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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财经》年会2016上发表主旨演讲，就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进行了重点阐述和权威解读。 杨伟民认为，十二五以来，中国一直实行扩大内需的战略和政策，但经济依旧面临下行压力，工业品价格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这些问题已经很难用需求不足来解释了。“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的效果开始递减了。”他表示。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必须进行的政策和思路。杨伟民认为，尽管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要求进行供给侧改革，但我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还至少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他强调，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提出了5+4+3行动方案，在工作方针上，必须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最近财经界的焦点是“十三五”规划，我就此来谈一点学习体会，题目是“把握发展新特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这是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当中一句含金量极高的话，意义重大，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战略性、思想性、政策性都很强。 现在全党全国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落实五中全会精神，要干什么？最应该干什么？最先干什么？不久前，也就上周二，11月10号，五中全会刚刚闭幕11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就专题研究了经济结构性改革问题，也就是说中央领导小组带头在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在新闻稿当中有一句话，“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 我分三个方面谈一点认识。 一、《建议》当中的结构性改革 五年规划本来就是解决长期性的供给体系完善和供给结构的优化问题，大家都知道，需求管理主要是短期问题。所以本来也不是规划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建议》当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理念，作为《建议》的灵魂，本质上体现的也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问题，结构性改革的思想。最近对五大理念的解读和宣传都很多，所以我就不多讲了。 其实《建议》当中还有六大原则，过去大家注重的不够，解读的不够，如果说五大理念主要是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提出的话，这六大原则，我觉得更多的是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的。六大原则当中第二条叫坚持科学发展，可以分三层来理解：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个长期的重大方针，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所以发展还是硬道理。 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发展方式，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发展的思路和政策必须与时俱进。所以《建议》接下来提出，要把握发展新特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也就是说，新常态下的科学发展怎么做？做什么？就是推进结构性改革。 第三，结构性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原则当中说得也很清楚，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要继续做大GDP，但更需要的是“四个提高”，一个提高是叫提高发展质量，第二个提高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三个提高是提高发展的绿色化水平，第四个提高是提高发展机会、发展过程、发展成果的共享水平。所以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不仅如此，其实《建议》通篇都体现了更加注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些思想，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比如说，创新发展篇当中提出了“四新”，新动力、新空间、新产业、新体制，这些都是力求通过创造新供给来满足新需求。和“十二五”规划如果比较一下可以看得更清楚，“十二五”规划专门用了一篇来讲内需问题，题目是“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且作为“十二五”规划建议当中各项任务之首。当时国际金融危机刚刚两年，我们稳增长是首要任务，而且大家普遍认为主要问题在需求侧，内需不足是主要矛盾。所以当时这样做，也就是当时以扩大内需为主来稳增长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但是现在情况有些不同了。 二、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 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了，所以我们的政策和思路据此要调整、完善。 我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来简单说一下，这个时代背景，从国际上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从三个方面来看，从增长来看，过去世界经济处于较快增长期，2000年到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4.3%，而且那个时候我国的经济体量不像现在这么大，世界经济较快增长可以很大程度带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但是世界经济一方面在放缓，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量在变大，所以世界经济对我们的带动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了。过去世界经济加快发展带动我们的战略机遇就发生变化了，这是从增长来看。 从贸易或者从需求来看，过去全球市场一定程度上是靠一些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来支撑的，我国的经济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外向型的，很大一部分的产能是面向外需的，面向出口的，我们的供给总量和国内的市场以及用债务撑起来的世界市场，总体上是均衡的，但是现在发达国家纷纷在去债务化，在去债务。所以靠债务支撑的市场开始缩小了，所以我国一部分产能就变成了过剩产能，出口对我们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就减弱了。所以说从过去依靠扩大出口来带动发展的这种战略机遇的内涵，也发生变化了。 从投资来看，过去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产业分工走向了提供需求、提供供给、提供资源之间这种大分工，部分国家成了净消费国，部分国家成了净生产国。我国当时靠劳动力低成本这样一些比较优势，成就了中国制造，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现在国际分工正在面临新的洗牌，一个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正在加快。二是发达国家在推进再工业化。三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自身的工业化。特别是再加上我国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能引进的经济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但是依靠自身的创造力来创造新供给的能力还不够强。所以从投资来看，过去我们依靠比较优势，依靠优惠政策，依靠引进外资来带动增长，这个发展的机遇也发生变化了。 我仅仅讲三个方面，战略机遇期的变化还有很多。以上增长、贸易、投资这些战略机遇期内涵的变化，是《建议》提出五大理念并在五大理念基础上提出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在国际背景方面的主要考虑。 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也面临诸多矛盾风险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这些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建议》也列举了不少的风险隐患和条件，风险和隐患有些是长期性，有些是中期性的。 我前面讲过“十二五”建议曾经提出扩大内需这样一个战略，应该看到，“十二五”整个五年来，实行扩大内需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们经济总体上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长，初步估计可能会年均增长7.8%，这也是超出了“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扩大内需了。当时提出两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同时我们看到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在提高。 但是实施这个战略五年了，我们一直实行扩大内需的战略和政策，但目前经济还在下行，工业品的价格在持续的下跌，企业效益下滑，显然这些问题已经很难再用需求不足来解释了，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的效果开始递减了。