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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研究 | 金石书画终一生 金石书画终一生 □管继平 刻印之道在古人的眼里仅属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也。因为古人将学问之追求视为人生之一等要事，非严谨待之而不可，至于书画印章，虽养眼怡情，然皆砚边余事，不过于闲暇时遣兴为之耳。当然，也有无心插柳者，渐渐使“余事”盖过了“正事”，一不留神还青史传名，类似的例子古时颇多，不必一一列举。但也有因“余事”入手，渐渐对学问发生了兴趣，从而走上了“正事”之途……此类故事想来也一定很多，近古不说，现代如容庚先生即是。 罗振玉叔言印信长寿（附边款） 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出身于广东东莞的书宦世家。其祖父容鹤龄是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执掌龙溪书院数十年；外祖邓蓉镜更是同治十年的翰林，晚年出任广雅书院院长。广雅书院乃是近代著名的书院，由洋务派领袖人物张之洞创办，首任院长梁鼎芬，皆晚清名重一时的大人物。容庚的父亲容作恭即广雅书院的学生，光绪丁酉年（1897年）拔贡生，但因身体不佳，长年卧病，年仅37岁便撒手西归。那一年，容庚才14岁。 罗振玉 据《容庚容肇祖学记》一书介绍，容庚6岁入学，十二三岁已熟读经史，旁及诸子。课余每喜随四舅邓尔疋习书法篆刻，随从叔容祖椿习绘画。容庚父亲逝世后，家道中落，母亲遂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几个儿子的成长和造就上。其时容庚已升读东莞中学，适四舅来住其家，于是，母亲让容庚与两个弟弟容肇新、容肇祖每日课余即随四舅邓尔疋治《说文》及刻印。邓尔疋为容庚外祖邓蓉镜之四子，因父亲精小学，富收藏，与篆刻大家黄牧甫过从甚密，受家庭的熏陶，邓尔疋也是自小就精研六书篆籀，能诗文，后以书法篆刻而闻名。容庚在四舅的悉心指导下，从印章入手，兴趣日深，后又逐渐从印学而转到古文字学的探求上来。22岁时容庚最早刊发的《雕虫小言》一文就强调了刻印和文字学的关系，他说印人“未有不习篆书，不通《说文》，徒攻乎石而能以篆刻自矜者也”，又认为古文“当以三代彝器款识为宗，石鼓副之。小篆当以秦碑、权、诏版，新莽量布为宗，李阳冰篆书副之”。因对文字的特殊嗜好，在刻印的同时，容庚尤为注重各种青铜器上铭文的搜集，且朝夕摹写，旁征博引。他在阅读学习中深感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内容驳杂、资料未备，似不足以适应日益专门化的需求，故决意摆脱前人窠臼，进行一项独创性的探究。于是他就四处搜求资料，闭户探索，潜心钻研，在四舅的帮助指导下，据拥有的资料，分别类编殷、周、秦、汉金石文字，遂成一部《金文编》初稿。 阴符经室 1922年，28岁的容庚北上求学途经天津时，以《金文编》初稿求教于著名文字学家罗振玉先生，深得罗氏之激赏。其实罗振玉一直想对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作增订，只因自身忙碌而无暇顾及，如今容庚出示《金文编》稿，恰与他不谋而合，故大为欣喜，再三叮嘱容庚“务竟其成”，并为之向北京大学的金石学教授马衡写信极力推荐。由此，容庚到了北京，以一个中学生的学历，被破格录取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之后，他继续修正和补充《金文编》，在罗振玉、王国维、马衡、沈兼士等名家的指导帮助下，致力于金石研究，三年后《金文编》正式定稿出版，罗振玉、王国维在序中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从此也奠定了容庚在古文字学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地位。容庚晚年提到那次津门拜谒也十分感慨地说：“如果没有罗振玉先生，那就没有我今日之容庚。” 自进入北大研究所之后，容庚将自己的学术取向基本锁定在研究文字学、文物考古和金石书画领域。他毕业后受聘至燕京大学任教，主编《燕京学报》，后又被聘为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容庚先生精于青铜器鉴别，曾鉴定清宫旧藏器物，在此期间，先后编印了《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善斋吉金图录》《秦汉金文录》《颂斋吉金图录》《金文续编》等书，选辑流散海外的青铜器，出版《海外吉金图录》。