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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經國 —— 有關潮汕文化的兩個問題
作者：杜經國
提要：第一、廣大潮人所創造的一系列風格獨特並在海內外有一定影響的文化成果，如潮劇、潮州音樂、潮汕工藝、潮汕農藝、潮汕飲食、潮汕文化、潮州歌冊等。
第二、創造這些文化成果的廣大潮人所特有的文化心態，即他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如多神崇拜的習俗、善於經營的潮商、強大的凝聚力、眾多的海外潮人等。
第三、湧現了一大批在海內外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名人。如古代的“前八賢”、“後七賢”，現當代的杜國庠、張競生、許滌新、蔡楚生、秦牧、饒宗頤先生等。第四、音調、結構及內涵自成一體，覆蓋面又特別廣闊的潮汕方言。
杜經國（1931年8月——2013年3月23日）
杜經國教授，安徽省合肥市人。一九五五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繼續留校師從鄧廣銘先生讀研究生。一九六二至一九八七年在蘭州大學歷史系任教、任系主任。八七年奉調至汕頭大學任歷史系主任。杜教授的專業方向為德國史、中國近代和史學理論。 杜教授設帳汕頭大學後，受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吳南生和潮汕鉅賈李嘉誠的請托，出任潮汕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饒宗頤），主持“潮汕文化研究叢書”編撰及出版工作，並為歷史系學生開了“潮汕文化史’”選修課，對推動和弘揚潮汕歷史文比不遺餘力。 ------------------------------------------------------------------------------- 我們所說的潮汕文化，可以有兩重含義，一是潮汕地區的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由於地理環境、經濟條件、人文風習等原因而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二是文化學意義上的潮汕文化圈，是中華文化大系統中的一個獨具特色而又有全國性意義的小系統，如人們中所公認的齊文化、魯文化。吳文化、越文化、楚文化等等。如屬前者，當然沒有疑義，但只具有地方性的意義。因為，我國幅員遼闊，歷史發展又不平衡，地區性的差異是一向存在的，任何一個地區在文化上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特色。潮汕地區的學者可以談潮汕文化，其它地區的學者也可以談他們那裡的文化，例如肇慶文化、韶關文化、湛江文化等等。如屬後者則具有全國性的意義，可以在中華文化大花國裡佔有一席之地。但事情也就比較複雜，至少有兩個問題值得認真研究：①潮汕文化的特色能否構成一個為海內外學者所公認的文化圈？②這個文化圈究竟屬於何種類型？本文擬就這兩個問題談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潮汕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中華文化的許多共同特徵，諸如勤勞刻苦，堅韌不拔的愚公移山精神；好學不倦，自強不息的人生哲學；不畏強暴，敢於反抗外敵的愛國主義，等等。我們研究潮汕文化當然要把握它的共性，但更要注意它的特色，即這裹在文化上有哪些引人注目的獨特成果，創造這些獨特成果的潮人又有哪些獨特之處？因為，正是這些獨特的東西使它有別於其它地區或其它類型的文化。
提起潮汕文化的特色，人們可以舉出一系列能夠在全國爭得一席之地的優秀成果。例如，物質文化方面的潮瓷、木雕、潮繡、抽紗、潮柑、鳳凰單叢和水稻栽培技術。還有那令人垂涎的潮汕美食和韻味無窮的功夫茶，等等；精神文化方面的潮劇、潮樂、英歌舞以及在哲學、宗教、科學、文學藝術諸領域所湧現的一系列文化名人，像張競生、杜國庠。蔡楚生、許滌新等等。這些優秀的物質和精神成果是潮汕文化的明珠，是海內外廣大潮人的驕傲。
