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天赋式的诗人是不够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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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炼

“我们没有什么天赋，对我们这代诗人而言，大器晚成是必须的。”

我们需要真正的自我追问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将自己的步伐局限在本土的人逐渐减少，迁徙则成为一种越来越具有广泛意义的生存现象。以往谈及“流散”一词，某种文化意义上的孤绝和无奈总是不离左右，而如今，这一阐释是否已经有所改变？日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文化工作坊主办了题为“杨炼，或远游的诗神——全球化时代的流散写作”的讨论会，诗人杨炼同陈建华、萧开愚、何言宏、陈忠村等多位学者、诗人就此话题展开讨论。

21世纪以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中，超过半数有流散经验，跨国经验与流散经验在文学作品中的表达也趋于多元化。“20世纪至今的中国本身是个复杂案例，文化上既不是简单传承传统，也不是简单复制西方，我们的文化案例在观念上是全新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全新的文化主体。”杨炼表示，“对于诗人而言，每一个人最终不是用泛泛的中文写作，而是用文学语言来创作。必须是创造性的，必须是有深度的，这二者是核心问题。”

虽然曾“流散”于中国，但杨炼的创作从未流散于中文。对他而言，国外经验与国内经验并不矛盾，甚至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转折点。“人生和存在的经验在每一个地点，都是对以前思想的验证。哪怕在中国最早期的写作，回头看时，都在考察那个时候的生存感受、生存经验本身，事关后来的思想、感受和创作是否能发展、深化。”

不久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九卷本《杨炼创作总集》，从早期创作到海外经验，集中体现的是身为诗人的杨炼在不同文化之间寻求自我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海外旅居，则打破了以往他在国内原有的许多想法。“在国内当下文化中，写作具有一种完整性，而在海外，生存本身的挑战性极为锋利地把这个完整性打破，这种被撕裂的感觉逐渐又形成一个新的完整性。就此意义而言，没有开放性的完整性是低级死板的，能够包容、包含着自我挑战和破坏的完整性则是一个‘同心圆’。”
　

对于杨炼而言，“同心圆”不仅是一个诗歌主题，也是思维方式和认识、认知的方式。“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理想主义。中国作家从中国出去，过那个　‘关’　特别不容易——自身生长经验、某种自成一体的幻觉如此根深蒂固。一些人头脑中的人生经验和文学主题仍在很狭隘的地域和文化主题之内，没有从更开阔的人生经验中汲取更深的能量。”他认为，“诗歌的核心是对存在的关注、对人性处境的关注，在此基础上挖掘隧道，抵达一种超越。我们这个时代，中西文化关系复杂，两种文化的良性互动从何而来？在重建文化自觉的意义上，我们需要真正的自我追问。”

在创作上，杨炼并不认为我们具有一个时间性的传统，所面对的，更多是空间性、碎片性的传统。“以语言层面为例，从综合古典诗歌、语言的美感到俗语俚语与当下现实的结合，都代表了我们所处的环境，也包括了对时间性的理解。”他说，“就此而言，流散带来的是一种超强的思想和文学能量。没有挪窝、一直住在中国的人，其实就在流散，我们的周遭环境变化非常快，一切经验都在被迅速刷新。如果说我1997年之后住在伦敦是一种动态化的静止，如今则是静止中的漂流，是主动寻求、不停地与周遭拉开距离——其实真正的关系只是你和书桌的关系，无论周围世界多么纷扰，只有你和椅子是相互关联的。”

旅居海外期间，杨炼与友人花了五年时间整理、编辑了一本英文版当代中国诗人选集《玉梯》，以期提供关于当代中文诗的清晰印象和较完整的思想地图。在借由这本诗集回顾朦胧诗的整个发展过程时，他却发现，许多当时被传诵一时、洛阳纸贵的朦胧诗作品，在30年后的今天已经完全失去了光彩。这种在多重文化视角下形成的判断，令杨炼深深感慨：天赋式的诗人是不够的。“我们没有什么天赋，对我们这代诗人而言，大器晚成是必须的。先锋好当，没人走过的路，你就先锋了，但‘后锋’才是真正困难的。自己走出去、跟自己比较，在创作的厚度和耐力上都需要跟上。我信任走得远、走得深的这些人，但我们还在路上，离完成尚早。”他说，“身为作家重要的是自己审视自己，敢把自己搁在那儿，让作品面对自己真正的生命。‘文革’后的这一代作家都到了该回头看看自己干了些什么、思考自己还能干什么的时候。回顾是可怕的，不回顾更可怕，可能只是一种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