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秩序与自由的关系角度对《西游记》进行文本细读,提出《西游记》以文学方式再现与探讨了人类深层意识中秩序与自由的悖论。孙悟空“大闹天宫”是其自由意志、秩序理念与天宫实际秩序发生冲突的结果,之后走上取经路是希望藉此重新获得天宫秩序的认可。孙悟空对自由的追求体现为一个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成佛意味着他重获自由和天宫秩序归化异类的成功。小说叙述在价值取向上的自我矛盾,正是人类身处秩序与自由夹缝的两难处境的精神投影。 有论者将孙悟空视作一个悲剧形象,认为他走过了一条不仅是行动自由而且是思想自由被剥夺的道路,自由平等本是孙悟空最具特征的性格,而西天取经实际上是在磨灭以往的锋芒,走向追求的反面,这是一个异化的过程⑥。然而,孙悟空的悲剧性不仅在于自由被剥夺、锋芒被销磨,更在于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悲剧,没有意识到异化的根源在于他本身,在于他对修成正果的渴望与追求,这种渴望越强烈,追求越执着,他就越受制于自己所渴望、所追求的对象。小说第五十七回中,孙悟空因打死草寇而遭唐僧驱逐后,四顾?徨,“欲待回花果山水帘洞,恐本洞小妖见笑,笑我出乎尔反乎尔,不是个大丈夫之器。欲待要投奔天宫,又恐天宫内不容久住。欲待要投海岛,却又羞见那三岛诸仙。欲待要奔龙宫,又不服气求告龙王。真个是无依无倚,苦自忖量道:‘罢!罢!罢!我还去见我师父,还是正果’”,曾经“十洲三岛还游戏,海角天涯转一遭”的孙悟空居然无处可去,而“一生受不得人气”的孙悟空居然如此忍垢含耻,说来说去只是为了那个令他心向往之的正果。再如小说第八十回中,当孙悟空看到唐僧头上有“祥云缥缈,瑞霭氤氲”时,有一段较长的内心独白:“若我老孙,那五百年前大闹天宫之时,云游海角,放荡天涯,聚群精自称齐天大圣,降龙伏虎,消了死籍;头戴着三额金冠,身穿着黄金铠甲,手执着金箍棒,足踏着步云履,手下有四万七千群怪,都称我做大圣爷爷,着实为人。如今脱却天灾,做小伏低,与你做了徒弟,想师父顶上有祥云瑞蔼罩定,径回东土,必定有些好处,老孙也必定得个正果”,对孙悟空而言,“着实为人”的昔日荣光难以忘怀,“必定得个正果”的美好未来却更具诱惑力,即使为此做小伏低忍辱负重也在所不惜。以上这两个场面一凄苦一欣慰、一悲哀一庆幸,从反、正两个方面充分说明了正果在孙悟空心目中沉甸甸的分量。因此,他真正的束缚并不是头上的紧箍儿,而是他所追求的“正果”,是他重新进入社会秩序的内心渴望。这里正好可以引用到L.J.麦克法伦的一段话:“知道一个人的枷锁往往是自由的第一步,如果这个人对枷锁处于无知状态或者热爱这些枷锁,那么他永不会获得自由”⑦,孙悟空不但意识不到枷锁的存在,还无限热爱着这一枷锁,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得到正果之前,他是无法解脱自己,无法得到自由的。 三 从深层意义上说,孙悟空对正果的追求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人不可能无所追求,而一旦有追求的欲望,就会被这种欲望所奴役,陷入不自由的境地,除非这种追求得到哪怕是暂时的实现。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追求最终大获全胜,在经历了千般磨难之后,既“隐恶扬善”洗脱了前世罪愆,更立地成佛荣升为“南无斗战胜佛”。但孙悟空成佛之后,仍念念不忘头上的紧箍儿,让师父“趁早儿念个‘松箍儿咒’,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而实际上此时紧箍儿已经“自然去矣”,“举手去摸一摸,果然无了”。这一情节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与哲理内涵,联系当初观音在传授唐僧“紧箍儿咒”时曾说:“我那里还有一篇咒儿,唤做‘定心真言’,又名做‘紧箍儿咒’”,“定心真言”之名在小说中仅此昙花一现,通常使用的是“紧箍儿咒”一名,二者相较,显然前者更强调内在的自制力,而后者更偏重于外部的强制力。所谓“道果完成,自然安静”,孙悟空成佛之后紧箍儿的自动消失,表明此时有形的、外在的紧箍儿已经内化为无形的、自觉的“定心”了,这也意味着孙悟空在“苦历程途多患难,多经山水受??”的十四年磨炼之后,不仅赎救了因“大闹天宫”而犯下的罪过,而且因“在途中炼魔降怪有功,全终全始”而终得“斗战胜佛”的“大职正果”。孙悟空这一“下界妖仙”经历了自由与禁锢、抗争与失败、荣耀与屈辱、辉煌与磨难等种种生命体验之后,终于“正果旃檀归大觉,完成品职脱沉沦”,在宗教的菩提世界中找到了理想的位置与归宿。与此同时,“再修正果”的成功,也意味和象征着孙悟空重新获得了失去已久的自由,而且这一自由是与秩序相和谐相融洽的自由,是在秩序中如鱼得水的自由。 在《西游记》的文本世界中,孙悟空对自由的追求正好体现为一个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孙悟空入天宫之前,他“独自为王”的花果山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小世界,其秩序更多地呈现为一种自发自在的原生态,后来石猴在众猴拥戴下自封“美猴王”,“分派了君臣佐使”,但二者虽有君臣名分,却“合契同情”,而且“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因而这一秩序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秩序、自由的秩序。而当孙悟空“高迁上品天仙位,名列云班宝篆中”之后,他“老孙有无穷的本事”的自我评价与天宫“凡授官职,皆由卑而尊”的森严秩序发生了严重冲突,而他“日日无事闲游”、“不论高低,俱称朋友”的行为方式更与天宫谨严有序的管理机制发生直接抵触,最终酿成了因“大闹天宫”失败而被压五行山下的灾难。换言之,孙悟空越追求与花果山同样的“称王称祖”,越是“立心端要住瑶天”,反而离自己的追求越远,甚至适得其反。