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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1年初的微软内部技术节，李世鹏饿着肚子，在总部讲解视频智能编码技术，正想歇会儿，有人走到他面前，说了声Hi，李世鹏觉得面熟，一时没想起他是谁，继续想他的智能编码，三十秒后，他大叫一声：“Bill！”后者冲他点头微笑。 事实上，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李世鹏可能是向比尔盖茨汇报最多的人。“听研究部门的汇报是Bill最开心的时候，他很敏锐，随时问各种问题。”李世鹏的语气，像是谈论一位知音。  张宏江把研究者分成两类：一类是Genius，一类是Others，李世鹏是他见过的少有几位Genius之一。李擅长在一团乱麻似的僵局中找出几个关键点，稍作改变，以极少的成本解决问题。 在Sarnoff公司期间，李世鹏将摩托罗拉高清电视的内存成本降低到原本的四分之一；一个小组为LG做的音频解码器在杜比测试系统中连最低等级C级都没有达到，李世鹏改进后，通过了A级测试。其实他只改变了原解码程序的一个比特，加了一小块额外逻辑。 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后，李世鹏的研究集中在视频编码领域。1999年，李世鹏带领团队将他们的提案——也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提案第一次推进了MPEG国际标准，让中国在这个领域从此有了说话的权力；2000年，P2P刚刚兴起时，他将P2P技术运用于流媒体之中，被誉为“P2P流媒体之父”，之后多家P2P流媒体公司的创始人都曾是他的实习生。 七八年前，李世鹏注意到移动互联网即将成为未来所在。当时关于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只有简单的地理定位，李世鹏开发出一套更为丰富的系统：根据位置和用户习惯来推测用户需要，推送信息，完成动作，诸如推送符合用户口味的餐厅，或一键购买用户喜欢的演出门票……这些技术完成于2008年，李世鹏和他的小组在微软内部推出了一款被命名为Easy Life的应用，但它没有被公开发布。 几年过去了，他看到自己未被发布的技术被一个个分散的小公司变成产品，以千万甚至亿为量级的人群，每天被使用。 大公司有大公司的考虑——据说微软的门槛是，一款产品不到十亿美元的量级不能发布——但在“唯快不破”的年代，许多小公司以野蛮、自由的方式迅速做出产品，频繁迭代，占领市场。 这种局面有时让李世鹏困惑：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他的办公室里，170多块“专利石”堆在桌脚下，落满了灰尘。 6 四月，李世鹏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同事一起去深圳考察，被深圳智能产业的发展状况震惊，“这么大的资源，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呢？”一个月后，他在机场与科通芯城及硬蛋董事长康敬伟相遇。康谈到自己正在做一个智能硬件平台——这正是李世鹏想要做的事情。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十六年，李世鹏无数次接到猎头电话，他都拒绝了，他在等一个真正的机会，这一次，它真的来了。六月的最后一天，李世鹏下定了跳槽的决心。 过去的十六年，正是中国IT产业飞速发展的阶段，中国在世界互联网产业份额中的份额从近乎为0，到了今天的23%。 张宏江觉得，李世鹏选择了恰当的节点：创新创业已成为国家战略，互联网+、云和智能硬件是未来最重要的三件事，而智能硬件是互联网+的实现、云的落地的基点。 在这之前，曾参与创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元老”们已先后出走。2006年，李开复入职GOOGLE；2010年，张宏江加入金山；2011年，徐迎庆去了清华；2014年，张亚勤进入百度。 徐迎庆、张宏江他们谈到为什么离开，都带有一种“外面的世界更精彩”的憧憬，不过，离开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人，没有一人对它发出恶言。 “公司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从研究院的阿姨到送水果的工人，都把你服务得很好，可是你心里有一种不平静，就像1998年我们在美国心里的那种不平静一样。”张宏江说，“这种不平静让你茶饭不想，你看到中国发生的一切，从沙尘暴到卡拉OK，从街边的烧烤到电视上的《爱你没商量》，你看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迅猛发展，IT产业迅猛发展，你内心激荡，觉得自己如果跟这些发展毫无关系，会非常非常失落。” 在这批科学家看来，当初渴望融入时代浪潮的渴望，至今仍在，“今天世鹏跳出微软、进入科通芯城，就像当初从美国跳回中国”——驱动他的还是那种不平静，那种在白板上创立一件全新之事的渴望。 “40岁之前，我每天都会问自己，今天做了什么？是不是白活了？后来也许是年龄增长、生活安稳，我不再问了。有天我突然觉得发慌：要这么继续下去吗？我需要再度Push自己，找到当年的感觉。”李世鹏说。 有个朋友劝他，要不要停薪留职，去外面试试，不行再回来？李世鹏谢绝了这个提议，“有后路就不会全情投入。我会失去很多，经济上、职务上、安稳程度上，但不破釜沉舟，做不出什么大事来。” 他理想中的平台是无界的：清除中间环节，对接大公司或研究机构的技术或专利到创新公司，对接创新公司的需要到研究机构，对接小公司甚至个体之间的需要，让小而轻的组织联系起来、自由协作，李世鹏也从为一家公司服务变成为成千上万家公司服务，他的技术优势、对专利认证的了解、培养年轻人的经验，都是他促进行业前行的武器。 “我从不认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只提供我一份工作，它更像一所学校，予我许多给养。上了十六年学，我该毕业了”，李世鹏说。他出来了，发现曾经的同窗在更广阔的世界里相聚，和多个旧同事的合作已经展开，这些注定站在时代潮头的人，在各自离开微软之后依然是合作者与兄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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