但是，潮汕文化的最大特色還不是這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優秀成果而是孕育和創造這些成果的廣大潮人所獨具的文化心態，即由他們的道德情操、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所構成的氣質和風度。這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 一是善於經商
潮人善於經商，世界知名。據考證，潮人的祖籍大部分是中原的河洛與河東地區，先秦以來，除山東的齊人與江南的越人外，河洛與三晉人土也以善於經營商業而知名。另外，秦始皇徙民嶺南，“與越雜處”其中有不少就是商人及其子孫。大概是由於這個歷史文化傳統， 加上瀕臨大海，得地利之便，至少從南宋時起，潮汕地區的內陸與海上貿易已初具規模，潮州出產的大量瓷器與土特已有相當一部分行銷海外。雖然明清之際由放海禁森嚴、海盜猖獗，這裡民間正常的商集活動一度受挫，但清代中葉以後又逐漸走向高潮。潮州“紅頭船”北上京、津，南下東南亞各國，從事轉口貿易。南來北往非常活躍。作為“紅頭船”故鄉的樟林港在海外各國享有盛名，英國一八七五年出版的世界地圖就標有樟林的名字，從世界各地發來的函件只需標明“中國——樟林”，即可送達。商集的繁榮促進了農業的商品化，農民樂於栽培經濟作物以獲取厚利而不欲多種稻穀。潮汕地區之所以長期缺糧，除地少人多外，經濟作物擠佔大量耕地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近代以來，特別是一八六一年汕頭港開埠後，潮汕地區的海內外貿易更為活躍，汕頭取代樟林成為又一個世界知名的商港，以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國在遠東的成功》一文中把它譽為當時中國的“唯一有一點商業意義的口岸”（《馬恩全集》第十二卷，第六百六十三項。）這個說法雖不符合實際，但它表明了汕頭作為一個商港在西歐的巨大影響。《一八八二——一八九一年潮海關十年報告》曾指出“汕頭的重要性，首先在於商業。居民基本上都是商人。它擁有一個極為優美的自然港口，由兩條河流匯入一個寬闊的海灣形成。兩條河都有相當長的一段航道可通小船。這些優越的條件，使地方上出現了各種生機。（見中國海關學會汕頭海關小組譯編的《潮海關史料彙編》第一頁）本世紀三十年代是汕頭商業的黃金時代，一九三三年，它的外貿額僅次於上海、天津、大連、漢口、膠州、廣州，居全國第七位，港口輸送量達六七五萬噸，居全國第三位，市區的商號達三千四百多家！商業和商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與此同時，潮商的足跡遍及海內外，在廣州、上海、南京等通都大邑和東南亞各國都有一定的實力。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資本並不雄厚，有的甚至是白手起家，但由於善於經營、精於計算，又能夠團結一致，往往成為競爭中的強者。在國內他們曾使以精明著稱的上海商家為之側目；在國外，他們的成就更為突出，並湧現出一大批世界知名的企業家。前幾年，日本電視連視劇《阿信》在我國風靡一時，廣大觀眾對女主人公阿信在經商過程中所表現的刻苦耐營，精明能幹和熱情周到的服務讚歎不已，並希望我們的商店裡能有更多阿信式的營業員。但在汕頭市，人們會發現大街小巷裡各色鋪面的從業人員幾乎人人都是“阿信”其服務態度之好大概可以列為當前的“中國一絕”。
■ 二是勇於開拓
潮汕地區是著名的僑鄉。目前本地區雖號稱人口稠密，但加上潮州市也不過一千萬左右，而散居在海外各國的潮人己達六、七百萬，如果加上移居到臺灣、海南以及港、澳等地的潮人，則肯定遠遠超過一千萬。這顯然是一個很獨特的現象。
潮人大批移居海外。始於明、清兩朝。這當然與海外貿易的發達有關。“商人重利輕別離”，最富開拓意識。據統計，當年經營“紅頭船”出海貿易的商人和船工中就有差不多一半人留居海外，在東南亞各國開拓新的天地。此外，當然也有不少在歷次政治、軍事鬥爭中的落荒者和在沿海以立足的武裝走私集團，如張璉、林鳳及其追隨者.但移居海外的絕大多數人還是貧苦的農民，由於地少人多和苛重的私租國稅，他們在家鄉生活無著，只好冒風濤之險，拋妻別子，遠涉重洋，到異國他鄉去另謀生計。“無可奈何蒸甜粿”、“食到無，打起衫包過暹羅”這一類廣為流傳的民間諺語，就生動地反映了這一幅幅悲慘的歷史場景。我們知道，貧窮是歷史上農村裡的普遍現象，但在封建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的情況下，農民一般都“安土重遷”，寧願在那窮鄉僻壤裡吃糠咽菜、啼饑號寒也不願到異國他鄉去冒風險。電影《老井》所著力刻劃的正是這種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可悲的心態。當然也有一些地方的人比較特殊，表現了一定的開拓意識，象山東的農民就習于“闖關東”，到白山黑水之間的草原上去開荒種地。但他們比起潮人來似乎還略遜一籌，因為山東居民並沒有多少人闖到“一衣帶水”的日本去，而潮汕地區的農民卻遠涉重洋成千上萬地闖到海外去了。在這方面，大概只有閩南人、客家人可以和潮人相提並論。
