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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看戏、看小人书、读小说，“寇老西儿”给我的印象挺深，那是个又正派、又诙谐，又足智多谋的形象，颇像诸葛孔明、智多星吴用。直到后来看《宋史·寇准传》，这种认识才发生动摇，因为《寇准传》上说寇准“不学无术”。说寇准“不学无术”的不是寇准的仇人、政敌，而是寇准的好朋友张咏。寇准到张咏家做客，张咏问寇准：“你读过《汉书·霍光传》吗？”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看此文，寇准笑了：原来是老朋友讥笑自己“不学无术”。寇准非但没生气，反而认为老朋友说得对。可见，寇准也承认自己“不学无术”。 说寇准不学无术，主要不是说寇准书读得少，而是说他胸无城府，遇事不够稳重，谋事不够缜密细致，用百姓俗话讲，寇准做事有些粗粗拉拉。 说到寇准的粗粗拉拉，那确实不是无根据地瞎说，我们且引当时一些被认为是正派人对寇准的评论：杨徽之讲寇准“用搏击取贵仕”。“大事不糊涂”的宰相吕端对宋真宗说：“准性刚自任，臣等不欲数与争，虑伤国体。”又一曾任宰相的吕蒙正说：“准轻脱好取声誉，不可不察，好收人情以求虚誉。”宰相王旦说：“准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准乃为己任，此其短也。” 宋真宗也说寇准“好刚使气”，“纵酒”。 又讲：“寇准多许人官，以为己恩”。 这些评价都显示了寇准行为不拘小节，不够检点的毛病。 李焘记述寇准同王旦的交往，比较充分地暴露出寇准性格上的缺欠。寇准与王旦是同一年中的进士，依照当时人的惯例，“同年”是比“同学”更亲密的。有一段时间，王旦任宰相，寇准任枢密使。有一次，宰相的政事堂送给枢密院的公文中出了差错，寇准就直接向皇帝举报。王旦因此受到宋真宗的严词斥责，政事堂的官吏也跟着受了处分。改日，政事堂接到枢密院送来的公文，其中也存在严重差错，政事堂的官吏认为这是报复寇准的好机会，就建议王旦赶快拿着它向皇帝举报，王旦却下令将公文退还给枢密院，让寇准自己处理。寇准听到有关人讲到此事原委，感到十分惭愧。王旦在皇帝面前经常讲寇准的优点，而寇准总想取代王旦当宰相，所以常常讲王旦的坏话。有一天，宋真宗忍不住对王旦讲：“你总是讲寇准的好话，寇准却总是讲你的坏话。真是怪事。”王旦说：“我做宰相，管的事多，差错出得多是必然的。寇准性子直，对皇帝忠诚，知无不言，这正是我所欣赏的。”皇帝要罢免寇准的枢密使，寇准事先得到消息，就来找王旦，希望王旦能在皇帝面前替自己说情，在罢免枢密使后带着“使相”的头衔到外地。这样又体面（因为有宰相虚衔），又实惠（因为薪金比宰相还多）。王旦很吃惊——这种事是很少见的，尤其在好面子的士大夫中更少见。于是当面驳回，说：“使相岂是想要就要的！我做宰相的岂能接受私下请托！”说得寇准满面通红，愤恨而去。但后来宋真宗向王旦征求意见时，王旦却讲：寇准资格老，又没有大过错，外放时应当带上“使相”头衔，带上“使相”衔到地方，有利于他行使职权。宋真宗接受王旦建议，寇准如愿以偿。寇准向皇上辞行，痛哭流涕地感谢皇上，宋真宗却对他说：“别谢我，你该谢王旦，是他主张给你使相头衔的。”寇准大惊，事后对人讲：“王同年器识非准所可测也。”（李焘《长编》卷八四） 史书上记了不少次他饮酒的事，其中讲他任宰相：“多召两制会饮私第，酒酣气盛，必闭关苛留之，往往侵夜。畏谨者甚惮焉。（李）宗谔尝预会，日既夕矣，而关不可启，遂于门扉下窃出得马以走。”寇准作为宰相强拉人喝酒，不许回家，以致让大臣从门底下偷跑，多么生动地表现了寇准的放荡不羁。作为政治家，这就不是优点了。 寇准以悲剧结尾，也是因为他的粗疏。史书记寇“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且欲援亿辅政”。结果他酒后失言，泄漏机谋，被罢免宰相。导致宦官周怀政被迫起事，又因仓促而受挫，寇准终遭远贬。 寇准形象的被拔高，也与一些史学家有关系。本来，文学家以创造一些神话来吸引读者，这是其本分。但是今天往往可以看到一些史学家忘了自己的天职，竟用文学家的笔法无极限地夸大一些历史人物的作用，使得一些历史人物变得不可思议。他们把一些历史人物捧上神坛，而不是让历史人物走下神坛，实际上是歪曲了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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