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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的世界杯之殇，已如同例假一般形成了生理周期，四年一次，不见不散。随着国足越来越早地被淘汰出局，间隔时间上略有变化，而对那些仍对中国足球怀有情感之人的伤害却弥深。? 今天连读了两篇国足随队记者的感慨之文，一位前辈一位同侪，二人平素观点颇多交锋，但在这个失落的夜晚，他俩的笔下都只记录了自己近乎绝望的哀呼，难得的统一步调。可以肯定的是，随队记者（至少是大部分）一直是国足最坚定的支持者，即便少不了严苛的批评，大抵也是出于恨铁不成钢。毕竟，除了足球从业者，也只有记者可以将个人的荣辱兴衰与中国足球联系在一起，利益只是动力中的很小部分，没有巨大的情感力量，谁也无法支撑十余年。然而这一夜，再坚固的情感也有了垮塌的迹象。 自2004年11月17日到2015年11月17日，连续11年的四届世界杯预赛，中国足球都无法突破第一阶段小组赛。无论是赛制变更令出线概率增大，还是对手看起来比过去更弱，但提前被淘汰的结局始终未曾改变，而且过程变得越来越蹊跷——德国世界杯没算清规则，少一个进球出局；南非世界杯罚丢点球错失胜局，国足与国奥两派互相内斗；巴西世界杯预赛赛前十天，新帅方才到队；到了这一回，两战香港，180分钟八中门框，只有一次球弹向网内，却被对方门将生生从门线里捞出，一个有效进球被无视，如此场景怕是只能称之为“匪夷所思”。 每一次，看似国足距离“活下去”并不算遥远，若是几个细节处理得当，本有机会更进一步。但最终不是这里便是那里，总会有意想不到之处报错，而后成就预料之中的溃败。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35年的主旋律便是“失败”，早年苏永舜、高丰文乃至戚务生时代，多少还留下了几场荡气回肠的胜利，为失败多少抹上些或悲壮或遗憾的掩护色，而如今呢？在还没遇见亚洲真正的顶级队伍之前已经倒下，除了不丹、缅甸之流的不入流队伍，中国队赢谁都不顺畅，输谁都挺正常——憋屈，连续四次的憋屈，可能会对信心产生最大的杀伤力。 还有人在归咎于运气。若是足够幸运，以上诸多离奇场景或可避免一二。但连续十几年都需要以运气不佳作为理由，那实在太没有说服力。诚如昨日将已进之球捞出的香港门将叶鸿辉所言：“中国队未能赢球有很多因素，可能运气差点、裁判误判。就算我们面对其他球队没赢球，都可能会找这些借口。但大前提是，若你真的很强，就算裁判误判都能赢球。”幸运眷顾强者。尽管从理论上，现下的这支中国队仍未出局，但实现这个奇迹需要其他多个小组的小组第二都犯下错误。又有谁会相信，自己都把握不住运气的人可以有机会享受别人奉送的运气？ 在每一个技术环节都做到完美，兴许中国足球在未来一两届内仍有机会冲入后一个阶段的世界杯预赛（绝非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一旦其中任何一环出现状况，国足的生理周期仍将准时到来。每四年一次的周期内始终进行着“从国足失败到足管中心（即足协）高层换人到更换主帅直至继续失败”的死循环。赛后的这一天里，仍有无数人著文谈论这支国足的问题，以及未来如何提高中国足球的可能性。恐怕连写作者们自己心里都是那么清楚，所说的这一切与十余年前又有何区别？小到个别队员的使用与征召，中到球队主教练的选择与聘用，大到足球主管者与主管部门理应交给更专业的人士……这些话题同样是不会带来结果的死循环。 这次的失利或许会加速某些环节的变革，譬如已被政府提上议事日程的“管办分离”——但从行政系统中剥离后，成为民间团体的足球管理部门是否真的可以从整个官僚体系中脱身？没有了行政级别的管理层是否真的可以不收到来自非专业却更高层面的压力？不妨先看看，这两年内被疾速吹大的职业足球泡沫，接踵而来的资本的动力究竟是看好市场需求，还是附势政治风向？足球这项特殊产品的生长土壤，岂又是资本市场或专业人士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的：城镇化过程中体育场地被边缘化、郊区化，青少年缺乏运动的时间、保障与动力，教育系统与体育系统常年互相不待见的划江而治，乃至整个社会对于现代体育精神的错误理解……以上种种的根治，无不需要强大的政治动力，但这又不得不陷入一个逻辑悖论：土壤只能由体制提供与改造，其最高端的产品却试图与整个体系无关。 过去近四十年时间，中国用精英培养模式在其他体育项目中取得不断胜利，而足球却注定失败。这是一个为世界各地所追捧、竞争空前激烈的成熟项目，只承认数量产生质量、成绩来自市场的逻辑。而以区区千余位职业球员、不足百万人的自掏腰包观众之中国足球规模，也只能接受徘徊于亚洲二三流之间的现实。中国足球的凛冬，不过只是刚刚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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