說到潮人的開拓意識，不能不涉及上個世紀中期以後的契約華工問題。契約華工出海始于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每年約數幹人，一八六一年汕頭開埠後，規模越來越大，每年達數萬人，據統計，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九八年，從汕頭經香港或直達東南亞的中國人有一百五十多萬，其中絕大部分應是潮人。契約華工史是一部血淚斑斑的歷史，它記錄了西方殖民者的滔天罪行，也記錄了廣大契約華工的深重苦難。例如，一八五二——一八五八年，從媽嶼島和南澳島運出的契約華工四萬人，而同期在媽嶼島被折磨至死的竟達八千人，占總數的整整五分之一！此類記載，講來令人憤慨，也令人心酸。但是義憤出詩人，卻不能推進科學。在那數以百萬計的契約華工中，雖然有相當一部分是由於受欺騙、被脅迫甚至被綁架而遠離家園，但大多數人應該是出於自願，否則就不可能出現那樣一種“前赴後繼”、“絡繹不絕”的景象，這顯然也表現了廣大潮人富於冒險精神的開拓意識。
■ 三是高度的凝聚力
在世界各大民族中，我們中華民族是最富於凝聚力的民族之—，它之所以歷經劫難而依然屹立於世界的東方，富於凝聚力顯然是一個重要原因，在這方面，潮人的表現尤為突出《一八八二——一八九一年潮海關十年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全帝國公認，汕頭人非凡的聯合本領和維護其一旦獲得的地位所表現的頑強固執精神使他們的國內同胞們望塵莫及。”（前引出第廿三頁）
潮人的高度凝聚力主要表現在：
首先，他們熱愛祖國，尤重鄉情。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之—，潮人也不例外。偉大的愛國之士文天祥在這裡受到普遍的尊敬。在近百年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鬥爭中，海內外潮人中曾湧現出一批又一批革命志士，他們有的毀家紓難，有的英勇捐軀，功在史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地的潮人，對家鄉故土都有一種濃烈的依戀之情。秦牧的名篇“萬里穿雲燕，歸巢戀舊枝，家鄉甜井水，何處不相思。”就深刻而又生動的表達了這種感人肺腑的故園之思。早期在海外的潮人，處境是很艱難的，生活也很清苦，但他們只要稍有積蓄，總是首先想到遠在家鄉的親人。據粗略統計，從本世紀初到三十年代，他們每年匯回的“僑批”都達數千萬元，有的年頭甚至超過一億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字。應該說，其中的每一塊錢都凝結著他們辛勤勞動的汗水和對家鄉親人的懷念。此後，隨著海外潮人社會地位的變化和經濟力量的壯大，他們對家鄉的貢獻就更大了。近年來，他們在潮汕地區興辦教育和各類社會公益事業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例子不勝枚舉。這種無私的奉獻精神，對潮汕地區的兩個文明建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其次，他們特別重視同鄉關係。旅居海內外的廣大潮人，只要遇到同鄉，都會有一種特別濃郁的親切感並盡力給予關懷和幫助。所以有一句頗為流行的諺語，叫做“學會潮州話，走遍天下都不怕”。為了增進鄉誼，互相扶持，他們特別注意有組織的聯繫，建立各種類型的潮人會館和社團。過去，在廣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都有不少影響頗大的潮人會館，在海外各地，這一類組織更是數不勝數。上述《潮海關一八八二—一八九一年十年報告》就指出：“在汕頭，設有會館或同業公會會所的省份只有廣東和福建，而汕頭在與之有貿易聯繫的其它省份卻都設有會館……。這種習俗制度似乎是本地人的地方特性的具體表現。”（前引出第廿三頁）海外潮團不僅注意維護潮人的利益，而且積極參與當地的社會公益活動，對擴大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影響起著重要的作用。
