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百家 | 闲门吹铁笛古石长苔藓（王乃??）

品茗玩易揉太极 2015-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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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门吹铁笛古石长苔藓

　　——王乃勇书法蠡评

　　文/ 孟会祥

　　三年前，曾经着手为王乃勇先生作评论，因循未果。现在，又来了这样的机缘。这大概是定数。而三年以来，我时时关注王乃勇的创作，也算是颇下了点酝酿工夫吧。

　　说关注王乃勇，不仅是出于相识，更因为躲不开的信息。七八年来，王乃勇连连获奖，奖越获越多、越获越大，作品也越来越强悍、夺目。他是展览体制下，为数不多的持续“高位运行”者，也就是当代最优秀的青年书法家之一。

　　有人说过，在展览体制下，偶尔一两次入展、获奖，也许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连续多年，在各种展事上都能获奖，那就说明作者的实力。这个实力，并不是“一笔好字”能够概括了的。尽管展览体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检验书法家技法水平乃至综合素质的最可靠的标准。就像奥运会，也许无法检验人们的身体素质，但却无可争议地证明竞技水平一样。而竞技训练水平，比如短跑，就不是“跑得快”那么简单的事，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蕴涵了大量的、综合的学科，必须万无一失，才能有好成绩。

　　当代的书法大展，要求基本书写功力，对古典熟悉，还要把握当时的审美趋势，以及适应展厅的视觉冲击力等，然后在合适的机会下，产生有激情、有意味的作品。没有流行因素，难于挤身大展；而流行因素太多，又让人厌倦，像王乃勇等一批“明星”，正是对以上诸多因素的全面把握，才能够每每脱颖而出，成为风尚的引领者。很多人说书法家要有学问，而仅把学问理解成读书是狭隘的，书内功本身也是一种学问。王乃勇素擅行草，很少以隶书面世，然而在第二届隶书展中一出手就获了奖，很多人不解，甚至以为只是运气好，或者是评委眼走。其实，正是他把握了展览的规律，又有过硬的临池功力，然后才能选择适宜创作途径，产生合适的作品，不仅能打动评委，也能打动观众。

　　以展览的规律审视王乃勇的创作，也许就会更容易理解他。

　　王乃勇的学书经历并不复杂。1984年开始，初学颜、欧、柳楷书。1988年，学习颜体行书、魏碑，并开始学习张瑞图。直到2004年“八届国展”获奖提名，基本上以张瑞图为主，间以王铎、黄道周。当然，王乃勇笔下的张瑞图，也并不是简单地复制古人，他一开始就有独到之处。

　　在20世纪末，书法刚刚开始摆脱复兴初期的狂热，而随着教育的发展的社会普遍审美水平的提高，酝酿着转型。以张瑞图为基调的创作，虽然初步展示了王乃勇的才华，但如果止步于此吃老本，他完全可能会被时代遗忘。很多书家一旦获奖，就认为挤身于名家之列，而逡巡不前，终无大成，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也许是王乃勇有这样的忧患意识，当然，更源于他对书法由衷的热爱，2004年秋，他选择了继续学习，到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进修。进修对于像王乃勇这样的高手来说，观念、信息的意义，远大于技术、知识的意义。他自己总结道：

　　一是，亲聆了很多大家的风范与学识渊博，受益不少。当时学院请了文、史、哲等多个领域的学者讲课。

　　二是，当代当坛很多书法名家讲课示范、点评，明白了自己的方向与不足，逐步开始树立自己的创作思路。

　　三是，全国各地的朋友，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同时也有了相互的渗透，因为不同地方的同学代表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在其书法作品中有不同的体现。

　　古人有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历来学问艺术，要想有大成就，见识必广，眼界必高，僻居乡曲，不闻窗外，不鄙俚必畸邪。从这个意义上看王乃勇的负笈北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一个善书者到书法家的转变，或者说前期为聪明所驱遣，后期则是自觉的选择。而对书其作品来说，则为他提供了破束缚得自由的机会。当“明清调”遭遇“二王”，“江湖派”遭遇“学院派”时，如何找到自己的出路，是一个问题。我认为，王乃勇其实是一个调和者，同时也是一个成功者。

　　在帖派回归传统，顶礼“二王”的风潮中，他没有“尽弃其学而学之”，因而他没有陷入甜熟“二王”的陷阱。同时，他没有固守“明清调”，更没有止步于对笔墨的浅层次理解，而徒以堆积的水墨标榜所谓冲击力。他通过对《十七帖》、《书谱》的研习，寻绎张瑞图对帖派的继承因素；通过《蜀本怀素自叙帖》等，开发其风格特征；他也没有完全放弃对颜真卿的体会，甚至遥接魏碑的某些特征。这些折衷，其实是独特眼光审视的结果。从而，他舍弃了张瑞图的翻折拗峭，但沿用了其昂藏郁勃；他绍承了山阴笔法的圆转无碍，却不求妥帖流美，务要气壮神峻；他的字法多内敛，而整体感觉却大开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