯的“爵炉”，传世爵杯不少，但无从确认当时究竟为宗庙祭器，还是用来焚香的。 銅 鬲 式 三 足 爐 另“狻猊炉”则被认为是从所谓“踽足豆”发展而来，从传世品来看，很有可能依据《考古图》中所著录的“兽炉”而来，其兽首可以开合，兽口开孔，用于熏香，甚为便利。 銅 甪 端 形 熏 爐 象形的香具还有意趣盎然的香鸭，所谓“歌阑旋烧绛蜡。况漏转铜壶，烟断香鸭”。无论在书斋还是闺房，均有其无限生机的倩影。 銅 彩 繪 鴛 鴦 蓋 爐 香鸭或鸭炉之源头或可追溯到两汉的雁形炉，但究竟为何以鸭为造型，却尚待明确的文献佐证，或许是由于其最接近生活的韵致，使得宋人将秦汉粗犷的雁形炉演化成更平宜动人的香鸭。 这种鸭炉也成为同时期陶瓷模仿的母本，景德镇青白瓷中常有此类香鸭传世。且此造型沿用不衰，明清时代也多见有此类香鸭。 銅 寶 鵝 熏 爐
有关宋人焚香的意味，扬之水曾有确当的评价，指称其为“一种真实的生存方式......非如后世多是把它作为风雅的点缀，而是本来保持着的一种生活情趣”。 元代的焚香铜炉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宋代的传统，也有形制之发展。韩国新安沉船出水的各种炉具，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元代各式炉样，其中包括索耳鬲式炉、博山炉、狮纽盖鼎式炉、奁式炉、球形炉等。 銅趕珠雲龍紋瑞獅耳四足方熏爐
銅 瑞 獸 圖 彝 爐
新安船所载器物大多原为运往日本，由此可见这类带有仿古意味、却也不失时代气息的铜炉不仅在国内南北均有使用，而且在东亚其他国家也相当流行。 明人香具中最为后世称道者莫过于“宣德炉”，有关其真伪认定，莫衷一是，甚至至今在传世和考古出土品种均未见有被公认的真品。从明代中晚期以降，以素雅器形见长的黄铜炉，成为香炉的主流，也是文人雅士日常必备的香具，所谓“宣铜、潘铜彝炉、德年所铸或许已居次位，重要在于其内在的铜质是否优良，形制是否精雅，养护是否得当。 銅 瑞 獅 耳 長 方 熏 爐
同时，明清各代也衍生出不少私家堂名款的佳铸，数目可观。从而使“宣炉”成为明清社会生活中一个常驻的文化符号。 明清香具最常见的组合便是炉瓶三事，即炉、瓶、盒三种用具，并配以香匙、香箸，以平灰、取香，于瓶中收纳。 就此高濂曾评匙箸则“惟南都白铜制者适用”，“瓶用吴中近制短颈细孔者，插箸下重不仆”。 銅 纏 枝 蓮 紋 雙 耳 瓶
而香盒虽也见有铜铸，但因为黄铜有腥味，不太适合放香，容易窜味，而更多的是用漆器和瓷器来制作。 堆朱“布袋和尚”香盒
这三件器物的并置使用，似乎在宋元时代的图像资料中尚未发现。明代的绘画中始见有出现三器并置，但更多情况下是不同材质的组合，如铜瓷制炉、瓶，雕漆香盒。 及至清代才有同种材质成套的炉瓶三事出现，如清宫造办处的各种瓷、玉和珐琅器者，则已渐入陈设之品，而不复文人日用之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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