最後，潮人的高度凝聚力還表現在他們對中原文化的強烈認同感。一般地說，高度的凝聚力往往與強烈的排他性聯繫在一起，潮人有較強的排他性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他們不僅不盲目排斥外地的一切，而且對中原文化抱有強烈的認同感。他們為自己的祖先大多來自中原而自豪。對那些為潮汕地區做了好事的中原人士尤為尊敬。這方面典型的例證就是“尊韓”。韓愈刺潮，在短短幾個月裡為潮人做了幾件好事，潮人對他的尊崇是如此廣泛而深遠，以致“贏得山水皆姓韓”。對“尊韓”現象究竟如何分析評價，學者們意見不—，這裡姑不置論，但它至少說明，潮人的高度凝聚力又是同對外部優秀文化特別是中原文化的認真吸收和積極引進聯繫在一起的。
有關潮人的文化心態，還可以舉出另外一些特徵，諸如重實用，輕玄想；重經濟、輕政治；重文輕武等等。但這些均屬次要的方面，這裡就不—一論述了。至於上述三大基本特徽的形成原因及其歷史與現實意義，涉及的問題很多，均需專文討論。限於篇幅，這裡不贅。
潮汕文化的內容是很豐富的，也很有特色。雖然由於起步較晚，僻虛海隅等原因，它在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這兩個層面所創造的優秀成果與中原主體文化相比要略遜一籌，但在文化心態這個更深的層面上卻獨放異彩，大大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容。如眾所周知，漢民族作為一個農業民族，歷來都把農業放在首要和根本的地位，而把商業列在末等。“上廢除末”，“重農抑商”是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的基本國策。雖然自西漢以來就有所謂“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史記.貨殖列傳》）的說法，但在人們的觀念裡一般是看不起商業和商人的，甚至把商人和投機取巧、不勞而獲等惡行聯繫在一起。在這方面，潮人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他們雖然也重視農業，農藝水準很高由於地少人多，甚至達到“營田如繡花”的程度但他們並不輕商。不僅如此在他們的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上，商業遠比農業重要，善於經商是一種美德，商人也受到普遍的尊重。同時，如前所述，潮人的開拓意識在我們這個以“內向型”為主體特徵的國度裡可謂別開生面，他們的高度凝聚力也為一般國人所望塵莫及。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潮人是國人中一個獨具特色的群體，潮汕文化是中華文化大花園中的一棵奇葩。它的總體特徵可以概括為：一個由兩千多萬操同一方言的，善於經營、勇於開拓、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在物質與精神諸領域都對中華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並擁有一大批文化名人的龐大人群所創造的文化，它不是一般的地域性文化，而是一個具有全國意義和世界影響的文化圈。
那末，這個文化圈究竟屬於何種類型，是地域型的還是群體型的？在中華文化形成過程的旱期，由於血緣構成、政治格局、地理環境、經濟條件、風俗人文的差異曾先後出現國齊魯文化、燕趙文化、三晉文化、河洛文化、巴蜀文化、吳文化、越文化、楚文化，等等。對這些地域性的文化圈，司馬遷在《史紀》裡曾有具體而又生動的描述。正是這些各具特色的地區方國文化加上周邊各兄弟民族文化的交匯融合。逐步形成了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大系統。這是秦漢以前的情況，此後兩千多年，雖然由於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區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風俗民情的差異，但新出現的地域文化圈並不多見。