他于1941年发表的《商周彝器通考》对青铜器进行了系统性的科学研究，被学术界誉为商周彝器研究的权威著作，世之治学者，莫不奉为经典。 沈兼士印 尽管容庚在古文字研究领域声名鹊起，然而他却从不以此自矜。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和容庚有一段学术上的交往故事，就显现出容庚先生非常宽厚无私的学人襟怀。郭沫若虽为“甲骨四堂”之一，但他研究甲骨文的起步时间很晚，“观堂”王国维1927年投湖自沉时，“鼎堂”郭沫若其实还没有开始研究呢。是年大革命失败，郭沫若于次年避居日本，那时他不能发表文艺作品，遂开始致力于甲骨文和古器物铭文的研究。但苦于资料的匮乏，郭沫若从《殷墟文字类编》王国维的序文中得知容庚的大名，又读到了《金文编》的初版，十分钦佩容先生之“用力之勤、究学之审、成果之卓荦”，于是冒昧以一个“未知友郭沫若”的身份写信给容庚，请求资料上的帮助。容庚虽与之素昧平生，但仍施以援手，频频以一些图书资料、新出土的甲骨金文拓片等寄赠，并与之探讨商榷，鸿雁往返，结下了从未谋面的文字之交。至于后来第一次见面相识，那已是将近二十年后的事了。1949年后一直到“文革”前，郭沫若与容庚两位老友时有过访，颇为熟稔。据说有一年容庚带着助手在北京搜集青铜器资料，某日午后，容庚穿着布褂骑着自行车去司马胡同的郭家寓所，门房见是熟客则放行，而容庚进入院子便大喊郭老，不料并不认识容庚的郭夫人于立群出来，见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布衣老头，以为是擅自闯进来的杂役，遂斥责他大喊大叫扰人午睡，刚欲驱赶出门，幸好郭老闻声出来，一见是容老，忙向夫人介绍，才知是一场误会，郭夫人尴尬万分，容先生则一笑置之。 颉刚启事 低调随和的性格一直是容庚的书生本色。他说自己唯有两大癖好终其一生，一是金石，二是书画。因为有感于《列子》“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的道理，金石之外，不敢旁骛。至于书画的收藏考证，也是他50年代南归任中山大学教授时，限于粤中所接触的金石资料远不如北京，故不得已才重拾年轻时绘画的爱好，又致力书画、碑帖之研究，并先后写成《颂斋书画小记》《历代名画著录目》《丛帖目》等，每种均百余万言。尽管容庚先生的学问之始缘于刻印，但此时，刻印倒反而成了他学问之“余事”，偶有涉足，聊以遣兴。就现有资料来看，容庚所留印作虽不太多，然皆渊源有自，典雅清丽。早年他的印章随邓尔疋取顽伯、黟山一路，后倾力于金石学，其印则上溯周秦两汉，朱文取古玺、封泥，白文则仿汉印，文字也参以钟鼎彝器、镜币之意，底蕴扎实，神追古人。如“罗振玉叔言印信长寿”“罗振玉”“沈兼士印”“颉刚启事”“阴符经室”等，或工稳挺拔，或含蓄澹逸，均章法匀帖安详，风格古茂蕴雅。这与容庚先生的气质为人也非常接近，他治学专精，为人谦逊低调，然而学术之外，个性则刚正耿介，爱憎分明，所谓“言不违心，行不悖理”。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批林批孔”的年代，容庚有一句豪言“我宁跳珠江，也不批孔子！”掷地有声，至今仍让人钦佩。据说在一次座谈会上，容庚发言说：“孔子自有他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不应一棍子打死。再说，孔子已经死了二千多年了，有什么可批呢？要批孔还不如批我吧。” 东官容祖椿字仲生又字自盦 由于不谙政治，加之固有的文人性格，心口如一的容庚先生在那时常因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语而遭到批判。譬如大家都在学习诵读“老三篇”，容先生却说：“这‘愚公’可真够愚蠢的，为什么一定要把山搬走呢，难道自己不能绕开走么？”可是，这在全国仅允许一种声音、一种思想的岁月里，容庚这种另一角度的思考方式绝对是大逆不道的，为此，他又遭到革命群众的猛烈围攻。除了“反动学术权威”外，还被加上“炒卖文物”的罪名，并受到“小将们”的皮鞭抽打……直到“文革”结束，阴霾散去，容庚先生才被恢复了名誉，重获自由。其后一时，社会各界对容先生的褒扬之声再度响彻一片。不过面对各种赞誉，容庚先生则依然淡定，保持了知识分子反正狷介、宠辱不惊的可贵品质。他多次表示道：“我不像过去说的那样坏，也不像今天大家说的那么好。我还是我自己。” 来源：《中国书画报》篆刻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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