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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律师分级改革，从“等死”到“找死” 文／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 石宗初律师 众所周知的现象是，近50%的律师面临生存压力，只有不到20%的律师才谈得上所谓的“成功”，也许是笔者朋友圈子档次不高的缘故，所了解的律师中，很多都在为“下一个案源在哪儿发愁”，显然一幅“等死”的画面。 一石激起波澜。前几日，一个陈某某的教授一席讲话：律师改革将进行“分级制”，在律师朋友内闹得沸沸扬扬。笔者感悟，这样的改革绝对是在给更多的律师“找死”。 曾几何时，我们总是羡慕国外的制度，这个多好，那个很咋样，为此不断的吸收引入，而用在国内后，发现这样也不行，那样也有问题，究其原因，还是单纯的“拿来主义”效用。 笔者也羡慕国外的出庭大律师，洋洋洒洒，口若悬河，但仅仅是欣赏而已，绝对不像我们有些著名的教授，但凡留洋过后，必然极力推崇引进国外的制度，而放着华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不研究吸取，忘祖背宗自然不敢这样说，但中国有句古语：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准备引进这些律师制度前，是不是先看看我们国内律师的现状。 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除了受行业自律外本应无它绊，而现实却是：公不像公、私不像私。从“公”的方面，屡屡受到体制内的各种制约，却从不曾享有体制内的任何服务。这里面既有制度设计的原因，也有根深蒂固的传统认识因素。 在国家制度设计层面，比如刑事诉讼（笔者一直在智豪专业化刑辩所执业，其他不敢妄谈），一方面，国家大谈控辩平等，而另一方面，刑诉法对律师的压制和天平对检察院控方的倾斜显而易见，这其中的规定包括：“宣读起诉书后控方可以讯问被告人，辩方却要经审判长同意”，“检察长可列席法院审委会，律师靠边站”，“检方抗诉案件必须开庭，辩方上诉却不一定开庭”，“辩方申诉经审查后再决定是否启动再审，检方抗诉，一律启动再审”等等，立法者用他们自己制定的法条绊住了“控辩平等”宣言的脚。在律师权益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权益屡屡受到侵害的不断呼吁下，公检法三家相互配合的单位，一时间又不断联合或单独出台“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各种规章制度，当大部分人在欢呼国家公权机关的恩赐时，我们有没有冷静想过：不是控辩平等吗？我们的职业保障需要相对方的恩赐还是法律的规定来赋予？我们律协是不是也要紧跟着出台关于“律师在代理案件中保障公检法三机关权利”的各种规定？ 在传统认识领域，公检法三个国家公权力机关，在老百姓眼中本身就代表了公平正义，并且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可是我们是否想过，这几年不断出现的冤假错案，是他们的失误还是他们的故意为之，而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律师让某一个清白之人蒙冤入狱。但到今天为止，社会大众仍然宁愿信公而不愿相信作为私权利代表的律师群体。笔者承认部分律师的不检点行为让公众对律师群体产生了误判，但正如政府每年揪出这么多贪官而我们政府仍然是好政府一样，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把它作为公权部门改革律师的借口。 有律师文言：律师分级的改革，实际上是在给职能部门牟利。这种方式的改革，必然会跟上培训、考核等等措施，然后，“权力导致腐败”的魔咒又一次在实践中体现，这也许是职能部门深化改革，扩大部门自身GDP增长的绝好机会。对本不属于公权力体制内的律师，再加上一个“体制的紧箍咒”。 放眼当下的律师案件来源，除了部分做出名气的律所和律师，更多的是靠拼爹、拼关系。为了接到有限的案件，杀价、乱承诺、给介绍人回扣等等怪象一再上演，办案过程中也不乏找关系、勾兑等各种乱象，这不但玷污了法律职业本身的正当性，也在逐步蚕食公众对法律职业的正义性认同。更多的律师和律所，在残酷的现实下被“逼良为娼”，不得不采取一些商业化方式来寻找和办理案件，而将法律人本应坚守的法律理念和信仰抛在九霄云外，现实已经快将律师逼为了完全的商人。 陈教授一席律师分级改革的讲话消息，笔者第一反应是，我们律师在不久的将来，又会被逼为教授。想想数年前早已作废的律师职称制度，“掌握一门外语”、“省级以上期刊发表文章”，自然会归纳在分级制度考核要求中，于是乎，律所的早晨，律师们不是静静在思考案件，而是在大声朗读a.b.c；工作时间，律师不是去会见当事人，而是在绞尽脑汁写论文；开庭时，律师不是在据理力争，而是在给法官做法律讲座，说不准偶尔还蹦出一两句英文。 律师是法律的实践者，学院的教授才是法律的研究人，让律师放下法律实务不做，而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写一些高深的理论研究文章，无疑本末倒置，就好像让农民放下锄头，回家研究“论大米和纳米的关系”一样。笔者绝不是反对律师加强学习，但前提是需要学以致用，让我们熟练掌握一门外语，难道是给大部分干一辈子都可能不会有涉外业务的律师在暗示：我们的法律服务市场，即将迎来做不完的涉外业务的春天。 律师不应有大小之分，也不该有贵贱之别，唯一有权力评判律师的，只有案件的当事人，老百姓心中自然有一杆秤，足以称出律师的是非曲直。通过了统一法律资格考试后、取得执业证的律师们，好不容易接下一个案件后，却因为所谓的级别不够，在放弃案件的同时，也等于放弃了当事人对这个律师的信任，同时增加当事人找高级律师的成本，法律职业本身具有的公正性、正义性，却硬生生的要用金钱来衡量。 笔者认为：作为律师群体中的一员，我们可以不是大律师，也可以不是高级律师，但我们唯有做一名老百姓心中的好律师，就是对自身职业最大的尊重，也是对律师行业最大的贡献。 律师分级制度的建立和推进，这绝不是在深化改革借口下的明智举措，如此，若干年后，又会有陈某某、王某某等著名教授放言：建立农民分级制度，高等农民在富饶地区耕种，其他农民只能在西部贫瘠土壤挖地；建立商人分级制度，高等商人可以从事十万元以上的业务，其他商人只能做两万元以内的生意。整个社会，难道唯如此才能“量才而用、层次分明”？ 文末，笔者还是用最喜欢的一段话，改编后作为结束语。 “如果说一个国家对律师的尊重，体现这个国家法治的文明程度，那么，在律师制度改革中对律师切身利益的关注，则考验决策者的良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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