學術界所謂的“長安文化”、“燕都文化”，實際上是別有所指，用意不在地域。近代以來，由於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流出現了上海這個晚出而又獨具特色的工商案文化名城。它既是中國傳統文化向外擴散的視窗，又是西方文化向內傳播的前哨，內容豐富，影響巨大，列為一個新興的地域文化圈，完全當之無愧。但不知是出於謙虛還是為了證明其文化源頭的古老並擴大其涵蓋面，上海人寧願把他們的文化說成是吳文化或太湖文化而不叫上海文化。只有改革同放後聚集在深圳特區的深圳人，以他們特有的自豪感和創新精神，在那裡積極鼓吹深圳精神和深圳文化。隨著形勢的發展和時間的推移，他們的說法也許會得到人們的認可。
潮汕地區不同於上海，更不同於深圳。這裡所孕育的文化雖然帶有濃郁的地域性色彩，但與其說它不是一種地域性的文化，還不如說它是一種帶有地域特徵的群體性的文化，即以潮汕地區為基地的由海內外廣大潮人所創造的群體文化圈。
帶有地域特徽的群體性文化海內外所在多有，我省梅縣地區的客家文化就是一個群體性的文化。如眾所周知，梅縣客家人的主體是永嘉之亂以後的歷代中原移民。這些移民經歷東晉南北朝、唐末五代、南宋、明末的幾次大遷徙，先後漸次來到閩粵贛交界的粵東北多山地區並與這裡原住民的後裔碰撞交融，形成了具有獨特方言風俗和心態的客家人群體。此後，他們又逐步東向閩南、臺灣，西向粵西、廣西、四川，南向東南亞和世界各地擴散。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並孕育出一大批政治、軍事和文化名人。客家人無論走到那裡，都頑強地堅持他們固有的文化特徵和群體意識，並保持他們對嘉應故土的認同和懷念。所以客家文化是公認的群體文化圈，是中華文化百花裡一株後發的奇葩。
在這方面，潮人不僅與客家人十分相似，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潮汕文化的歷史源頭固然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南蠻、百越、蜒民和佘人，但它的主要創造者仍然是同客家人一樣的中原漢族移民。從秦漢時期的卒、謫遷者到永嘉以後的歷次移民浪潮，一批又一批中原人士陸續來到這片濱海地帶並與這裡的先住民逐步融合而形成另一支有獨特方言、風習和心態的群體。大批中原移民的到來使潮汕大地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今天的潮汕平原固然是個富饒美麗的地方，氣候溫和。物產豐富，山明水秀，景物宜人。但不要忘記，至少在隋唐以前這裡大部分地區還沒有得到開發，不少比較低佳的地方還是一片汪洋，荒原上燠熱多瘴，荊棘叢生，猛獸出沒，人煙稀少。生產和生活水準都相當低下。（這種情況直到韓愈刺潮的中唐似乎還沒有太大的變化。他的有關詩文要就透露了不少資訊。當然，韓愈對潮州這個地方和潮人都懷有成見，為文又肆意誇張，不可盡信）。移民們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能，而且帶來了他們所特有的勤勞耐苦的品德和勇於開拓的創新精神。他們中的上層人土則帶來了中原文化的先進成果諸如教育、科學、哲學、文學、戲劇、繪畫、音樂、美食等等，使這片蠻荒之地獲得了“海濱鄒魯”的美稱。所以雖然潮汕文化至今仍保留不少原住民的遺跡，但移民們帶來的中原文化無疑地居於主導地位、可以說，潮汕文化基本上是中原文化的移植而非原住民文化的主成，這就使它還在早期階段就處於較高的層次。並且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明清以來，當客家人由嘉應州逐步向外擴散的時候，生活在潮汕土地上的潮人也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流動，那些在這裡無法維持生計的窮人和難以立足的勇者又繼承和發揚先輩的傳統向外地遷徙，並且遠涉重洋到東南亞各國，在那日披荊斬棘，開拓新的荒原。他們也像客家人一樣，在異國他鄉，頑強地保持著潮人的語言和風習，並且懷有更為強烈的群體意識和更為濃郁的故園之情。
所以，以宏觀的角度，鳥瞰粵東大地，我們可以發現一幅壯麗的歷史圖景：兩般來自中原地區的移民浪潮基本上沿著兩條不同的路線，先後分別來到粵東的北部山區和南部濱海荒原。他們定居下來不久其中一部分人又開始了新的移動，並且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越過大海，走向世界。由此可見，潮人同客家人一樣，都是以中原移民為主體，以粵東大地為依託而走向世界的群體。根據文化學的分類應該把他們所創造的文化列入群體型的文化。這樣，我們也就可以不囿於地域之限而把散居在海內外的上千萬潮人放在研究的視野之內。