现在的问题，虽然也有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可能不在需求侧了，我们观察经济问题看到病症很重要，但是找准病根可能更加重要。 我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我觉得至少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从而带来了目前经济下滑、投资减速、价格下跌和效益下滑等等。 第一， 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现在外需减少了，有些产能过剩了，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有些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 第二， 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大家都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同一件产品出口的品质就高一些，卖给国内的品质就差一些，迫使很多中等收入群体出国买“中国造”。 第三，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结构上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性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有些消费流向了国外。 第四，有些产业，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也就是说，如果以全球消费量为我们自己的产能峰值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忍受更加严重的雾霾。 第五， 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比如说平板玻璃我们严重过剩了，但电子用的平板玻璃，电视用的大平板等等我们还是不能生产。风电设备总体过剩了，但控制系统和不少零部件我们需要进口。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了，表现出某种叫未富先贵的现象，国民收入还是中等收入的，但生产经营成本却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产能过剩，产品不好卖，另一方面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两头受压，削弱了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所以说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 成本高当然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有体制僵化导致的，比如说电的垄断、银行垄断、中介服务的垄断。有超越阶段的过渡福利化倾向带来的，大家都知道免费的午餐越多，意味着宏观的税负必然要高，必然要抬高成本。有些属于政策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实施中的进度，平衡度、方式方法把握的还不够精准。比如说，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主要应该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市民化，促进他们进入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缩小差距，如果更多的依靠增加转移性的收入，依靠补贴，最终会转嫁到企业的成本当中。 此外，扩大内需政策具体实施过程当中，有些政绩工程、没有回报的投资，以及结构调整中僵尸企业难以及时出清等，也间接转嫁过来不少成本。有的地方认为，我们这些投资早晚要投的，但问题是，一定时期，一个地方的财力总是有限的，建设规模超出财力就要负债，所有的地方都这样做的话，既在宏观上倒逼了货币发行，又占用了有限的资源。比如说，僵尸企业产品已经没有市场了，长期亏损，但靠地方的财政补贴和银行的续贷，僵而不死，也占用了资源。在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时候，一部分货币只好在金融系统内部自我循环、以钱炒钱，所以我们经济的金融化、债务化程度不断加深积累了不少的隐患。 总之，我们要重视经济的下滑，但实行各项政策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必须放在如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如何促进企业发展上，这是国家实力的根基、是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GDP不过是对所有企业一定时期内生产经营结果的一种统计，企业的生产经营活跃了，生产并能卖得出去的东西多了，宏观上统计出来的GDP也就多了，速度也就快了，这是经济发展本来的逻辑。但是企业之所以叫企业，必须盈利才行，一年两年企业亏损也许能够扛的下去，但是三年四年可能就要有问题了。总之，解决当今中国经济的问题，学习运用宏观经济学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好、用好微观经济学。我想这就是《建议》提出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门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和它的一个政策逻辑。 第三，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 就新闻稿当中说到的内容做一点说明，经济结构性改革也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在工作方针上，我们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持续的推进；在战术上要打好歼灭战，不能因为是长期任务，近期就不作为，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提出了5+4+3行动方案。 “5”是五大政策支柱，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从过去的我们的思路相比，新增加了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这么两条，这两条也主要是针对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五大政策是逻辑紧密的政策体系和框架、缺一不可，具体政策可以逐步的往里头添，但总的目的是为结构性改革创造透明的、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4”是要打好四个歼灭战。一是化解过剩产能。二是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这是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五大行动之一。如果这两个歼灭战打好了，有利于止住工业品价格下跌的势头，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盈利的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的预期和信心。 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发展。这个问题我看到有些方面的解读有点片面，其实化解房地产库存，不仅仅是为了当期的经济增长，更主要的是为了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落户，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供给侧的改革措施，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缓解人工成本上涨压力，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特别是增加农民工一生当中的总收入。但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光靠户籍制度改革是不行的，还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使他们形成在城镇买房、特别是租房的预期。 四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里有很多举措就不说了。 “3”是三大原则，这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的，也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第一个原则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重大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二个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是生产力能不能解放好、发展好，结构性改革能不能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则性问题。 第三个原则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当前尤其要调动三个群体的积极性。一个是企业家要发挥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培育企业家的精神。第二个是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在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阶段，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尤为重要。第三个是各级干部的积极性，这也是五中全会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要通过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坚持激励与约束并举，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 以上是我就新闻稿其中的一句话、就如何”把握发展新特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所谈的一点个人的体会和认识，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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