这一方面表明,天宫的秩序是一种没有自由的秩序,作为获得天廷众仙与西天佛国共同支持的现行体制,其合法性既不容动摇,也不是一个“妖猴”的力量所能颠覆的;另一方面,孙悟空钟情于没有秩序的自由,而采用与现行体制直接对抗的方式,既难以取得成功,实际上也不可能获得如此自由,因为没有秩序的自由与没有自由的秩序同样可怕。对孙悟空而言,被压五行山下的五百年是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光,在这“度日如年”的漫长时间里,想必他对此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所以才会在遇到观音时殷切恳请“万望菩萨方便一二,救我老孙一救”,并表示“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于是在观音的指点下,孙悟空自此静心等候唐僧,其实也是在默默等候自己“难满脱天罗”、“舒伸再显功”的时机。 如果以“大闹天宫”为界,可以说,之前孙悟空的自由是混沌形态的自由,虽然不乏烂漫风采,却单纯幼稚,似未成熟的孩童。而经过五行山下五百年磨难,孙悟空对自由的追求有了质的改变,被纳入了秩序化的轨道。皈依佛门之后,原本“不伏天不伏地混元上真”的孙悟空有了师父,也因此被纳入了普遍的人伦秩序中,“天上地下,都晓得孙悟空是唐僧的徒弟”,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样的伦理观念几次出现在孙悟空口中。这样,一方面天宫通过如来―观音―唐僧这一等级序列实现了对孙悟空的秩序化管理,保证了孙悟空不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另一方面,孙悟空也因“归依佛法,尽殷勤保护取经人,往西方拜佛”,得以正果西天,重列仙班,成为“一切世界诸佛”中的光荣一员。从天宫的角度来说,让孙悟空皈依佛门,参与“山大的福缘,海样的善庆”的取经事业,实际上是相当成功地将一个原本秩序化生活的异类纳入了体制运行之中。而从孙悟空的角度来说,“果然脱得如来手,且待唐朝出圣僧”,他也通过保护唐僧取经这一途径而获得了新生的机会,即“亏师父解脱,借门路修功,幸成了正果”,被秩序世界重新接纳。而孙悟空成佛之后紧箍儿的自动消失,正象征着他在“功完八九还加九,行满三千及大千”的艰辛努力之后重新获得了自由,而且这一自由不同于“大闹天宫”前天真混沌的自由,而是涵融于天宫秩序中的更高形态的自由,意味着“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从容境界。 无论从哲学还是社会学上说,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都是既二元对立又二元互补的关系,正如查尔斯?霍顿?库利所言:“自由是获得正确发展的机会。正确发展就是朝符合我们理性的理想生活发展”,“把疯子和罪犯放出来或是让孩子在街上游逛而不送去上学,决不是对自由的贡?献?”⑧。?《西游记》中自由与秩序的生克变化并未超出这一普遍范畴,然而其独特之处在于,二者在整个小说叙述中不仅既对立又互补,而且呈现为一种典型的情感与价值悖论,叙述者的立场是摇摆不定、难以取舍的,时常陷入自我矛盾中:既欣赏孙悟空那“强者为尊该让我”的自由风采,又深知这种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危险的;既欣慰于“宇宙清平贺圣朝”的秩序重建,又痛感这一秩序的压制人才;既致力于将“历代驰名第一妖”纳入秩序化轨道,又心有不甘地将斗、战、胜的犀利锋芒凌驾于佛的无嗔无欲之上。作为小说叙述的终结和人物命运的定格,孙悟空的最终成佛既象征了曾遭放逐的异类被秩序重新接纳,也象征了秩序在规化异类上取得的重大成功,然而,“斗战胜”的前缀则不仅意味着异类的皈依绝非彻底、秩序的胜利尚可商榷,更暗示了在秩序的规范力量下自由意志潜藏的巨大生命力。实际上,小说叙述所体现出的这一精神悖论,不仅是叙述者所难以解决的,也是每一社会个体所难以摆脱的,其深刻意义正在于它如实地展现了人类既不得不屈服于秩序又由衷地向往自由的精神走向,真实地反映了人类身处秩序与自由夹缝中的两难处境,而这也正是小说的深层价值与哲理魅力所在。 ①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页。 ②该词来自[英]霍布斯鲍姆《匪徒:秩序化生活的异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特此注明。 ③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认为《西游记》主题反动的观点,如刘远达《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思想战线》1982年第1期;傅继俊《我对〈西游记〉的一些看法》,《文史哲》1982年第5期等。 ④如诸葛志《〈西游记〉主题思想新论》,《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西游记〉主题思想新论续篇》,《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4期。 ⑤如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第十章“原型模式:《西游记》的成年礼”,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⑥见李靖国《英雄的悲剧 悲剧的英雄――孙悟空悲剧形象再探》,《名作欣赏》1994年第5期。 ⑦[英]L.J.麦克法伦《论两种自由概念》,转引自伯林《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70页。 ⑧[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76、277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 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李 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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