我們把潮汕文化視為群體型的文化而不是單純的地域性文化，還基於以下幾點考慮。
首先，只有突破地域的局限，把散居在海內外的上千萬潮人放在我們的研究視野之內，我們才能認真談論潮人心態的上述三大基本特徵。否則，潮人的商業精神就不會像今天這樣為世界所矚目，其開拓意識與高度凝聚力也就大為減色。
其次，研究文化史，人們總是首先想到文化名人，特別是全國性乃至世界性的名家。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文化名人是文化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文化是否發達乃至水準高低的重要標誌。例如，人們在談論中華文化的輝煌成就，總要列舉孔、孟、老、莊、屈原、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司馬遷、司馬光、張衡、張仲景、祖沖之這些世界性的文化名人引為中華民族的驕傲。潮汕地區雖然在宋代已獲得“海濱鄒魯”的美稱，文化教育一直比較發達。但這裡的教育思想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讀書人所追逐的主要是科舉功名，而不是要在學術上有所建樹。明清之際中原學者所關注的義理、經濟（即經世致用）、考據、辭章四大學術流派，除陳白沙、王陽明的心性之學在薛侃等人的活動中有所反映外，其它均無明顯影響。而薛侃等人不過是恪守師門，對已趨沒落的宋明理學沒有多少創新，遠不能與王門後學如閩中大師李贄等人相提並論。倒是為中原學者所視為敲門磚的八股試帖、高頭講章，在這裡長期如日中天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因而直到近代以前潮人中雖湧現了一批又一批舉人、進士，甚至還有狀元，卻少有全國知名的學者。但是，近代以來，隨著潮人進一步走向全國，走向世界，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潮籍學者在海內外許多地方的眾多文化學術領域都顯露頭角，湧現出一大批全國知名甚至世界知名的文化名人，除已故的杜國庠、張競生、許滌新、蔡楚生諸前輩外，依然健在的更是猶如燦爛的群星。為避免挂一漏萬，顧此失彼，這裡就不再—一列舉了。
最後，歷史與現實密不可分，人們研究歷史總是要滿足現實的需要，研究潮汕文化史則是為了適應潮汕地區兩個文明建設的需要。潮汕地區的兩個文明建設不僅是居住在這裡的八百多萬潮人的任務，而是海內外兩千萬潮人共同關心的大事。因此我們的文化史研究也必須立足潮汕，放眼世界，通過認真的科學研究，為進一步增強廣大潮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做出貢獻。
(本文乃杜教授“潮汕文化史”講稿之一部分，由其女兒杜昭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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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經國老師和《左宗棠與新疆》 作者：孔明 稿件來源：蘭州日報 時間：2014-08-14
聽蘭州的老同學說杜經國老師與世長辭了，我頗覺意外，當即悲從中來。順手打開電腦，上網，百度“杜經國”，發現這竟是個遲來的噩耗，遲來了近乎一年半。去年3月21日淩晨3時，杜老師于汕頭大學附屬一院不治，享年82春。
1981年8月，我考入蘭州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是歷史專業必修課，由杜經國先生講授，他當時是副教授。我記得清楚，第一次走進歷史系八一級甲、乙兩班大教室的杜老師剛過知天命之年，稍胖，或者說有點發福，卻當得八個字：文質彬彬，風度翩翩。步入教室的杜老師背頭黑亮，皮鞋錚亮，衣裝得體漂亮。他講課也與眾不同，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脫離講稿，借題發揮，把歷史與現實巧妙對接，在滔滔不絕的事實陳述中拋出觀點，也就是讓史實說話，誘發、激發學生的興趣與靈感，讓學生自己感受老師學術思想的火花。