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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妩媚 李利忠 在王翼奇先生的大著《绿痕庐诗话·绿痕庐吟稿》中，收有“诗人喜为偶对”一文，说的是“胡铨贬朱崖，行临高道中，知有‘买愁村’，古未有对，因以‘闻喜县’对之，于马上口占一绝云：‘北望长思闻喜县，南来怕入买愁村。区区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断魂。’”王翼奇先生评论说：“喜为偶对，诗人幼学所养积习也。仆仆风尘中犹不禁技痒，愁亦为之解，想见其掀髯一笑之态！”其实，作为浙江省语言学会楹联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王翼奇先生在“喜为偶对”上，比之文中的胡铨亦不遑多让。 王翼奇先生曾屡次赞叹：杭州西湖是一座楹联的大观园！古往今来，对西湖山水人文的品题，诗词而外，楹联佳制堪称夥颐，且大多脍炙人口，尤为游客所喜闻乐见，成为一大人文景观。诸如“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常被大众传诵，文人称引。这其间王翼奇先生创作的诸多楹联，或放笔长挥，灵动飘逸；或微墨短写，质实沉雄，为西湖环水抱山的面面有情点睛。作为汉民族独具特色的一种传统美文形式，楹联可以写景，可以抒情，也可以怀人。如他的“题杭州白苏二公祠”联：“黎庶至今思，湖山俎豆双贤守；风华终古在，唐宋诗词两大家。”动静相偕，切地切题。这种抒怀叙事上的风韵，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到的，而是学识、人情、阅历在时间这个熔炉里煅炼出来的。又如杭州孩儿巷有古宅，传为陆游名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所咏处，今已辟为陆游纪念馆。王翼奇先生参与考察时，即席撰联云：“世味依然，入巷重寻听雨地；诗情何似，登楼长忆卖花声。”既沧桑厚重，又精致工丽，终不能移置他处也。其他如“题杭州雷峰塔”联、“题吴山伍子胥庙”联、“题秋雪庵两浙词人祠堂”联等，无不吞古纳今，豪迈灵动，既有历史的深度，又富于当代性，从而毋庸置疑地成为该景点的主题联。 长久以来，王翼奇先生创作的楹联，真如晋人所言：如行山阴道上，使人应接不暇。我的朋友，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尚佐文认为，王翼奇先生的楹联，于锻句炼字颇为考究。他举例说：“人有一联求正于先生，中以‘恬淡青山’对‘玲珑别墅’。先生改‘别墅’为‘绿野’，改‘恬淡’为‘妩媚’。以裴度绿野堂别业指代别墅，而‘绿野’对‘青山’甚工；‘妩媚青山’，用稼轩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语，而循其典源，为唐太宗语‘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其妩媚耳’。上下联既典雅切题，复暗含唐代二名臣故事，耐人咀嚼寻味，洵点金有术也。” 很多人都知道，王翼奇先生不仅是楹联高手，更是骈文大家，绍兴大禹陵的祭文等都出自他的手笔。骈文作为一种字句对仗、音律和谐、典故繁富的独特文体，如今会写的人屈指可数，能将骈文写得篇篇精到、句句出彩的更属凤毛麟角。虽然对于骈文，我喜欢的不多，以为大多虚张声势，华而不实，但王翼奇先生创作的《重建钱王祠碑记》、《重建杨公堤碑记》等，却让我觉得描写一座城市的地理历史、人文景观、特产风貌等，骈文无疑是最好的文体。因其句式灵活，长短适中，“有厚德载物之致”，用以“敷陈圣德，典丽博大”，实在是相宜的。一篇充满文采的骈赋甚至可能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 张中行先生说，好的文章，是不用力来写的，此系诚恳之语。而碑记一类的骈文，则是需用力为之的文体，仅少数文学修养之高深雅博者，方可驾轻就熟，不为规则所累。王翼奇先生的骈文，大多典丽静穆，有一种开阔的文化视野。譬如坐落于景行古桥旁的《重建杨公堤碑记》，就被社会各界誉为“新西湖美文”。王翼奇先生在碑文中，除了追溯明代杭州知府杨孟瑛筑堤经过以及该堤后世变迁历史，还着重描绘了杨公堤丰富悠久的人文内涵，藻声绘色，文采斐然：“以白苏为伯仲，堤复成三；通南北而逶迤，桥又有六。从此西湖以斯堤为聚景之中轴，揽胜之长廊。西进之水域一碧遥接诸峰，颇饶幽野逸闲之趣；人文之遗址多姿纷呈异彩，弥畅观瞻游憩之怀。西望金沙、茅埠、三台，绿湾碧涧，曲折幽深，兰舫轻移，青旗微现；东连曲院、刘庄、花港，玉带晴虹，风荷水竹，楼台罨画，烟雨藏诗。又有燕南寄庐，都家旧馆；汾阳别业，玉岑高轩。张伯雨黄篾之楼；赵悲庵白石之碣。茅乡之上香古道；麦岭之留记摩崖。竹园奇石，峰绉秋云；花圃幽兰，香凝朝露。吴俊卿之蟫叶遗刻；康长素之蕉石鸣琴。光悬日月，潭畔于谦之祠；谊证中韩，山间高丽之寺。村居古俗，观百年黎庶遗风；越调吴歌，听一曲桃花流水……”而镌刻在钱王祠的《重建钱王祠碑记》，则别有一种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气度和精神：“奖劝农桑，浙地至今富庶；招邀商贾，钱塘从此繁华。而花开陌上，隽语温温，佳话清谈，流传于世；潮射江头，英姿勃勃，雄风奇气，想见其人……”我记忆犹新的还有他的《钱塘江下沙大桥碑记》，气势雄强，遣语雅驯，既是对当年杭州“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别开生面的记录，从中也可看到“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杭州人文精神。 那么，这些美轮美奂、字字珠玑的碑记，王翼奇先生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以文辞清畅，韵律流美，广受好评的《中国越剧百年诞辰碑记》为例，王翼奇先生说，去年他为了写这篇碑记，阅读了许多历史资料，对越剧发展历程作了一个梳理，前后做了三四个稿子。“但我这种梳理和考据不同，要看详细史实可以去看《中国越剧发展史》。我的这种梳理是为了在叙事中作一些穿插，理一个脉络。比如越剧最早由男班创始，但碑记中没有提到男班，以一句‘新创女子科班’涵盖了。所以大家看这个碑文时把它当成一种文学样式来看，碑记是一种传统骈文的表达，不是详尽历史记录。”由于越剧是通俗的戏曲，王翼奇先生在碑记中也极力避免用一些生僻的词句。“我得让关心越剧的人看得懂啊，所以用词时很注意雅俗共赏。” 尤须一提的是，王翼奇先生于年前出版的《绿痕庐诗话·绿痕庐吟稿》，隽永可诵，识见特出，不独有传统根柢，更有民主自由之视角，洵老辣作文者之翘楚也。 在我想来，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古而不朽，旧而常新，也即董桥所谓“新和旧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多少前朝旧宅的深深庭院里，处处是花叶掩映的古树。房子和树是老的；花和叶是新的”，与王翼奇先生等既能入乎典籍之内、又能出乎其外并能引发他义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是大有关系的。王翼奇先生以其高深的文化造诣、丰厚的生活积累所创作的楹联、碑记，还预示着汉语的博大、厚重，还远未开掘呢。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今天，偶尔获读此种游心于古今之际，意会于情意之间，裁剪风物，熔铸文史的文字，对汉语书写的振兴，当会有一种信心吧。我们期待着王翼奇先生有更多更好的楹联、碑记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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