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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推崇也好，负面批评也罢，尽可见仁见智，然宋太宗独运“选擢将校”之大权，却是毫无任何的异议。一个颇为有趣的事例是戴兴，此人在宋太宗朝历任步军都虞候、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副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却从无任何像模像样的战绩可言，其之所以在军中官运亨通，竟主要得益于宋太宗对长寿大仙的迷信和以貌取人： 戴兴为御龙弓箭直都虞候。一日，西蜀进青龙城道观《长寿仙人图》，其本吴道元之迹，太宗阅之，酷肖戴兴，又恐所见有殊，亟召数班军校、近侍、内臣遍示之，曰：“汝辈且道此图似何人？” 群口合奏曰：“似戴兴。”上笑而异之，因是进用。后建宁远军节，举朝止呼“戴长寿”。(17) 帝王用心，随意性很大，臣下荣辱，就在帝王的一念之间，真才实学如何，往往倒在其次。 宋真宗亦袭其父之故智。咸平四年(1001)，宋真宗向宰相吕蒙正等训示说：“选众求材，诚非易事，朕常孜孜询访，冀有所得。向来于军校中超擢八九人，委以方面，其间王能、魏能颇甚宣力，陈兴、张禹珪亦称有闻。”(18)宰相吕蒙正等人随即迎合道：“才难求备，今拔十得五，有以见陛下知臣之明也。”(19)他们显然为宋真宗本人所赏识和亲自提拔，王能后位至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都指挥使，陈兴位至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20)景德四年(1007)，时任枢密使的马知节更曾对宋真宗说：“当今兵柄，尽出陛下掌握，至于一命之士，皆由旨授。”(21)马氏此语，真可谓无所顾忌，一语破的。宋真宗宠信自己的藩邸亲随夏守赟，遂不经过中书、枢密院，直接派遣宦官征求夏守赟个人的意见：“欲管军乎？为横行使乎？”(22)夏氏后来果历仕三衙都虞候、副都指挥使，位至殿前都指挥使。 宋仁宗一朝，情况相对复杂。一方面，迫于群臣的激烈反对，尤其是鉴于台谏官们“乞罢内降诏书”的呼声此起彼落，宋仁宗也不得不数度下诏表示：“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23)“今后内降，无得辄受”。(24)但另一方面，皇帝“内降”下发仍然是相当地频繁。在三衙管军的选任层面，宋仁宗尤其如此，败军之将刘平出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后晋升侍卫步军副指挥使，即是出自于宋仁宗本人之意：“上初擢平主四厢，谓左右曰：‘平，所谓诗书之将也。’”(25)李用和、李昭亮、郭承祐等一大批外戚，他们得以出掌三衙，尽管屡遭台谏官们的围攻，却依然能够安居于殿前副都指挥使等管军高位，个中的关键，更是在于宋仁宗本人“用亲”之一己私意。 宋英宗是一个“有性气，要改作”的有为君主，他即位伊始即曾质询执政大臣：“积弊甚众，何以裁救？”(26)表现在用人层面，就是时常圣心独运，“每有裁决，皆出群臣意表”。(27)例如：唐介出任御史中丞，据宋英宗本人所言就是：“卿在先朝有直声，今出自朕选，非由左右言也。”(28)治平二年(1065)六月，宋廷命江东转运判官、屯田员外郎范纯仁为殿中侍御史，权发遣三司盐铁判官、太常博士吕大防为监察御史里行，“皆英宗亲选也”。(29)对整军经武，宋英宗更是念兹在兹，他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侧重通过内外将帅的人事调整，来刺激和激励三衙与前线各部，提升宋军整体的战斗力。治平元年十月，宋英宗病体初愈，就检阅了三衙诸军、班直将校的武艺，亲自“擢授有差”： 上谕天武右第三军都指挥使、窦州刺史王秀曰：“尔艺虽不中格而尝有战功，故以尔为正刺史。”又谕散直都虞候胡从曰：“尔艺虽不中格而治兵齐肃，故以尔为内园使。”(30) 同年十二月，宋英宗又以王昭明、李若愚等亲信宦官出任陕西前线泾原、环庆等路的兵马钤辖统兵要职，整顿边防，尽管谏官吕诲等人极力反对，宋英宗依然是乾纲独断，“讫不从”。(31) 宋英宗治平二年六月，杨遂出任侍卫步军都虞候，也是因宋英宗早年在藩邸时，同杨遂有过一面之缘，遂以手令钦定其为管军：“初，绛州团练使杨遂为新城巡检，救濮王宫火，帝识其面目。于是，侍卫司阙帅，帝首出遂姓名，擢登州团练使、步军都虞候。”(32)宋英宗天不假年，在位仅四年略有余，但即使是如此，正如宋哲宗朝时臣僚所言：“臣伏见近年以来，宿将凋零，今岁为甚。虽其间人才固有精粗，是皆自英考、神宗识拔，切磨收养，出生入死之人也。”(33)宋神宗朝建功立业的将帅，不少人都是从宋英宗时开始崭露头角的。 宋神宗更是宋代最胸怀大志的皇帝，又有名臣王安石辅佐，志在复汉、唐旧疆，作“大有为”之君。熙宁、元丰新法，无不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军事改革层面的“将兵法”，着眼点放在于强化地方各路经略司的军事实力，前线战区以陕西、河东各经略司为重点，内陆则以开封府界、京东西两路为重点；“保甲法”则侧重于开封府界、河北、河东、陕西等地区民兵的训练，着眼于以兵农合一的民兵取代募兵的长远目标。京师的三衙，虽然不是宋神宗改革的重心，但也绝非置诸不顾，而是以精简、整训为手段，力图锤炼出精锐之师。为达到这一目标，宋神宗对三衙管军的遴选，同样是用心良多。战功颇著的燕达，最得宋神宗的赏识和器重，他能从一介小校起家，飞黄腾达至殿前副都指挥使高位，离不开宋神宗本人的亲自栽培与数度破格重用，燕达本人就曾有言：“我蒙先帝大恩，拔擢常在众先。”(34)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在考虑身后之事的时候，就把托孤的重任，也部分地放在燕达肩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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