但凡某個有現實爭議的歷史人物，或者某個令現實糾結的歷史疑案，他都有自己的見解。 譬如對左宗棠吧，杜老師的看法在當時何其驚世駭俗（他1978年在“光明日報.學術版”整版的長篇論文”論左宗棠的愛國主義“，轟動了整個史學界，開創了建國後左氏研究新的途徑）！ 當年我十分喜愛杜老師的課，他的每堂課上，我都能感受到歷史對現實的啟示，或者現實的某些現象是有著歷史的淵源。30多年過去了，杜老師講課時那種侃侃而談，那種娓娓說道，那種學養的底氣與學術的自信，還有那種幽默風趣與泰然自若，如同視頻的記憶卡植入了我的腦海，一旦啟動，便重播如昨。我曾經琢磨過他的名字，“經國”必是他抱負的自許，有曹丕的話為證：“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杜老師終其一生，實踐並留下口碑的，不正是這句話嗎？ 就我個人而言，當年對杜老師肅然起敬的，還包括他的得意之作《左宗棠與新疆》。他寫此書，應該與他的近代史觀一脈相承，或者說他的《左宗棠與新疆》既是他近代史觀的一種實踐，也是他治史之道的一種釋放，更是他學術抱負與才華的一種展示。他是先有歷史擔當然後才有此一著作問世的。他是連同《左宗棠與新疆》進駐我心房的，並被我終生以心香一瓣供養。讀了這本書後，才可以說我真正讀懂了杜經國連同他講的中國近代史。或許是這本書改變了他的命運。我大學畢業兩年後（1987年），聽說他調到了汕頭大學，我不明真相，心裡頗犯嘀咕，既替母校蘭大遺憾，又替杜老師抱不平。後來聽說杜老師奉調汕大，是順從了國家教委有關重點大學選派教授支援汕大的決定，心裡始覺釋然。此後，再無杜老師消息。幾年前甘暉老師赴任陝西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師生多人餐聚，與甘老師提說過杜老師，甘老師也替蘭大惋惜，杜老師畢竟是“經國”之才啊。 百度杜老師後，我才知道了他掌汕頭大學歷史系後，工作是風生水起，學術是有聲有色。不能想像，他是安徽合肥人，卻把自己的“經國”之夢寄予了潮汕文化，使之登堂入室，在學界有了自己的面目、自己的山頭、自己的旗幟。他以潮人解讀潮汕文化，總結潮人有三個特色：善於經商、勇於開拓、高度的凝聚力。他老人家離世後，潮人學者又以三個特點解讀他：眼界開闊、人脈廣闊、學風嚴謹。作為學生，我認可這個評價。當然，在我心目中，這樣的評價只能算作雲豁映月。沒有歷史擔當，杜老師不會撰寫《左宗棠與新疆》；沒有使命的自覺，他不會奉調汕頭大學；沒有“經國”之胸襟，他不會為了所謂潮學畢其餘生，不遺餘力。 行文至此，我雙眼潮濕。作為學生，我不是優秀的；但作為師者，他是當之無愧的。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杜老師畢其一生，實踐的是這句話，詮釋的也是這句話。我慶倖並驕傲是他的學生，當年曾與83位同學濟濟一堂，聆聽過他的教誨。他站在講臺上，話如春風化雨，至今滋潤著我的心。對學生來說，杜老師不死，他一直活在自己存世的文字裡。 ------------------------------------------------------------------------------- 周清澍：沙灘北大二年 ……明確無誤這就是北大三院後，我卸下行李提著鑽進了這個院落的小門。院內有一棟小平房，當中一間有位午睡剛醒穿著一身汗衫褲的胖小夥子接待了我，互相介紹後得知他就是我們的班長，大名杜經國。他把我安頓在自己的房間裡，從此與六位室友渡過了初來北京的一年。 首先是來校最先認識的杜經國，他是同室最富有的人，我說他“富有”，是因為其餘六人太窮反襯出來的，全室只有他擁有一個暖壺，也只有他能買得起牙膏刷牙。雖然那時上大學免費，但吃飯還得自己掏錢，似乎只有他有家庭經濟來源，能自力繳納伙食費，而其餘人就只能靠申請助學金。他的書架上擺了兩三格的書，這也顯得比我們闊氣，其中有近年出版的四大本大仲馬著《基度山恩仇記》，北大圖書館也沒有，來自小地方的我，當然是開了眼，近水樓臺借來看了個不亦樂乎。 同住不多久，大家發現杜經國是一位橋牌高手，曾代表史學系參加過全校的橋牌比賽。徐、趙和我三人入學前也玩過橋牌，照杜經國的說法，沒受過正規訓練，所以他就對我們三人開講，選擇一種美國當時流行的叫牌法，教授應如何叫牌、應牌、成局、破局、計分等規則和方法，邊學邊實踐，很快同屋四人課後養成了共同的愛好——玩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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